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

　　这里是就鲁迅先生的文章中论到中国语言文字的话，综合的加以说明，不参加自己意见。有些就抄他的原文，但是恕不一一加引号，也不注明出处。
　　鲁迅先生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文章只是口语的提要。我们的古代的纪录大概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不用说是口语的提要。就是宋人的语录和话本，以及元人杂剧和传奇里的道白，也还是口语的提要。只是他们用的字比较平常，删去的词比较少，所以使人觉得明白如话。至于一般所谓古文，又是古代口语的提要而不是当时口语的提要，更隔一层了。
　　他说中国的文或话实在太不精密。向来作文的秘诀是避去俗字，删掉虚字，以为这样就是好文章。其实不精密。讲话也常常会辞不达意，这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必须借助于粉笔。文与话的不精密，证明思路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这种糊涂的语言，即使写下来读起来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些糊涂的影子。要医这糊涂的病，他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在语言里装进异样的句法去，装进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句法去。习惯了，这些句法就可变为己有。
　　他赞成语言的欧化而反对刘半农先生归真反朴的主张。他说欧化文法侵入中国白话的大原因不是好奇，乃是必要。要话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就只得采取些外国的句法。这些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泡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但补偿这缺点的是精密。反对欧化的人说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子是不够的。即如欧化这两个字本身就是欧化的词儿，可是不用它，成吗？
　　归真反朴是要回到现在的口语，还有语录派，更主张回到中古的口语，鲁迅先生不用说是反对的。他提到林语堂先生赞美的语录的便条，说这种东西在中国其实并未断绝过种子，像上海堂口摊子上的文人代男女工人们写信，用的就是这种文体，似乎不劳从新提倡。他还反对章回小说体的笔法，都因为不够用，不精密。
　　他赞成语言的大众化，包括书法的拉丁化。他主张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他将中国话大略分为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主张地方语文的大众化，然后全国语文的大众化。这全国到处通行的大众语，将来如果真有的话，主力恐怕还是北方话。不过不是北方的土话，而是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
　　大众语里也有绍兴人所谓炼话。这炼字好像是熟练的意思，而不是简练的意思。鲁迅先生提到有人以为大雪纷飞比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神韵。他说在江浙一带口语里，大概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水浒传》里的那雪正下得紧，倒是接近现代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这里说的神韵大概就是自然，到家，也就是熟练或炼的意思。
　　对文言的大雪纷飞，他取那雪正下得紧的自然。但一味注重自然是不行的。他主张语言里得常常加进些新成分，翻译的作品最宜担任这种工作。即使为略能识字的读众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自己想想或问问别人就能懂得的为度。这样逐渐的拣必要的一些新成分灌输进去，群众是会接受的，也许还胜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必需这样，大众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鲁迅先生主张的是在现阶段一种特别的语言，或四不像的白话，虽然将来会成为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
　　这种特别的语言不该采取太特别的土话，他举北平话的别闹别说做例子，说太土。可是要上口，要顺口。
　　他说做完一篇小说总要默读两遍，有拗口的地方，就或加或改，到读得顺口为止。但是翻译却宁可忠实而不顺；这种不顺他相信只是暂时的，习惯了就会觉得顺了。若是真不顺，那会被自然淘汰掉的。他可是反对凭空生造；写作时如遇到没有相宜的白话可用的地方，他宁可用古语就是文言，决不生造，决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
　　他也反对做文章的做，做了会生涩，格格不吐。可是太做不行，不做却又不行。他引高尔基的话大众语是毛坯，加了工的是文学，说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他所需要的特别的语言，总起来又可以这样说：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口头取来，有些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北平《新生报》，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