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长篇官场小说国画和它的作者

　　2000年，《国画》横空出世。
　　用横空出世来形容《国画》并不是夸张，因为在本世纪初的文坛上，八十年代文学热的温度已明显消退，在商品经济大潮的风起浪涌下，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转移，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所引领，形成了所有人都想先富起来的事实，谁都想做时代的弄潮儿，不愿落在时代的大潮之后。
　　可是，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画》仍然创造了人人争相阅读的洛阳纸贵，堪称是一个奇迹！
　　当时，我所在的城市，想从正规书店买到《国画》已成奢望，只能从私人报亭书摊里去翻找。尽管我心知肚明，那里的很多书籍都是盗版，但仍然不愿放弃渺茫的希望。
　　我找到了几个版本的《国画》。粗略地翻了翻，错字，模糊，重叠，空白，断档现象比比皆是，简直是不堪入目。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总算找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华印刷厂印剧的文本，粗看确实没有上述现象，但拿到家里仔细阅读时，还是偶尔会发现白字错字。估计这也是个冒牌的伪劣产品，但毕竟没有空白断档现象，也算是盗版中的精品了。
　　这辛苦得来的宝贝我一直珍藏至今，每每翻起，仍然会被其中的某些章节段落或金句所感染。二十年来，同类的官场小说已经如汗牛充栋，我也经常在书店里拿过来翻一翻。说句心里话，时至今日，还没有发现一部可与《国画》媲美并超越的佳作。
　　为此，作者王跃文先生被坊间誉为官场小说鼻祖，尽管他一再否认戴上这顶帽子，不愿承认这种认知，但这已经不是作者本人能够左右的事了。说句大白话，这顶帽子，他戴也得戴，不戴也得戴。这就是读者的力量。
　　跃文先生在《国画》后记里写道：
　　事实上，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我几乎不赞成所谓题材一说。如果作家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总想着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所以，曹雪芹先生写《红楼梦》时，大概也没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王朝吧！
　　应当承认，跃文先生说的还是蛮专业的，也确实是这个道理。可是，面对后来如潮涌来的官场小说，尽管也不乏灵光闪现，也不乏妙趣横生，毕竟是踩着他趟出来的这条脚印，谁想另辟蹊径又谈何容易。包括他自己后来再写的《大清相国》，甚至被某位大人物所称道，但就其影响和揭竿而起的深度而言，已经难以与前者同日而语了所以，他想摘掉这顶帽子，简直比登天还难。
　　爱屋及乌。我喜欢《国画》，自然也就喜欢了作者。尤其是他那种不与昙花一现的光鲜同流合污的骨气：
　　我本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留下的皮囊。而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于是就只有批判。
　　我赞同跃文先生的观点，所以才有了灵魂深处的共鸣。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尽管文学作品是虚构的，但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作者的灵魂。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不就是这个意思么。从这一点上说，世界是需要这样作家的，哪怕这样的作品没得过什么奖，但却不影响其光辉闪耀和长久的流传。四大古典名著又有谁给它颁过奖呢，但却丝毫不影响它的千古流传。因为，它们的奖项是人民大众这个读者的口碑，说穿了，这才是永恒的奖项，是真正的奖项。
　　岁月流到了2020年，二十年的光阴眨眼逝去，跃文先生也从一个普通作家走上了省作协主席的岗位。但是，职务的变迁并没有泯灭他的良知和初心。当百年不遇的疫情汹汹来临之际，他同样发出了心底的呐喊：
　　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我会有更多敬畏，
　　却不对神焚香膜拜。
　　假如我还能活下去，
　　我的嘴只用来讲真话，
　　把假话留给讲假话的人。
　　假如我还活着，
　　我会想到我的恩人
　　是种棉花的农民，
　　是织纱布制口罩的工人，
　　是送口罩到家门口的快递小哥，
　　是那些也戴着口罩，
　　穿着防护服，
　　在病床前不眠不休，
　　与死神博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