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剧大全(楚剧四下河南) 境内除孕育了楚剧的黄孝花鼓戏外,还有荆州花鼓戏(原名天沔花鼓)、东路花鼓戏、襄阳花鼓戏、远安花鼓戏、黄梅采茶戏、阳新采茶戏等等,流行一时;鄂东地区的民俗活动,即灯会和庙会等活动催生了花鼓戏和采茶戏。 打锣腔早年流传久远,由于人口流动的原因,故得以传播四方。这曲调在哪里扎了根,便自成一路风格。在湖北东部的农村,几乎很难将这种土调子从民俗生活原态中剥离出来。譬如,早年民女出嫁时有哭娘的习俗,哭娘是一种叙述性的歌唱啼哭,每哭一句长喔,而这长叹一声的变音,实际上就是啊嗬呵(哦呵),若伴以锣鼓,便有了节律,与唱腔体无二。 高洪泰锣 打锣腔还有另一种变异的传播,即打击乐锣的流传。享誉世界的高洪泰响器,其创始人高青庵(1882一1968)即黄陂甘棠铺高家河人。高洪泰商号创建于1914年,初以铸制班锣、马锣等小件打击乐器为主,而这些恰又是打锣腔的特色乐器,从制造业这一侧面亦可见彼时打锣腔的盛行状况。后来,高青庵与其徒弟高永运制成一种虎音锣,从此名扬四海。 高青庵运用正锤、反锤、轻锤、重锤、虚锤、实锤等制作技巧,准确定出各种音阶,被誉为一锤定音的制锣王。如今,已更名为武汉锣厂的高洪泰,其部分产品远销到美国、德国和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出口列为免检产品,各国亦视其为响器收藏中的珍品,而该系列产品的原生点,却正是打锣腔。 戏曲用小锣 以锣鼓为主要伴奏乐器,与一人唱众人帮腔相得益彰,是打锣腔系的特点。由于地貌与人文等条件的差别,使流传到各地的打锣腔风格迥异,亦似同仲昆。黄孝花鼓戏的这一脉流,源于湖北麻城北境风波山麓的举水,该水系由北向南,流经黄冈县旧州(今新州),于举口入长江。因此,围绕水流方向,落地生根。其腔调,即当家腔(主腔)是在田畈歌曲(褥草锣鼓、秧田歌)和民间歌舞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彼时的环境没有出现尖锐的社会矛盾,所以,具有诙谐幽默的欢快风格。 晚清汉口江边的花鼓戏 一度曾以小调的面貌出现,在艺术形态上与花鼓戏类型的剧种基本相同,声腔多是一戏一调,专曲专用。譬如:卖棉纱调、讨学钱调、打莲响调、高跷调、四季相思调等一百余支小调(楚剧现存六十支),以曲牌形式存在,演唱无管弦伴奏,仅有锣鼓烘托与人声帮腔。之后与湖北的另一腔系皮黄板腔体自然结合,形成独有的特色。这腔调被后人称为黄孝花鼓,它既有小调和板腔的共性,亦有打锣腔的遗传痕迹。但其帮腔很特殊,即在每句的末尾都衬托人声合唱,如《蔡明凤》中蔡明凤站在大街思前想后一句,前面生唱蔡明凤站在大街思前,跟着就是合一声想后啊嗬呵,便唱出了早年鄂东地区的乡间味道。 黄孝花鼓戏的衍变,虽名曰黄孝,却是以黄陂为地理核心的形态运动。黄陂地瘠民贫,历来四出谋生者众,民谚素有无陂不成镇之说。古汉口的地理位置正在黄陂县境内,而今汉口亦只有黄陂街而没有孝感街。 续汉口丛谈《续汉口丛谈》里面说到: 汉口黄陂街,在嘉庆以前便有之。居肆商民大率黄陂人也! 黄陂街地处沿江,与汉江口近在咫尺。颇得地利,是汉口镇商业最繁茂的街市之一。随之而人的黄孝花鼓戏受众包括移居此地的打铜帮、打铁帮、篓子帮、马车帮、采石帮、染坊等手工业者和码头工人及商贩,《汉口竹枝词》作者叶调元称草鞋帮是(黄孝花鼓戏的)死忠臣。 《汉口竹枝词》翻印版本 叶调元,其生于嘉庆四年(1799)前后,浙江余姚人。四十岁左右曾两度寓留汉口。《汉口竹枝词》对清朝中、后期汉口商业生活做了较为生动的反映,尤其珍贵的是,为汉剧在道光年间前后的演出作了详细的描写,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湖北谚语有黄阪对孝感现兑现(县对县)之说,道的是黄孝之地毗邻相连,孝感与黄陂的西境接壤,黄陂的东边紧握着红安、新州,北面牵连着大悟,南濒长江、府河,与汉口一衣带水。1861年汉口开放,清政府设黄德道台,城市扩大、人口与日俱增。举水河西岸的大批手工业者移居汉口,西路花鼓随之渗人,并在城市这个新的台阶上获得了空前的飞跃机遇。 黄孝花鼓进城,最终催生了楚剧。进城是指进汉口这个大都会,汉口之名最初见于《南齐书》: 南齐书 齐中兴元年(501年)雍州刺史肖衍发襄阳,命王茂、曹景宗为前军,至汉口,围郢城。郢州刺史张冲遣兵应战,茂等击破之。衍筑汉口城以守鲁山。 从地理上讲,古汉口不是今天的汉口。到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汉水改道,将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习惯上,东岸为阳,西岸为阴,但世人依旧把两岸皆称之为汉阳。口是两江交汇,汉江之口、通商口岸的含义。清人记录: 汉口初一芦州耳。洪武间未有居民,至天顺间始有民人张添爵等祖父在此筑基盖屋。嘉靖四年汉口渐盛,因有小河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 而汉口建镇虽早,却直到清末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有夏口厅建制。汉口与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合称四大名镇。 汉口后来成为重镇: 一是《天津条约》后辟为商埠,交易日盛,渐趋繁荣; 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奏筑官堤三十余里(张公堤)平水患,使京汉铁路通车,汉口地面遂广及郊区局面始大,(参见杨铎《汉口今昔考》)。 汉口码头 城区涨大,人口倍增,黄陂人及其在此共同文化影响下的周边人口大量涌人,使其喜闻乐见的艺术式样遇到了难得的发展机缘。无论是古今汉口,还是城市微宏,黄孝花鼓戏始终是与之相系相关的。 人口迁徙 受众的规模和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品种的变化形态。黄孝花鼓戏在进退于汉口的城乡间,始终与其移民受众的规模和审美倾向紧密相连。大规模移民促使黄孝花鼓戏逐步脱离原生态,向城市的文明规范靠拢;由艺术的叙述表现内容为重心,转变成为以展示审美形式为重心;从受众的需求趣味中,选择了黄孝花鼓戏的品位高度;最终排斥了其它花鼓戏的竞争,与城市的固有戏曲占领者汉剧形成抗衡之势,孕育了新的文艺形态楚剧诞生。而这一切,却正是黄陂移民的文化贡献。所以,黄陂在楚剧的历史衍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汉口1931年六渡桥街市行舟 传统文化在非平衡发展的社会现实中处于窘境,楚剧由于其俗的个性,免不了被看低,有其合理的成因。然而,这却是暂时的现象,历史与正在发生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文化,经由历史自然取舍形成了传统,现实再在传统的基石上生发出新的文化创造。 新与旧又在不断的摩擦中,或迸发出火花或折损掉锋芒,最终碰撞出一个适合于历史明天的似旧还新的传统文化,再进入新的文化轮回。就像孔子说的那样: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他感慨的是人事流变,而我们则需要在今昔的辩证逻辑关系中寻求认识上的畅达。缺乏文化的支撑,生活就变得空洞。对传统文化的轻视,是短视而缺失灵魂的。 黄陂属地于1950年建有楚剧团,客观上保存着原创性的传统风格,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 1987年被湖北省文化厅授予湖北省重点剧团称号。 1996年又再次列位全省重点联系剧团。 然而,体制上的缺陷,使该剧团处在了尴尬的境地,让具有丰富资源的艺术品种失去了张力。楚剧的原产地被忽略,其历史价值和风格之原创价值亦未受到应有的保护。剧团肇始期实行民营公助,整合了三个民间剧团,从60余人建制,发展到旺盛期的百余人国营文艺团体,直到今天又削减为60余人(包括退休人员在内),但资金缺口依然过大,致使人心浮动,人才大量流失。专业技术水平在结构上失去了平衡,艺术质量整体下降。 究其所以,无外乎是在人这个关键要素上出了问题。剧团的在岗演职员工,人均实发工资仅40余元,个人工资差额最多的达到了一千六百余元,差额最小的也在七百元以上。生活之资尚不能保证,更何况还要购置设备更新硬件,岂不是空谈? 倘若始终对该剧团的生存状况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任由其自生自灭,那么,就谈不上对地域文化的保护了。文化对社会生活具有引领的作用,这一点已被世界各国所共识。因为,文化的发展水平,代表着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李宪生李宪生(武汉市原市长)指出2点: 1、文化的影响力是最长远的,对城市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要素物化,而是文化的物化! 2、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武汉。 这是要用文化为武汉插上一面新的城市旗帜。什么是独一无二的呢? 答:那就是我们要拥有它种文化不可替代的、完整独立的文化体系,楚剧便是荆楚文化中的重要个性元素文艺表现文化的力量最强,文艺中,舞台艺术的表现力又是最为突出。而用一般的行政办法,生搬硬套工商业的经济政策,将其楚剧及其演出团体视为普通资源,可见其目光之短浅,实为地方文化之憾事。一旦黄陂楚剧团顺其自流而没落,将为难日后的城市文化研究者和戏曲史学家,当以为警惕。 楚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