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一文带您走近那个时代的蔡元培先生

　　文杨旭萍
　　历史的东方总是一样的崭新，总在破晓着一个又一个黎明前的晨雾。
　　李大钊有言：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
　　崇高的、美好的爱情是一场生命之约、生命之恋。志同道合、互相欣赏、两情相悦的婚姻是人们一直以来最向往的生活。曾经的婚姻，犹如重重雾霭、沉沉暗夜，令我迷茫，令我压抑。但我在雾霭中、暗夜里，驾着生命的航船一直勇敢前行，逐渐调整航向，直到迎来破晓的黎明，萌生早春的幼芽并茁壮成长。
　　彩虹逝
　　从小接受私塾教育的我，十几年的勤学苦读后，我于光绪年间，先中了举人，后点了翰林。紧接着，我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照中国传统的旧式婚礼，迎娶了从未谋面的妻子王昭。
　　我也曾非常向往琴瑟和鸣、相敬如宾的夫妻生活。可是，王昭的洁癖以及封建思想让我简直无法容忍。她每天把家里的一切家居器物擦洗得一尘不染，禁止他人触摸。她的好多礼节实在繁琐之至，最令我无法忍受的便是她毕恭毕敬地称呼我老爷。我非常生气，她却极其温顺地说：唉，奴家叫习惯了，总是改不过来。我无奈、无语我们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我在煎熬中度日如年。
　　我常常在想：难道三纲五常要求的一切道德礼教就得全盘接受吗？这其中没有思想的糟粕？一个家庭中必须是男尊女卑？女人必须裹脚，必须称呼丈夫为老爷，称呼自己为奴家吗？
　　我迷茫、压抑、痛苦；我憋闷、惆怅、无奈。我快要窒息了！我急需解放自我，但我不知如何是好。我的前方是无尽的暗夜，我不想长眠于此，我期待一束光亮，哪怕是微弱的一束。
　　随着戊戌变法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如一缕缕春风吹过中国大地，我感受着新春的气息，也萌生着无尽的希冀。我同情维新，提倡新学；我反思自我，积极创新。同时，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写下了《夫妻公约》，注重夫妻交心。我积极修复和妻子的感情裂痕。终于，妻子开始解放缠脚，破除鬼神迷信，我们过上了犹如新婚的幸福生活。哪料，好景不长，妻子因病去世。我们的美好生活犹如风雨后的绚烂彩虹，转瞬消逝，只留无尽的思念在心底。我一时间难以接受，倍感凄凉、悲痛。
　　画中缘
　　32岁的我在妻子病逝后，面对纷至沓来、扰我清净的媒人，厌烦至极、哭笑不得。怎么办？怎么办？！我害怕自己又掉进封建婚姻的泥淖中，我极力地自我调整、自我修复。为了还我清净，我写了一份征婚启事，张贴在自家的墙壁上：
　　第一，不缠足，天足；第二，识字的；第三，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丈夫死了，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天足、改嫁、离婚，在当时封建礼教根深蒂固下的中国，简直惊世骇俗，这是我无奈之下又萌生的杰作。这份启事一出，终于如我所愿，门可罗雀。
　　后来，我只身离开绍兴，到余杭办学。受友人之邀，去府上做客。宴毕，赏画时，我唯独对一幅工笔画流连忘返：流畅轻柔的笔锋勾画出淡雅的线条，远的天与近的花鸟动静相宜，画中似乎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
　　正当我沉浸在这幅画中时，朋友调侃我的征婚启事，询问我是否找到意中人，如果没有便要做媒。
　　天足？识字？敢再嫁？我把朋友的做媒完全否定，并且一再强调暂不考虑再婚。
　　哪知朋友一本正经地说：你总不能这样凄苦地过下去吧？再者说两个孩子的饮食起居、浆洗缝补也总得有人照顾吧？我介绍的这个女子不一定三色俱全，但肯定是女中巾帼。此女16岁丧母、靠卖画抚养弟弟，可谓贤雅；17岁刲臂和药治父疾，可谓孝烈；其父黄尔轩是江西名士
　　未等朋友说完，我指着墙上这幅画：莫不是这幅画的主人？
　　朋友哈哈大笑：正是此女，名叫黄仲玉，如果互相有意，真算一段奇缘！
　　在朋友的介绍下，我们相识。黄仲玉清丽雅致、娟秀绰约、温婉谦和、知书达礼、兰质蕙心，是我心仪的女子。我大胆追求仲玉，两人你情我愿。我们于1902年1月1日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了中西合璧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既不铺张又不俗气，也没有以往繁琐的仪式，只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演说会来代替闹洞房。
　　这场简单的婚礼，在当时人们看来，又是有悖于一直以来的传统婚姻模式的，让绝大多数的守旧派儒生不可思议。但我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一棵大树，也要适当地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让明媚阳光、清澈泉水照耀、润泽这棵大树，使其枝繁叶茂。我想以此改良社会风气，打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
　　婚后，我组织成立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后来又加入孙中山先生成立的同盟会。1907年我编著了体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中国伦理学史》。1920年底，我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殊料，却传来妻子因病去世的噩耗。我悲痛欲绝，双眼盈泪，提笔写下《悼亡妻黄仲玉》。
　　我的第二段婚姻，因画结缘的婚姻，自由、平等、美好的婚姻就此埋葬在了心底。何时想起仲玉，心都悲痛、流泪
　　爱唯你我
　　我忍着丧偶的悲痛，于1921年抵达上海。昔日故友邀我赴宴，哪知他也是考虑我一个人的清苦，执意给我介绍对象。我自认为此生已到暮年，早已习惯灰冷的生活，只盼隐居，远离红尘，根本不考虑再婚。故友却一再邀约，旧话重提，并且说他也是受人之托，实在不能拒绝，我便答应他，却提出三个条件：一、本人要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二、年龄稍大；三、熟谙英语而能成为研究助手者。
　　我想如此苛刻的条件肯定是最好的回绝理由，哪知意外又出现了，故友双掌一拍，哈哈大笑：我还可以再加几条！原来他所说的是我的学生周峻。周小姐不仅聪明贤惠，更是才貌双佳。从故友口中得知周峻仰慕我十余年，立誓不嫁。
　　我听得哑口无言。内心复杂、沉重，不知如何是好，思绪回到了往日周峻三十好几了，一直待字闺中，看她的眼神形态，对自己颇是有意的，但言语间却从未表露。
　　我该怎么办呢？相差二十余岁的我们可以吗？我是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吗？我是畏惧别人茶余饭后的评论吗？不，我们只要彼此愿意，两情相悦，我们是可以的！爱只在你我！！一番思想斗争下，我答应了故友。
　　我和周峻于1923年7月10日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新式婚礼。我西装革履，周峻身着婚纱，我们去苏州留园拍了婚纱照。
　　婚后十天，我携周峻及子女一起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周峻和女儿都进了国立美术学院，我潜心编写《哲学纲要》。每至黄昏，布鲁塞尔的林间小道上，都有我和妻子携手散步的背影，我们吟诗赏月、谈古论今，生活恬静、温馨、温暖。
　　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我的妻子周峻是我的知音，是我人生最后的晴空与星月。
　　我的三段婚姻，是我的新意识初萌、新思想之潮。我冲破旧俗，让新文化、新思潮落地生根。在雾霭和暗夜中，我不畏枷锁和羁绊，迎来了破晓的黎明。
　　我的人生，我的爱；我的萌芽，我的情；我的思想，我的心。
　　我是这个时代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是这个时代的学术创新、轰轰烈烈；我是这个时代的惊世骇俗、不可思议；我是这个时代的我自己；我就是这个时代的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