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专访（柴静如何一步步激怒中国院士）

　　柴静专访（柴静如何一步步激怒中国院士）
　　今天聊聊一个伪善的公知柴静。
　　1976年，柴静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出生。
　　1992年，考到到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读中专。
　　1995年毕业时，长沙正好准备成立一个新的文艺台，柴静前去应聘，幸运地留了下来。
　　1995至1998年，柴静在湖南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任主持人，主持《夜色温柔》。
　　1999年，柴静偶然进入央视《东方时空》。
　　2003年4月，柴静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同时也是第一个零距离报道非典的记者。她深入到一线，7次与非典病人面对面，参加了《北京非典狙击战》的拍摄，成为最早冒死深入非典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之一，被评为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这是她的高光时刻。
　　之后还推出过《柴静两会观察》，担任过《面对面》主持人，写了一本自传性的书《看见》。
　　最让大家所熟知的是她做了一部纪录片《穹顶之下》，2014年从央视离职的柴静，在2015年做了一部揭露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
　　柴静为了拍摄该片，可谓是煞费苦心，她带领摄制组亲临英国、美国等多个实地现场寻找空气污染的真正源头，然后与中国进行比较。其中大量的视频素材，详实的实验数据，让众人对空气污染有了新的认知。
　　她当时选取的角度很刁钻，正好把握住当时的雾霾情况，瞬间就获得了不少赞誉。
　　但是，不是所有人对柴静的报道都听信之，有部分学者对其中引用的数据提出质疑，认为缺乏权威性，并且指出雾霾与致死率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这些学者指出柴静有刻意夸大中国空气污染程度之嫌，并且无视政府环保的成果，是在以这部所谓的纪录片来美化西方。
　　如果柴静这个对空气污染的深度调查还不足以暴露柴静的真正目的的话，那么在与丁仲礼院士的对话中，关于中国人的排放权问题，则充分暴露了她的本性。
　　我们不妨来看下柴静在与丁仲礼院士对话中的用词。
　　先简单介绍一下对话的背景，丁仲礼院士参加了世界气候大会，而这个大会围绕着排放问题展开，但是这个排放问题不是简单的各国的环保问题，而是各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要求按照国家计算，而不是按照人口计算，这种要求明显就是圈套。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很低，人口只有几千万，上亿的国家很少，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很多都上亿了，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果按照国家计算，那么中国的排放量如果要求和不丹一样，那基本上中国人口的生存权就被剥夺了。
　　因此我们对此强烈反对，于是西方发达国家又提出按照发展程度来计算，总之不管怎么计算，中国在其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是受到限制的。
　　这其中为什么要限制排放，来自于英国科学家用计算机进行的模拟，模拟当温度升高多少度会导致多少物种灭绝，因此要求全世界限制排放。
　　柴静认为既然别人制定了标准，我们就应该遵守执行，而丁仲礼认为这个标准不能作为价值判断，于是柴静于丁仲礼之间的矛盾就从这里开始，
　　柴静：给我们的印象是，它得到了主流科学界的认同的。
　　丁仲礼：科学家有主流吗？
　　柴静：我们理解的主流是
　　丁仲礼：科学家的主流，是根据人多人少来决定的吗？科学是真理的判断。
　　柴静：不过我是看到，这次IPPC的方案当中并没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啊？它并没有要求你减多少啊，不是吗？
　　丁仲礼：它确实是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设定绝对量的，它对发达国家设定了量，中期2020年有25到40的减排，2050年要有80到95的减排，它有这个数据，但是它有一个总量，就是全世界还有大概是8000亿吨的二氧化碳可以排，等于这个蛋糕的数量是定下来的。IPCC对发达国家有一个定量的排放的控制，等于就先定量地切出去一块蛋糕。这个切走的蛋糕不是很大，IPCC不是很黑，他的蛋糕是2。3倍。这2。3倍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今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我们说二氧化碳是累积起来的排放，前面还有差别吧，前面的差别是多少？前面差别是7。54倍。
　　柴静：你指的是什么时候的差别？
　　丁仲礼：从1900年到2005年这105年之间，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7。54倍。
　　柴静：但是IPCC这个方案是不算过去的，它只算当下，而且它认为发达国家率先减了80还不行吗？
　　丁仲礼：这里面我们先不跟他去争论，咱们先把以前的事情放一放。那我们就看今后，减排这个词说起来挺好听，同我刚才讲到的，排放权分配是一回事。8000亿吨的蛋糕是定下来的，尽管一步一步往下减，但是你基数大呀，你的基数是发展中国家的4。8倍。你就要往下这么切蛋糕，它马上就是切走，是你的2点几倍了嘛，所以说这里面包含了一个非常大的陷阱。
　　柴静：陷阱？
　　之后丁仲礼要求我们应该与发达国家享有同等人均排放权，但是遭到柴静的诘问。
　　柴静：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你这么一乘的话，那个基数太大了。
　　丁仲礼：那么我就要问你了，中国人是不是人？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
　　之后丁仲礼认为IPCC的方案是有意让发达国家获取排放特权，而让发展中国家花费巨额资金购买生存权。
　　柴静：你现在是在直接指责IPCC。
　　丁仲礼：为什么不能指责，既然你承认你是科学的，你就得要经受得住人家的批评。
　　柴静：我看到你的措施是很激烈的，有这么严重吗？
　　作为采访的记者，提问的角度可以不一样，但是柴静的角度基本上是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角度，以一种责难的态度去质问丁仲礼院士。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柴静与丁仲礼院士的面对面访谈。
　　整个访谈中，柴静看似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其实背后隐藏着自己对西方的无限认可和崇拜。
　　她的提问态度基本上是主子要我们干嘛，我们就应该干嘛，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主子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我们遵守就够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访谈，我们更加可以看清楚柴静的真面目。
　　柴静的访谈中暗藏的意思是，中国人不应该享有跟西方发达国家同等的排放量。
　　那么她为什么要这么自虐自己呢？
　　直到她远走美国生下女儿时，大家才真正看清楚柴静的真面目。
　　她的女儿在美国出生，根据美国的法律，可以享有美国国籍。
　　这也就佐证了柴静为什么并不在乎中国人是否应该享有跟西方发达国家同等的排放量，因为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她早就为自己想好了后路。
　　而过去她所做的一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终都是在为成为一个美国人而努力，所以才会有《穹顶之下》的纪录片，才会有与丁仲礼院士对话时的那番言辞。
　　因为不弄点投名状的东西，怎么能被主子认可而成为一个美国人呢？
　　丁仲礼院士在与柴静的对话中，表达了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养，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而柴静眼里除了灯塔国，其他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