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50年（连载15我是农民教授）刘生文

　　7、我是农民教授
　　1986年10月，我发起创办了全市第一家乡村文学社春阳文学社。在文学社成立大会上，我当选为第一任社长。我架着双拐，走上主席台，望着台下百十号热爱文学的青年男女，夸下如此海口：我们要把昌马驴多秀才少的落后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我们要把自己的作品打出玉门，打出甘肃，打出中国，打向世界
　　院子里的掌声，经久不息
　　时任昌马乡党委书记的康学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刘社长，你可要时时记住自己的承诺，既然成立了文学社，就一定要办出个样子，千万甭一沟子（指屁股）坐个扁踏踏。我今天也向大家承诺，今后，文学社里谁发表的作品多，我就破格把谁招到乡政府当干部！
　　院子里又响起一片掌声。
　　大牛吹出去了，国际玩笑也开了，要真的搞不出名堂，真要一沟子坐个扁踏踏，可就把刘家的先人臊的从供桌上跳下来了。
　　压力，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我是自找苦吃，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是把不痛的手，楞往磨眼里插
　　我是谁，我是身残志坚的刘生文，我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刘生文，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刘生文，我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刘生文！
　　社员们的写作水平太差，这不要紧，办他一个冬天的写作培训班，讲小说，讲散文，讲诗歌，讲报告文学，逮着什么讲什么。既然办班，总得照着教材正儿巴经的上辅导课，总不能把大学中文系的写作教程拿来照本宣科吧，如果真那样，会适得其反。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急得像日疯了的母狗。
　　还是妻支了个高招，让我根据每个学员的不同情况，编写出一部切实可行的写作辅导教材。
　　一语惊醒梦中人，编，对，就编出一部本土教材，编出一部受昌马文学爱好者喜欢的教材。凭着我几年的阅读积累，凭着我几年来在文学之路上摸爬滚打的经验和教训，凭着我对文学的热爱，凭着我对各种门类文化知识的积累，凭着我对家乡昌马的热爱，凭着我的聪明才智，编写一部写作辅导教材，应该没有问题。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在文学社那些姐妹兄弟面前立下军令状，力争十五天，拿出一部十万字的写作培训教材，进入十一月，我们就正式开班。
　　大家拭目以待！
　　我日以继夜地干，妻当我的秘书，帮我查资料，写卡片，抄写讲稿，端茶倒水
　　我简直就是个写作天才，每天，我都以一万字的速度推进。逢了停电，妻就点亮两盏香气四溢的清油灯，让我的面前尽可能多一些光亮。也就半个月吧，我拿出十一万字的《写作辅导教材。我们的写作培训班提前10天开班，我试讲了一课，反响空前的好。接下来，我们的文学培训学校就在妻弟张天军家开班了。
　　那时侯的人，思想非常朴实，为了我们的文学培训学校，我的岳母一家，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多，却不求一丝一毫回报。
　　不敢有忘，1986年12月初，我本就伤残的左腿，忽然疼痛难忍。妻用架子车推我去村卫生所找大夫看，一村医诊断为坐骨神经疼，天天打针吃药，依然不见效。正是讲座的关键时刻，我却无法行走。当时，妻怀有8个多月身孕，我心急如焚。开初的几天，夜里是妻和六岁的女儿用架子车推我去四队岳母家。接下来，是富建国（病故，亡时50岁），赵进军（车祸亡，去时34岁），姜玉梅几人夜夜接送我。随后，接送我的队伍日益壮大，从最初的二三人，扩大到二三十人，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啊！
　　到了年底，一本教材全上完了，我们速成文学培训班的100多名学员，全部顺利结业，个个都掌握了自己喜欢的写作门类。
　　我们的培训，分为小说、散文、诗歌三大门类。天天夜里开课，换学员不换老师。有一半学生，每一门类都参加。他们中间就涌现出了张爱民、王玉琴、富建国、李建强、李建辉、魏德永、裴著清、赵世兵、赴进军、杨生军、张秀琴、张天军、姜玉梅、吴奋良、陈淑霞、王永恒、等不少小说、散文、诗歌都能来几下的学员。
　　我记得大约是12月初的一天，家中来了一个酒泉的大学生，他是从电台和报纸中了解到了我创办乡村文学社的情况，就慕名前来求教学习。在听了我的一节小说讲座，一节散文讲座，一节诗歌讲座后，当着大家的面，叫我刘教授，叫的我脸热心跳，羞愧难当。看我不好意思的样子，他对我说，称我教授，并不是有意恭维我，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尊称。
　　我问那个大学生：何以称我为教授，我可连小学文凭都达不到！
　　那个大学生说：以你的讲课水平，你的这个教授名称实至名归。我在大学里听过好几个教授的文学讲座，尽讲些高深莫测的东西，听上几场讲座，什么收获都没有。听了你的三场讲座，简直受益终生。你的讲座，通俗易懂，操作性很强，而且独具特色。听了你的三场讲座，我就知道了小说怎么写，散文怎么写，诗歌怎么写。那些所谓的教授，根本讲不出这么实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虽没有像样的学历，但在我心目中，你就是名符其实的教授。
　　那个大学生的一席话，让大家耳目一新，却让我如坐针毡。
　　接下来，那个大学生问我讲稿的来源。不用我回答，大家都纷纷告诉他，是我花了半个月时间亲手编写出来的。
　　那个大学生一听教材是我用半个月时间编写出来的，一时都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那个大学生肯定地说：想不到你都能编写出如此有实用价值的教材，你真了不起啊，你简直就是个农民教授！
　　起初，大家都叫我刘老师，慢慢地，大家对我的称呼变了，都亲切地叫我教授，或者教授哥哥。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残疾人，被大家尊称为教授，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啊。不为别的，就为了大家一声声教授，我也得干好我的本职工作。
　　教材是讲完了，美中不足的是，讲的理论方面的东西多，涉及具体作品少。不久，我又跪在炕上，爬在炕角的红箱子上，拟出一份作品分析大纲。那些日子，我发疯地读一些各大刊物发表的经典作品。比如《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墓》、《大墙下的白玉兰》然后写出分析报告，讲给大家听。
　　1987年初，我从《十月》杂志上读到一篇王星泉写抗战的中篇小说《白马》。那篇小说写得荡气回肠，精彩绝伦，我激动的鼻子一把泪一把
　　得知我病情严重，先是王玉琴和陈淑霞两人来看我，我就给她俩讲白马的故事。疼痛袭来，我就在炕上打滚、吼叫，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必胜！疼痛减轻，我又接着讲，听得两个女孩泣不成声。我明白，她俩是心疼我呀！紧接着又是一拨一拨的人来家中探视，来了人，我就又忍痛给大家讲中篇小说《白马》，讲那一匹不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中国战马，讲中国抗战将士的英勇善战。讲着讲着，疼痛一阵阵袭来，我就躺在炕上打滚、叫唤，嚎啕大哭。疼痛减轻，我又翻起身，跪在炕上继续讲，直到把整部小说讲完。那时侯我三十四五岁，记忆力好的出奇，一些精彩的段落，我都能原原本本讲出来，而且还能插入一些精彩的点评，大家就不断叫好鼓掌。大家离开时，我还鼓动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十月，尽快读一读《白马》。
　　为了尽快阅读到王星泉的中篇小说《白马》，那些小弟弟可谓绞尽了脑汁。有好几人坐车去了玉门、酒泉等地，购回几十本《十月》杂志。但不能人手一册，就把刊物拆成两半或三半，进行分散阅读。更有甚者，有几人竟全文抄下了《白马》。大家的阅读热情，真让我感动呀！
　　几天之后，我在家中成功举办了《白马》讨论会。大家听了我讲述的白马故事，都群情激昂、热血沸腾
　　之后，大家都纷纷谈了阅读《白马》的种种感受，都讲得非常精彩。至今我还记得，富建国说他夜里做了一个梦，他骑着白马，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捕。身负重伤的白马，驮着他到了一道悬崖，眼前是一片大海，白马停住了脚步。忽听后面的鬼子大喊，抓活的，活捉白马，大大地有赏。他嗷嗷叫着：小鬼子，想得到老子的白马，你们痴心妄想！骂完，他大喊一声，白马，咱跳下去，绝不当小鬼子的俘虏。白马得令，扬起四蹄，嘶叫几声，向百米高崖下跳下去，他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富建国讲的梦，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我趁热打铁，告诉大家，要想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就必须大量阅读好的文学作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文学的康庄大道上勇往直前。
　　我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教授，被人私底下叫了许多年。今天想起来，还感到好笑。
　　多年后，我参加了甘肃省第四次文代会（10年一届），与甘肃各界文化名流欢聚一堂，受益匪浅。客居金城宾馆，与庆阳一大学教师于一室。会余，就与那个老师聊文学，聊什么呢？聊中国古典文学，从什么地方聊起呢？就依据我熟读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又以《红楼梦》为突破口。接下来的几夜，我们又聊了欧美文学，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大都是我说他听。聊了几夜，那个大学老师忽然问我：你是教授吗？
　　我笑着回答：是教授，可我这个教授，不是考取的，是一帮文学爱好者封的。
　　那个老师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这个教授，虽没文凭，但很有文化，值得我学习一生。
　　关系近了，那个老师赠了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陇东学院中文系教授，我简直受宠若惊，也后悔不该在真正的大学教授面前夸夸其谈，班门弄斧。我向那个教授鞠了一躬，以表示我的轻狂之举，还回赠教授一本自己的小说集。那个教授二话不说，低头阅读我的短篇小说集。一两个小时后，教授站起身，给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说：在我面前，你才是真正有学问的教授。那个教授的举动，让我感动不已。真应了一句话：真正有学问的人，是谦恭的。
　　无独有偶，去年与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在微信群里相逢，她叫谢平，是兰州一高校的退休教师。当老师从别的渠道获知我不仅著有四五本书，还完成一部三十六集电视文学剧本，便用微信红包发来1200元，说购买我出版的所有作品，以便研究学习。我便诚惶诚恐寄去了我们一家所著的十几本书，还有我创办的几份文化公益刊物。
　　大概是2019年6月初的一天，谢老师和我视频聊天，显得十分激动。她说她读完了我寄去的所有作品，夜里激动的都睡不着觉。最后，谢老师说我的学养，己足够一个教授的水平。她说陇东学院有她一个亲戚，她想介绍我去陇东学院任中文系客座教授。我当即以照顾多病的老伴为由，婉言拒绝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一个连小学文化程度都达不到的半文盲，去大学冒充教授，岂不让先人们笑掉大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