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是区别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而完全没有中间层的社会结构,整个社会是统治阶级和普遍奴隶;而巴比伦已经出现了少量的奴隶阶层和中小地主阶层,这部分阶层是由于经济范畴的扩大,大王的触手难以触碰,或者说管理成本过高,以至于难以管理,气边际成本远高于收税,因为大王让一部分亲近的人成为地主(这个区别于战功或王族贵人),从而产生中产阶级。这样就形成了结构稳定的三层社会阶级结构,统治层利用中间层控制底层,底层在中阶层的操作下不具有团结性,也无法见到统治层;中间层本身具有极强的妥协性,革命性极低,他们成为统治层最有利的统治工具。 经济范畴的进一步扩大必然致使社会阶层出现内部分化和跨层交合。比如地主层分为小地主和大地主,小地主在客观上又畏惧大地主,不得不百般讨好,但是本质上的憎恨关系是地主层结构稳定性开始下降。统治层同样也是,从皇族到王族,再到功勋族等等,层层分化,同样出现不稳定。底层在本质上就是松散结构,由于出现更多的层面,进而种类庞杂,但是不见得更加不稳定,因为本身就已经没有团结性可言。 跨层交合来自于经济活动的活跃,以至于一部分可以通过劳动和智慧致富。如果政府接管了经济,比如说盐铁专营,除了皇族没有人通过经济活动致富,就没有re能够跨阶层,从而造成了阶层对立,酿成阶层矛盾。由此可以证明两个道理:1、发展才是减少社会矛盾的根本出路,正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2、减少政府经济占用才是让更多人实现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