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钱一个肾（联系买肾医院）

　　一个小伙准备外出找工作，怎知却被骗到印度摘除肾脏。在尼泊尔，这样的事并不少见，每年都有7000个人的肾脏被摘除，非法肾脏买卖交易额超过了60亿人民币。
　　为何这样的非法交易在尼泊尔如此猖獗呢？
　　2015年，一场地震，让原本就贫穷的尼泊尔雪上加霜，为了生存，许多人选择铤而走险，却成为了非法器官贩卖的诱饵，尼泊尔一度成为肾脏买卖银行，每个村里都有4050个单肾的村民。
　　而霍克斯村更为严重，这里的每个村民，几乎都只有一个肾，贫穷，地震后遗症，加上文化程度低，导致很多人上当受骗，或者自主选择了卖肾维持生活，他们有的人甚至相信，肾摘了一个问题不大，还会长回来的。
　　有很多媒体来村里采访过，但事情曝光后，他们却没得到任何援助，反而遭到了别人的歧视和鄙夷，这导致村民对卖肾之事都三缄其口，废了很大劲，节目组才找到了一个，愿意接受采访的卖肾者：库玛。
　　因为地震，库玛家的房子毁于一旦，一家八口如今挤在这个脏乱的棚屋里，和牲畜们一起生活，政府虽然资助了四五千块钱，但是完全不够重建房子。没法，库玛的弟弟就去了加德满都找工作，一个朋友说他那里有路子，就将弟弟带去了印度，到了印度加尔各答后，朋友说他有肾脏病，叫弟弟把肾换给他。
　　弟弟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同，还联系不了家人，没有办法自己回到尼泊尔，他只好被迫交出了自己的肾，朋友称会给弟弟一万多块钱，可等手术结束一个月，他乘公交回到加德满都后，他也就只拿到了不到7000人民币，要知道，在那边一颗肾卖出去，怎么也得10万起步，这个中间商差价，简直赚麻了。
　　库玛和弟弟的经历几乎相同，也是被骗到印度摘除了肾脏，说好的一万多变成了不到7000，还没有得到比较好的照顾，库玛给记者展示了一下自己的伤口，尽管手术已经过去很久，但那道横在腰际的疤痕仍然清晰可见。
　　而因为少了一个肾，库玛没办法再做重活，只要工作一整天，就会非常疼，这样便没法再给家里带来很好的收入，而由于法律知识的淡泊，库玛和弟弟不知道可以报警，还以为报警之后，警察会把他们抓起来。
　　但回到村里，库玛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家人朋友，让他们警惕这些不法之徒，类似的事件，也算是少了些许，像库玛兄弟这样的人还有很多，由于地主掌握着土地，他们没法实现自给自足，只能给地主做长工，受着地主和借贷人的剥削，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只能卖房，卖儿女，或是卖肾。
　　而卖肾之后，后遗症纠缠了家中的重劳力，迫于无奈之下，只能让孩子去做童工，又由于尼泊尔是个重男轻女的国家，本来有着上学机会的女孩们，只能辍学在家里帮忙做家务，或者早婚，卖到其他地方。
　　在库玛手术结束的恢复期里，家庭的重任就落在了他妻子身上，库玛卖肾的钱，被亲戚给霍霍光了，她只得卖掉所有的首饰，拖着怀孕的身子做重活养家，还得遭受婆婆的辱骂和造谣，婆婆总觉得，是她骗库玛把肾卖掉的，卖肾并没有让他们的家庭好起来，反而更加看不到明天。
　　都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尼泊尔的肾病患者高达260万，每年因为肾衰竭去世的有3000人，这也许也是非法器官买卖猖獗的原因之一，而在加德满都，只有一家医疗中心，能够为这些肾病患者提供透析服务，由于在尼泊尔，肾脏手术费用高昂，很多穷人，都没法进入医院治疗。
　　而很有意思的一点，大部分在这里洗肾的病人都是男性，而能够匹配的主动肾脏捐献者，都是他们的母亲，或是姐妹，一是因为法律规定，只能亲属主动捐赠，二当然就是因为，尼泊尔的重男轻女了。
　　当一个男丁患上肾病时，他的家属通常都很乐意捐赠自己的肾脏，可如果是女性患者的话，那家人们可能就不想站出来了，由于排队等候肾脏的病人实在太多，仍然有人会钻法律的空子，找中间商购买陌生人的肾脏，这些中间商，很多也卖出了自己的肾，为了钱，骗没文化的村民，甚至的朋友。
　　被骗者通常乘坐火车，前往印度与孟加拉交界的加尔各答，因为这里的边界线防卫薄弱，器官贩子会趁黑夜，游泳入境，躲避海关审查，印度便成了避开尼泊尔进行肾脏交易的天堂。
　　加尔各答街上，到处都是肾病患者，还有被骗来卖肾的无知村民，在其中牵头的中间商就算被抓，没过两天也会被无罪释放，显然是有人在上头帮忙打点的，互联网时代，中间商们甚至会在网上发布信息，等着那些缺钱的卖肾者自投罗网。
　　医院里，也有也有一批人干着中间商的活，他们修改了贫困捐赠者的记录，意图以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更离谱的是，加尔各答的医疗委员会，也在肾脏交易中捞的盆满钵满，想要进行肾脏捐献，必须得花钱上供，才能得到真证件。
　　其费用，比手术费还要高昂，导致大部分人，都是拿着假证件来做手术，可以说，这里的整个换肾流程，都流露着金钱的味道，非法器官买卖，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不过像印度尼泊尔这般猖獗的，如今还是少数。
　　只能说，还是贫穷和教育的锅，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为了一点点钱摘除肾脏，需要付出的代价，远超你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