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是什么意思（不予的读音是什么）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由来
　　文 \ 安立志
　　在中国近代史上，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众所周知。晚清70年，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反复上演，前者是行为，后者是结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通常指本国百姓）＂，大概算指导方针吧。
　　梁启超
　　不太熟悉近代史的人们通常认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是慈禧太后的最高指示，其实不然。笔者俭学，这＂八字方针＂不载于史籍，近似的说法见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故刚毅常语人云：‘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朋友谓於俄国，家奴谓汉人也。＂（《戊戌政变记》卷四，页14）梁文表述明确，说者乃刚毅而非慈禧，只不过＂朋友＂隐含了＂友邦＂（俄国），＂家奴＂特指了＂汉人＂，总体意思是不差的。
　　《戊戌政变记》撰于戊戌变法当年，即1898年。梁启超文名盛极一时，他人的类似表述，是引用还是独创，殊难分辨。1903年，反满革命家邹容撰文称，＂此满洲人大忠臣荣禄所以有‘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之言也。＂（《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页26）这个表述与那＂八字方针＂只几字之差，版权却从刚毅转为荣禄。同年九月，孙中山笔下引文有＂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家贼。＂（《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1）文中只称＂满人又曰＂，主体并不明确，且语序与邹容有异，且孙文中＂强邻＂取代了＂友邦＂，＂家贼＂替换了＂家奴＂。当年晚些时候，青年革命家陈天华的《警世钟》也有＂怎奈他拿定‘宁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奴隶’的主意。＂（《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页70）＂赠＂＂送＂含义同，不同点是，直接挑明了＂赠＂＂送＂的客体是＂天下＂，在古代中国，＂天下＂者，＂国家＂也，＂送天下＂也就是＂卖国＂的同义语。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当年记录当年事，按说不会有误。然而，20年后，他却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138）梁先生很坦承，作为当事人与亲历者，自己所作史料的真实性，本人都没有了信心，何以故？＂感情作用所支配＂也。当代修史或曰当事（世）者修史，之所以不可信，即此之谓。这也是许多自传或回忆录难为信史的主要原因。
　　梁启超既然坦诚《戊戌政变记》并非信史，自然也不好单单强调关于刚毅的记述是真实的。刚毅曾任清廷的大学士、吏部尚书，当时极力反对戊戌变法，两年后大力支持义和团，并担任义和团的统帅。这样一个守旧排外的满族官僚，不仅不会制订这样的方针，他也不具备＂送天下＂给＂友邦＂或＂朋友＂的地位和权力。卖国也是需要资格的，不是什么人都能卖国的。动辄指人卖国，非蠢即坏。
　　谈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往往想起另一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有人将其并列，统称清廷卖国之方针。其实彼此很不相同。正如前述，前者的版权归属，且不说是刚毅还是荣禄，就是史籍出处也难以确定；后者则有史可征，著作权人乃慈禧无疑，此语出于她正式下达的＂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945）前者客体（指领土、白银或百姓）模糊，主体却有两个——＂友邦＂、＂家奴＂。隐义是，对于＂友邦＂（外国），无论领土、白银还是百姓，都可以＂赠送＂，但不能给予＂家奴＂。后者主体单一，即＂与国＂（参与围殴清廷的11国）；客体确定——＂物力＂（看来不含领土）。意思是说，只要能讨得＂与国＂的＂欢心＂，＂中华＂的任何＂物力＂都可奉送。的确，这两条都是卖国方针，前者更主动、更全面；后者更具体、更明确。前者明确把＂家奴＂排除在外，后者则无视＂家奴＂之存在。当今有＂美国优先＂，晚清有＂外国优先＂——无视本国百姓之需要，所有资源专为外国所准备。
　　邹容在＂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后文，激愤地写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这里的＂家奴＂是指满清统治阶层）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他又在＂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的前文抨击清廷：＂主人之转卖其奴也，尚问其愿不愿，今以我之土地送人，并不问之，而私相授受，……于未割让之先，于既割让之后，从未闻有一纸公文，布告天下。＂（《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页23、26）他们对国家领土和资源的出卖也许是被动的、无奈的，他们从来不会向＂家奴＂公布他们的卖国勾当，其私下的目的只是为了保住自身权位的稳定而已。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机器及其官吏，是人民的纳税养活的。在当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同人民商量，不顾人民需求，未经人民授权，把国家的领土和资源，任意割让，任意转赠，这在＂春秋无义战＂的年代才会发生。逮至近代，晚清的腐败无能屡爆新低，1840年以来，清廷之于外国，割地之广，赔款之巨，令人瞠目，而这其中的交易都是清廷与外国之间的私相授受。
　　当代国家，是由主权、领土、人民构成的。在他们眼里，领土可以割让，百姓可以转送，资源可以任取，只要保住主权（只是确指他们的皇位）就行。台澎诸岛割让日本，台湾同胞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皇民化洗脑过程。外东北割让俄国，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同胞被屠戮殆尽。在满清朝廷眼里，防范百姓胜过防范外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十余年里清廷以倾国之力剿除太平军，甚至在俄国觊觎东北之际，咸丰还从东北边境调兵保卫京城。英法联军仅以少量炮舰与军队，就攻占了北京；而沙皇俄国只用威胁与讹诈，就吞并了中国东北的百万领土。在清廷看来，百姓起义，威胁的是他们的皇权，这是不能容忍的；外国侵略，付出的不过领土与白银，如同皇室的私有之物。这就是统治者的天平，也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