裴注的史学意义优秀论文

　　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之注，既不同于传统史注的切音注义之作，又不同于后世的补史、考史、评史之作。学者们公认其为注史新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路除引出南北朝时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同类形式的注书外，唐宋之后，史注仍以切音注义为主，如颜师古的《汉书注》、李贤的《后汉书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补注》以及民国卢弼的《三国志集解》等，并未沿袭裴注新路而多依传统路数。裴注所提示的著史要义主要被著史家和评史家所吸收，而其史注形式间或保留在史著之中，如杜佑的《通典》自注，司马光的《通鉴考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因此，注史新路的评定并未能完全揭示出裴注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实际作用。本文拟从裴氏对史学、史书、史家、史料四方面的认识，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说明裴注在我国史著的丰富、完整、客观性的形成发展中所具备的史学意义，进而论定其在我国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史学的认识
　　裴氏在《上三国志表》中说：臣闻，智周则万里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伏惟陛下道该渊极，神超妙物，晖光日新，郁哉弥盛。虽一贯坟典，怡心玄赜，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
　　这是一段典型明确的历史鉴戒论，体现了裴氏对历史鉴戒作用的深刻认识。他先从常理说起，认为一个人能思虑周备，则万事之理自然有序；悬镜高远，则所照之物尽显镜里。对历史的认识，人们虽尽性探微，亦未必识透其中奥秘，但从其连绵发展的启示中，还是可以揭示其大致规律的。因此，欲取得周备的识见，还需听取周围的嘉言美谈；要培养敦厚的道德，就应以前人为借鉴。依据此理，他对宋文帝提出了治国的劝谏：您虽通晓典籍，深爱探究玄理，但还应关注近代史事，广泛地考察历朝的兴衰得失，以求取得对历史发展大势的综合认识，并垂留后世，用以启发教育后人。
　　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认识，同期的史家亦有类似阐述，而裴氏之论尤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认识，已从传统的对人物的褒贬，扩及到对治国措施的探讨了，史学已偏重在为当今治国提供政策借鉴，史学家的评论已具有政策指导的性质了。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史学这一形式更符合战乱之治国需要的必然结果。因为在魏晋南北朝之政权更迭，风云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统治者如何掌握好天下大势，施之以有效的措施，极需有正确的思想指导，而比之于儒学、玄学等纯理论的说教，史学更具深切著明的特点，因此，史学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史家对史学的认识也就更全面深刻了。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长足发展，首先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第一，他们要借鉴古来为政的经验教训。三国各政权均重视读史。如孙权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为部下开列的阅读书目中，史书竟占到七分之四。曹氏父子亦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2。诸葛亮饱读经史，论事常引古代史事作为借鉴，尤其对汉代掌故可谓烂熟于胸。就连武将关羽，亦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3。
　　少数族逐鹿中原能否取胜，往往取决于汉化程度，故学习汉文化成为各少数族当权者的当务之急。史学比之于儒经的繁琐，玄学的深奥，佛学的虚渺，最易阅读也最能解为治之急。后赵石勒为羯人，起兵初仇杀汉人，后改变政策，利用矛盾拉拢汉人，恢复九品中正制给汉人地主以参政的机会，实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很快强盛起来建立了政权。他的成功与熟读史书分不开。据《晋书石勒载记》云，其于军旅之际常令儒生读史书给他听，并按自已的理解谈论古帝王善恶。就此看，史学不但使当权者获取了经验教训，而且提高了其文化素养。
　　第二，当权者需通过著史来确定自己的历史地位。在政权林立并频繁更迭的情况下，撰写国史的目的主要有二，一为颂扬祖德，说明本政权上奉天命下遂人愿的合理性，二以史著互相攻讦争当正统，如北谓南岛夷，南谓北索虏等，史著成了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
　　出于以上所述需要，每个政权建立伊始，便设置史官、史馆，编写前代与本朝史。社会上私人著史亦成风气。这样，史家辈出，史书种类全，数量多，历代难以相比。史著的繁盛促使目录学分类发生重大变化，四分法将史部书独立成类，且置第二位，一改经学附庸的地位，在整个封建文化中占有了显赫的位置。与之相适应，史学一词出现了。从历史知识中获取治国良策的后赵，一建国便设置了负责经学、律学、史学的专门官员，随后刘宋政权又下令设儒、玄、史、文四学，成立国子学，则以经史为主课教授，正式成为国家进行文化教育的教学科研机构，史学与经学在学术领域中取得了同等地位，进入了思想理论探讨的层次。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已由从单纯的历史比附，发展为从行动过程去探讨其思想认识，这是一种学术的升华，意味着我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家素质的提高。
　　裴松之便生活在这样的史学环境中。我们所引其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论述，正是其从思想史的角度所发表的对史学社会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代表了当时的理论高度。智周、鉴远的道理，说明通过历史知识可提高人的智能，形成体备之量；通过学习先人的模范行迹，可修养道德，达到畜德之厚。从此引出对当权者的提示，要降怀近代，博观兴废，以收取总括前踪，贻诲来世的社会效应。虽与疏通知远的传统鉴戒观一脉相承，但应看到，在倡行史学研究的历史阶段，裴氏的论述，实已带有理论探讨、哲理思辨的色彩，反映了当时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而裴氏对史学理论的探讨，在其为《三国志》作注过程中，对当时史书的总结，史料的处理，史家的要求上，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使其注书工作带有了明显的史学批评的特点。
　　对史书的总结
　　史书是史事的载体，史书如何记载史事，使人们从中看到所记社会的全貌和特征，显然是史学批评应当探讨的重要内容。对魏晋南北朝出现的大量史书，从纂写上进行总结，构成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重点。南朝梁人刘勰之《文心雕龙史传篇》是这一时期进行史学评论的专篇，他对反映三国时代的几部史著多不满意，唯独对《三国志》加以称赞，认为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历》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略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肯定《三国志》而批评其他著述的观点，显然受到了裴氏的影响和启发，早于刘勰近百年前，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就指出寿书诠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但裴氏比之刘勰，更有爱而知其丑的辩证观点，他同时也指出寿书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的问题，正由于这一不足，使裴氏对其所爱之书进行了一番修补改进的工作，当然，在修补改进的过程中，不仅仅针对寿书，同时也涉及了反映三国时期史实的所有著述，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进行了总结与批评。
　　裴氏的修补改进工作可分作四个方面：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在上表中他说：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记注分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廖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这种参照同期各家著述，以当时最好的史书作为批评主要对象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了裴氏所提出的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而裴氏所作的工作，也就带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
　　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我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4，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5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据此可见，裴氏所提出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四方面的原则性意见，均具有较强的史学批评性质，而在探求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裴氏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史家的著史态度和识见的高下，也就是说对史家的主体修养进行了研究和论证，提出了对史家的一系列要求，更具史学意义。下面我们讨论这一问题。
　　对史家的要求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直笔实录精神，一开始就将对史家的评论重点放在了史家著史的态度上，裴氏继承这一传统并揭示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政治环境对史家的态度影响最深最普遍，用史书为当权者树碑立传，为本国政权争正统是隐恶扬善产生的主要原因。他对当时史书普遍存在的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6的现象提出批评，并指出陈寿著史亦有此弊。如写官渡之战，绍众十余万，而操军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力量悬殊而曹获大胜。裴氏对兵不满万进行驳难，条列史料说明未应如是之少，并揭示陈寿欲以少见奇以夸大曹操战绩的用心，斥之为非其实录7。记载魏晋换代中陈寿有回护司马氏的倾向，如高贵乡公被司马昭部党所杀一事，仅以高贵乡公卒一语带过。裴注却连引六家记载补充了被杀的经过，显然是对陈寿回护做法的纠正。
　　裴氏认为以爱憎为厚薄的著史态度亏于雅体，有失史法，亦是史家一忌。如孙盛《魏氏春秋》为美言孔融八岁小儿，极言其聪明特达，玄了祸福，见父被执而竟无变容，奕棋不起，一副悠闲逸乐的神态。裴氏指出孙盛原本为博取美谈，却适得其反，失人之常性，废念父之情，无乃贼夫人之子与！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8。再如习凿齿痛恨司马氏，在《汉晋春秋》中将曹髦的葬礼写得很冷清，说明司马氏失礼。裴氏指出：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并总结了人们在认识上极易出现的通病。即一不为善，众美皆亡9的偏颇。这说明裴氏强调客观性，客观地认识问题是其史学思想科学化的保障。基于此，他对史家著史中随意改动史料极为反感，在《魏书武帝纪注》中批评孙盛说：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在《魏书王凌传注》中批评习凿齿说：（《汉晋春秋》所记）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自习氏，且制言治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而对袁暐《献帝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的批评最为激烈。在《荀彧传注》中指斥袁暐之书为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在《袁术传注》中并斥二人说：不知资、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所不取者也。
　　对诬罔视听之作的深恶痛绝，正是其对当时虚妄史风的反击，为此他提出了端正著史态度的原则，即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他在《蜀书庞统传注》中说：臣松之以为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论，不切于实，犹若画魑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弟弟谋逆，兄长告发，本应免其兄死罪，但孙盛却以背情任计，昧利忘亲的迂阔之论来强调王者之体，主张严刑处置其兄。裴氏在《魏书高柔传注》中批评其为空论刑措之美，无闻当不之实，实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言，不切于实。如果大义灭亲的做法不予肯定，实为言之亦死，不言亦死，岂不杜归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这通议论，为史家认识问题提供了一个贵得当时之宜的范例。关于荀彧一生的功过，从荀彧本传及裴注的行文中，可看出陈、裴认识是不同的。陈寿认为荀彧虽一心匡复汉室，但一生辅翼曹操，导致君臣易位，事与愿违，是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裴氏从当时实际出发，说明在汉室衰微，诸侯割据情势下，荀彧要匡复汉室，拯救黎民，只能依靠实力雄厚而又以汉臣自居的曹操，这一选择的结果是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达到了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到曹氏代汉之势不可挽回时，荀彧亡身殉节，全大政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充’，其殆诬哉！这一分析，主要是将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实际中，辩证地论定其贡献，显然又是一个贵当时之宜的范例。类似例证还有很多，要之强调史家要有把握主体、认识主流的识见。
　　就以上各例看，裴氏对史家的要求，既强调道德品质的可靠，爱好感情的纯正，又应有理性认识的深邃，辨章事理的公平，而这些修养又必须放在对客观史事与人物的处理上来检验，看其能否尊重实际，认识实际，从实际出发来反映实际。只有这样，史家才能出以公心，撰成实录。而只有实录，才能标志其真正价值。
　　裴氏对史家的要求，揭示了史家主体必备的史识、史德条件，应该说对后世史评家在史识，史德的研究探讨上是有启发意义的。
　　对史料的处理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蓬勃发展，使史料文献在精密的分类过程中得以整理和保存，史料学逐步形成。在如何运用处理史料的问题上，裴松之亦有精辟论述和实践经验。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意为绘画用多种色彩成文，才能使画面斑烂绚丽；蜜蜂兼采多种花粉酿蜜，才能使甘甜超过花蜜。史家撰著史书也要广收博采史料，认真鉴别考核，合理剪裁去取，才能写出信实可靠的史书。为此，他注《三国志》，奉寻旨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做了大量收集、鉴别、剪裁工作。史料收集以文献典籍为主，前后引用书目达种之多10注文多达万字，接近本文字数11。就此可见其收罗之广泛。在辨明和印证史事时，注文往往引多种史料，如原文高贵乡公卒一句，注文连用六家史料，字数达字之多12，取得了众色成文、兼采为味的效果，将司马昭阴谋篡权的经过做了详细的交待，解开了历史疑团。裴氏还注意录用所见所闻的活史料，如在《吴书孙权传注》中说：松之闻，孙怡者，东州人，非权之宗也。在《蜀书李恢传注》中说：松之讯之蜀人云：‘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在《魏书三少帝纪注》中说：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所有这些典籍的或实访的史料，经过历史的沧桑变革，均成为后人珍贵的文献。
　　与同期史家相比，裴注对史料的剪裁更胜一筹，因此更受后人称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到裴注时说：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注文在史料价值上是否超过本文，尚可商榷，但裴氏征引之富与剪裁之精，确实是使有割裂之嫌的郦道元、李贤相形见绌的。后出的范晔《后汉书》有十六篇与《三国志》篇目相同，但已将陈寿回护曲解之处一一改过，字数增加一倍。细看内容，则多在裴注中已有。就此看，裴注史料以其完整准确已取信于后世。从其注文能被著史家径直取用中，显示了裴注所具备的史书内涵，也就是说经过裴氏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的工作，对史料进行了神心的剪裁镕铸处理后，在原著基础上，裴氏实已构筑了一部新的史书框架。在这层意义上，裴注的史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原著，因为其不仅提供了信实完整的史料，而且说明了处理史料的原则，是有利史书健康发展的。
　　裴氏在总结史料致误致伪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史家著史态度不端正造成的。本文第三部分已对史家的政治倾向、个人爱憎、识见高低做过分析，此外裴氏还分析致误致伪的几种手段，如自造史事，生意改动，附益推演，言不审的，照抄误传等。前文所讲习凿齿之自造、推演，孙盛之生意改之等情况，都有相当的普遍性，而言不审的，照抄误传的情况就更为多见了。嵇康见孙登一事，《魏氏春秋》和《晋阳秋》说法不一，裴氏在《魏书嵇康传注》中指出：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襄阳记》与《汉晋春秋》记董恢之议论辞亦小异，裴氏在《蜀书董允传注》中批评说：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就连被裴氏誉之为事多审正的陈寿，亦有自相矛盾的情况。关于孙刘联盟一事，陈寿在《鲁肃传》中说首议者为鲁肃，在《诸葛亮传》中又说是诸葛亮，裴氏在《吴书鲁肃传注》中说：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照抄误传也是致误的原因之一。如《魏略》记有辛毗一段议论，裴氏认为其进违其类，退似谄佞，不会是秉性刚正的辛毗说的。但《魏略》既已难信，习氏又从而载之，裴氏在《魏书辛毗传注》中痛惜地指出斯人（指辛毗）受诬不少。又如《魏略》、《九州春秋》将刘备三顾茅庐一事说成是诸葛亮主动北上求见刘备的，裴氏在《诸葛亮传注》中说：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至于说到敌国传闻之言，裴氏在《蜀书魏延传注》中强调不得与本传争审，即更不能引以为据。
　　关于称荐、家传、谱牒史料，裴氏亦指出其多溢美之辞，不可全信，要做分析。这点在当时注重人物品评的社会风气中，尤有重要意义，对这种史料不作详审而照抄，必致虚妄不实以讹传讹的后果。关于这一点，其在青年时期就上表做过批评提过建议，在《三国志注》中，又屡有揭批。如在《魏书刘放传附孙资传注》中，指《资别传》为刘放、孙资之负国之言作开脱，是因为史料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但他认为负国之玷，终莫能磨也。他相信这种真伪相蒙的史料，经过史家的详审惩妄，总会真相大白，他本人的实践与对世人的提示正是为此而做的努力。
　　就以上四方面的探析，可见裴氏注《三国志》的用心，已远远超出注的范围，他从增强史学社会作用的层面上，强调了史学在治国政策上的借鉴意义；从史学批评角度，对当时的史书纂写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对史家的主体修养和理论认识，做了具体的纠正和引导，从总结史家运用史料中揭示出致误致伪的原因和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裴注在我国史著的丰富、完整、客观性的形成发展中，具备了重要的史学指导意义。
　　1《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以下凡引自《三国志》者，仅标其传名）。
　　2《魏书文帝纪注》
　　3《蜀书关羽传注》
　　4《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注》
　　5《魏书阎温传注》
　　6《吴书鲁肃传注》
　　7《魏书武帝纪注》
　　8《魏书崔琰传注》
　　9《魏书三少帝纪注》
　　10据清末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
　　11本文字数万。据崔曙庭《〈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一文统计。载于华中师大学报年第二期。
　　12《魏书三少帝纪注》
　　字库未存字注释：
　　原字广下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