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直逼10亿影院哭成一片，这部电影留住了我们共同的记忆

　　在今年暑期档上映的电影中，《中国医生》成为了最引人瞩目的一部。截止20日，票房更逐渐逼近10亿关口。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不论从艺术性和真实性上，《中国医生》都做到了完整且充分，而电影在不刻意渲染情绪的基础上，做到了叙事和情感的双线并行。
　　除了题材与现实生活的粘合性，影像对于现实的重新整合，让情感力量超越了事件本身的时间线性，实现了视听意义上的整合。可见，《中国医生》足以撑得起今年暑期档电影质量的台面。
　　毕竟事件本身所带来的震撼力是极为强大的，而在这背后，更是中国电影在表达学上的进步。除了以上可被感知的情绪之外，《中国医生》到底好在哪里？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
　　职业特点和普世情怀的统一
　　首先，就《中国医生》的表现主体来看，聚焦于奋战一线的医生和护士等医护人员群体。观众在医生的主视角引导下，让我们全面观察到医院内部的运作体系。
　　尤其在疫情肆虐的武汉，如何让资源和救援得到最大化分配，成为了金银潭医院所面临的重大难题。而电影开篇以张院长本人为叙事主体，展现了特殊职业应有的责任心和专业度。
　　当然，张涵予饰演的张院长一角在身体化影像语言和角色魅力的快速呈现，医生的整体职业道德以小见大，在典型人物的塑造牵引下，形成了我们对于医生群体的情感认同。
　　其次，电影利用蒙太奇完成了医生和病人间的情感转化。尤其在现代医学发达的今天，如何让医学本身专业性和电影普遍性传达融为一体，显然救援成为了深入特殊群体的切入口。
　　救援同样也成为了续《中国医生》后续影像铺展的着力点；在影像的介入下，快速且专业的肢体语言构成了电影荧幕的主要传导力量。
　　通过一次次争分夺秒的救助、一次次生死关卡的争抢，奋斗一线的陶俊、迅速成长的杨小羊、护士长文婷等医护人员构成了化解事件危机的主要英雄。
　　不同于张涵予的院长一角，以上角色的人性魅力通过对方（病人）的映射，形成了医生病人之间情感关系的对立统一。
　　第三，医护人员施加于病人的救助，完成了技术精进和人道主义情怀的双重统一。病人在传达对医生的多元情感（抗拒、无奈和感激），医生在对技术的探索中实践了人道主义的高尚品质。
　　对于病人的救助无法单纯靠爱发电，精准化救助、对于病毒的回击，成为了医生们践行人道主义的最有效动作，这填补了我们对往事认知的空白，且构成了影像的主干。
　　丰富的影像冲击力
　　在全面关切的特殊事件面前，中国医生们不屈的意志力以及国人对生命美好的渴望，成为了电影彰显的核心情绪。
　　庆幸的是，这部电影并非催泪弹如此简单，刘伟强导演以近乎纪实的手笔配合娴熟的电影技巧，完成了特殊事件中典型人物的独立书写，且以影像的感染力保留了我们的共同回忆。
　　《中国医生》让技术和价值互为表里，当工业化美学服务于灵魂书写后，电影构成了内在思想和外在技巧之于生命价值表达的统一。
　　技术是服务于价值的，肢体语言通过丰富的影像手段得到了最大限度地传达，在电影中肉眼可见。尤其在特殊情境下的紧急救援，医生的高尚操守和职业神圣化特质，得到了迅速凸显。
　　工业化带来的剪辑魔力的配合下，刘伟强包括特写、远景、快速剪辑和梦境等等，视觉冲击力赋予的观赏性得以完好保留，角色的一举一动皆能抓人心魄。
　　许多年轻人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身体力行，他们的生活化语言和现代感动作进一步增添了我们对事件的共情、对电影本身的共情，且构成了我们对回忆震撼力的追溯。
　　杨小羊作为当下年轻受众的代言人，身上的浪漫情怀和真实感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在落差中人格是完整统一的。落差再投射到荧幕外的观众情感，反而引起了年轻人之间的共同价值取向。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医生》并非全面增强了电影性的话语表达，真实感的嵌入完善了电影事件叙述的饱满度和层次感，这也体现在医院之外的人生。
　　现实主义叙事技巧
　　《中国医生》这部电影能得到观众共情的原因，还在于真切的现实主义表达。经历了两年前《中国机长》的真实事件书写的尝试，《中国医生》的叙事风格更见从容和圆融。
　　首先，《中国医生》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张院长背后故事的复杂性。张院长医生身份之余的病人身份，且家属的患者身份更构成了职业的天然脆弱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医生和病人身份是相互转化的。
　　而转化的力量并非导演刻意而为之，当人物脆弱对面通过身体的自然转化得以实现之后，进一步实现了电影之间身份的模糊感。
　　换句话说，人物的无常命运和未来的生死未知性，共同构成了人物近乎真实的脆弱。
　　除了张院长这一典型之外，文婷家门前的水果摊老板、在家中双亲相继去世的姑娘等等，这构成了医院之外的疫情群像，一个个脆弱且真实的个体，构成了他们坚强外壳背后最温暖和动人的一面。
　　在这背后更是中国城市家庭关系建构的新样态，它们在面对疫情时，以家庭为单位的亲情关系构成了对抗疫情散播的核心单元，李晨饰演的吴晨光援鄂身份，则强化了电影原本的亲情认同。
　　而城市和人之间的生存和情感关系，通过武汉疫情得到了全面意义上的强化。如果说医院是电影聚焦的决战主战场，那么城市所构成了广域空间，构成主人公们要面对的终极对手。
　　电影中通过氛围的营造，现实主义的描写构成了电影后半段的主旋律转化，而人物内心中恐惧和光明的对决，融合进角色的意志力当中，可感可知，足以让观众动容。
　　医生之间、医生和病人之间、病人和病人之间的意志力传导，最终形成了感染荧幕内外的精神合力，且生发于武汉这座城市本身，也源于中国都市家庭构建的情感凝合力。
　　战胜了最初的恐惧感，实现了情感意义上的反转。《中国医生》以暗色和亮色双重色调的切换，喻示着叙事和情绪的分水岭，这也构成了电影符号学意义上镜头语言的切换。
　　电影中有一些小细节值得我们注意，敢作敢为的医生陶俊在醉酒后说出了心里话，在撕掉了吴晨光的遗嘱后，他对他人生命的关怀构成了他的人格底色。
　　对于病人的责任心和他人生命的敬畏，成为了当下中国医生默认的高尚职业操守，且构建起这部电影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