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朱元璋传（刘邦传）

　　吴晗朱元璋传（刘邦传）明十三陵景区2021060216：06：56文彦博：王安石胡乱主张，要改变法度。其实祖宗朝的法制就很好，不要胡改，以致失掉人心。
　　宋神宗：更改法制，对士大夫也许有些吃亏，可是，老百姓是喜欢的。
　　王安石
　　文彦博：这话不对，皇家是和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老百姓何干？
　　宋神宗：就是士大夫也不全反对，也有人赞成改革的。这是熙宁四年（1071）三月间的事。
　　和前一时期不同的是，前期的世族子弟有了庄园，才能中进士做官，再去扩大庄园。这时期呢？中进士做了官才能购置庄园。名臣范仲淹年轻时吃冷粥，过穷苦日子，到做了大官就置苏州义庄，派儿子讨租子，得几船粮食，便是好例子。前一时期的世族，庄园是中进士的本钱，后一时期的官僚，庄园是做官的利息，意义上不相同，政治地位自然也因之不同。
　　文彦博
　　更应该注意的是印刷术发明了，得书比较容易，书籍的流通比较普遍。国立学校学生入学资格必须父祖曾做几品以上官的规定取消了，而且，还有许多私人创立的书院，知识和受教育的机会不为少数家族所囤积独占，平民参加考试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读书成为做官的手段，遗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念书，考进士，做官，发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帝王做仆役服务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政府的提倡，社会的鼓励，做官做绅士得从科举出身，竭一生的聪明才智去适应科举，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皇权由之巩固。官爵恩泽，都是皇帝所赐，士大夫以忠顺服从换取皇家的恩宠。皇家是士大夫的衣食父母，非用全力支持不可。士大夫是皇家的管家干事，俸禄优厚，有福同享。前期的共存之局到此就变成共治之局了。君臣间的距离恰像店东和伙计，主佣间的恩惠是密切照顾到的。
　　士大夫从共存到共治，由股东降作伙计，已经江河日下了。到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卖身的奴隶，士大夫成为皇家的奴役了。
　　明初的士大夫，既不是像汉、魏世族那样有威势，又没有魏晋隋唐以来世族的庄园基础，中举做官得懂君主的窍，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喜怒为喜怒，从办公事上分一点残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业。一有不是，便丧身破家，挨鞭子、棍子是日常享受，充军做苦工是从宽发落，不但礼貌谈不上，连生命都时刻在死亡的威胁中。偶尔也有被宠用的特务头子，虽然威风，可是在朱元璋的心目中，甚至口头上，只把这些人当恶狗，养着咬人。皇帝越威风，士大夫越下贱，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士大夫越被制抑，皇帝就越尊贵，君臣的关系一变而为主奴。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体贴入微地逢迎阿谀，把皇权抬上了有史以来的极峰。
　　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被摧毁，是皇权极权化的另一面。
　　宋神宗（北宋第六位皇帝）
　　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把政权分作三部分。在形式上、在理论上防止臣下擅权，分而治之，各机构互相钳制，同时也防止做皇帝的滥用权力，危害根本，是消极地巩固皇权的一种政治制度。实际执行政务的六部，在尚书都省之下，地位很低。凡百政务推行，名义上由政府首长负其责任，事情做错或做坏了，一起推到宰相身上，免官降黜甚至赐死。皇帝对国事不但不是直接领导，并且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例如有天灾人祸等重大事变，开明一点的皇帝最多也不过是素服减膳避殿，下诏求直言，或进一步自我检讨一下，下诏罪己，闹一通也就算了。因为皇帝不能做错事，要认错，要受罚，也只能对上天负责。三省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使皇帝不负行政责任，用臣下做赎罪羔羊的办法。到元朝合三省为一省，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以后，又废去中书省，提高六部的地位，使其直接向皇帝负责，根本取消了千多年来的相权。皇帝除了是国家元首之外，又是事实上的政府首长，直接领导并推进庶务，皇权和相权合一，加上军队的指挥权、立法权、司法权和任意加税或减税权，以及超法律的任意处分权，人类所能运用、所能想到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一人之手，不对任何个人或团体负责。这种局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素材来源：《朱元璋传》作者：吴晗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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