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类帮手或负担只在一线间

　　随着手机等移动设备的发展和普及，很多原本只能线下完成的作业，正被逐步迁移至线上。打卡美文分享摄影比赛等诸多名目，家长和学生早已耳熟能详，微信群、QQ群里老师的呼叫，家长也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连不少纸质的作业，学校也要求由家长下载打印监督学生完成，让不少家长连连叫苦，老师也忙于各类线上应用的在线批改，三方都要不断处理越来越庞杂的线上信息。
　　另一方面，不断涌现的教育类应用部分地代替了辅导者的角色，让学生提高了独自学习的效率，只要运用得当，也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只是这一用途又引发了另一重担忧：学生可能只满足于获得答案而不是自己做题，最后这些教育类应用也沦为查找答案的工具，而非真正获得知识的渠道。加之一些在线应用可能有不当推广、过度获取用户信息之嫌，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教育类App的甄选和合理运用，并不仅仅关乎学校、家长和学生，也离不开外部的监管。
　　新一轮监管下，教育类App何去何从？
　　手机上的众多应用，既是孩子的负担，也让家长和老师焦虑。
　　记者张影编辑屈琦设计刘仕悦
　　2021年高考期间，湖北一考生将手机带入考场并拍题上传搜题App的新闻，一度登顶各大网站搜索榜首。由于高考這一热度极高又十分敏感的话题，人们的目光也顺着这条新闻，再度聚焦到搜题平台和其他类似的教育类App上。
　　观察这条新闻底下的评论，不乏原来搜题还有VIP真人解答待遇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之类的惊讶，不少人感慨如今学生的学习方式已与自己当年大不相同。而除了这些惊奇外，更多的是家长和学生现身说法，表示使用这些教育类App也是有喜有忧，甚至不少已经成了沉重的负担。
　　随着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K12教培行业监管再度升级，教育类App作为不少教育机构和企业的重要产品，也必将面临新一轮的考验。大浪淘沙后是黯然退场还是华丽转身，学生和家长能不能在这方面减负，都将在未来几年内见分晓。
　　教育应用大礼包
　　每位家长的必修课
　　自从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普及开来，学生和家长就逐渐发现，要依靠手机完成的作业越来越多了，需要学习的东西也早就不限于课本的范畴。
　　不管是微信上的教育小程序、公众号，还是需要单独下载的App，每个应用都有看起来不可替代的功能，除了问卷投票、校园快讯、学校通讯录、布置作业外，还有不少提供学生自主学习的渠道。不用询问，只要看到手机桌面上的各类美文搜题课堂之类的应用，就能知道手机的主人至少有一个孩子在上学。而说到手机上这些小程序和应用，主要有两个来源：学校要求和自主下载。
　　学校要求自不必说，一方面，互联网教育成为时代热门，加之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线教育被提上日程，不同阶段的学校都在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借助网络平台开设公众号、小程序，或是更进一步研发App。这样既有助于提升教学效率，也能及时与家长、学生交流沟通学习进度。
　　另一方面，不少公众号和App与作业密切相关。许多原本线下完成的作业如今已被迁移到线上，特别是寒暑假期间，打卡等要求屡见不鲜，往往还有严格的时间要求，程度大有成年人上班打卡的趋势。对这一点，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褒贬不一，尽管在线作业比传统的作业看起来简便，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双方的负担。
　　在自主下载方面，学生和家长的积极性显然更高。随着90后逐渐成为家长主流，拥有平板电脑的家庭中，70的12岁以下儿童都有使用平板电脑的经历。在在线教育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K12及启蒙类教育牢牢占据着优势地位，4800多亿元的蛋糕被其分去了一多半。中小学用户是目前在线教育行业最大的受众群体，自2015年起，我国K12教育用户量以2。2的增长率持续增加。
　　很显然，不管是通过学校渠道开展合作，还是自主营销宣传，推广自家的在线教育程序和App，都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近年来，资本大量涌入这片领域，无数新老教育企业竞相入场，快速增长了几年后，家长的手机上多了不少图标，老师的案头也不再只有纸质的作业本，问题开始随着热度不断浮现。
　　变相增负遭遇不满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的定义，教育类App是以教职工、学生、家长为主要用户，以教育、学习为主要应用场景，服务于学校教学与管理、学生学习与生活以及家校互动等方面的App。这一定义几乎涵盖了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这类应用正在对学生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一旦产生问题，必然引发社会的重点关注。
　　随着微信群、QQ群逐渐成为家校联系的主力平台，教育类App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冒头，社交网络上时常出现家长与老师的对话截图，其中不乏矛盾冲突，甚至还有不慎发错消息的社会性死亡时刻。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都感觉家校之间的交流早就不限于学生最后的成绩和学习情况总结，孩子学习的方方面面都全面互联网化，就连平日里的作业也必须通过不止一个App完成。
　　这些App增加的负担，主要集中在过于机械化和功能单一化、部分带有强制性等几个方面。首先，一些学校将社交功能从微信群等转移到App上，并推出了每日打卡成长印记等名目繁多的任务，家长不仅要替孩子发布信息，还要主动与老师和其他家长社交，这种近似强制的分享与其说是记录孩子的成长历程，倒不如说是为App增加流量和日活度。原本家校交流的初心也在日复一日的打卡中消磨殆尽，最终家长仍然需要单独与老师交流。
　　除此之外，许多地区不允许小学低年级布置书面作业，但一些转移到线上的作业看似寓教于乐，实际上却需要家长更多操作；到了高年级乃至初中，不少作业便更顺理成章地迁移至线上，下载、打印、批改等工作逐步成了家长的负担，同时老师也并未减负，需要不时在线查看作业完成情况，不断提醒提交时间，较于传统的提交作业模式，其实双方付出的心力都更多了。家校教育之间的界限已不再明确，往往学生回了家老师也要继续与其联系，进了学校家长也还要持续关注学习进度。
　　功能单一化也是家长们手机里App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形形色色的App，有的用来每日打卡，有的用来上传英语口语录音，有的则用来查成绩很多学校由于资金和技术手段不够到位，只能借用外部平台来进行教学管理，难以统一功能，最终只能将几个App的工作范畴简单地叠加，不少家长也反映，一些公众号平台和App只是偶尔发布信息，关注和注册后并没有太大效用。
　　如果说前面两个缺点尚能理解，强制性下载和使用就激起了更多家长的反感。如《大众日报》近期报道，湖南长沙的部分家长反映，有些学校推广一款名为教育的App，家长下载并注册后，可以在该软件上看到孩子每天的作业和课表、查询考试成绩、接收学校的各类通知等，前提是一次性交150元的年费或每月交15元月费。尽管学校没有明确要求家长下载，但孩子的成绩只能通过该软件查询。不允许公布成绩的初衷变了味，学校通知等原本就该公开的信息成了收费对象，显然不合常理。
　　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此前在安徽、河北、河南等地均有学生家长向媒体反映，学校推广使用的一些App通过按年收费、按次数收费等方式提供成绩查询服务。即便不提收费问题，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让家长统一下载某款App用以提交作业、查询成绩，本身就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这引发了很多人对教育公益性质的质疑。
　　信息泄露也让很多家长倍感不满。由于其强制性，家长只能同意相关隐私条款方能正常使用，人脸识别信息、电话号码等信息往往面临泄露风险，不少App正是因此被下架。
　　2021年初，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公布，发现7款教育类App存在侵害用户权益和安全隐患问题，典型表现包括未在隐私政策等公示文本中逐一列明App所集成第三方SDK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App在用户未使用相关功能或服务时，提前申请开启定位权限；以及未提供有效的注销用户账号功能等。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面对众多以智慧教育为名的教育类App，家长的抵抗往往是有心无力，只能听之任之，以保证孩子的学习任务顺利完成。
　　信息繁杂还需慧眼
　　如果说个人信息泄露还属于家长可以独自应对的范畴，那么鱼龙混杂的市场上，各类App可能携带的广告信息和有害内容则直接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而这往往是学校和家长难以追踪和监管的部分。
　　在存在的所有问题中，广告是最常见的一个。不少家长反映，安装软件的目的本是为了帮助孩子学习，但每次要打开课程或是接受通知，总要观看时长不等的广告，除了课程推广外，还有不少游戏之类的与学习完全无关甚至背道而驰的内容，不仅烦心，还可能让孩子分心。而实名注册的使用方式，也让广告投放更加精准。
　　近年来在线教育的迅猛增长让很多企业看到了商机，一些原本并非以教育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也进入市场，为各类课程提供免费平台，然而，后续的发展却让不少家长感觉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原因无他，广告才是一些平台看中的目标。2020年6月，央视新闻点名批评虎牙、斗鱼两大平台借免费网课向学生推广网游，教育平台夹带私货的状况一直未能完全杜绝，面向青少年的K12教育更需要严格监管。
　　教育类App上隐藏的不良信息也让家长忧心忡忡。早在2017年，央视就曝光部分教育类App上有涉黄内容，同行之间互相抹黑、登陆对方软件发色情内容的指责也首次让这类App的乱象浮出水面。
　　尽管进行了几轮整治，与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更新速度相比，审核机制还是显得有些滞后，相关信息的判定也没有明确界限。2019年，有媒體对30家热门在线教育类App进行测试，发现在学习宝天天乐乐课等软件的社区板块中仍然存在软色情内容。
　　在央视的相关采访中，许多家长表示游戏和不健康内容是他们担忧的重点。在教育类App中不乏对战类的游戏，也有不少社交内容，由于帖子更新太快，家长也很难及时分辨其中的不良信息，只能尽量提醒孩子注意。
　　如今，教育焦虑借着互联网席卷各年龄段人群，本来就倍感压力的学生和家长面对App的围追堵截，又添一重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更为严格的监管势在必行。
　　全面布局监管有力
　　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对于教育移动应用的监管，早在2019年其实就已开始。2019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这份文件里，教育部明确指出，各地要建立学习类App进校园备案审查制度，按照凡进必审谁选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双审查责任制，学校首先要把好选用关，对App的内容、链接、应用功能、信息安全等进行严格审查，并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审查同意。
　　此外，《通知》也明确要求，凡未经备案审查的学习类App一律禁止在校园内使用，不得在课外统一组织或要求、推荐学生使用未经备案审查的学习类App；学校和教师不得利用App发布学生成绩、排名等信息。
　　同年9月初，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国家层面发布的第一个全面规范教育App的政策文件。在教育部解读这一文件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首先肯定，互联网教育对于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即指出，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也就是俗称的教育类App，在促进教育教学的同时，也带来了传播有害信息等不少新的问题，给师生家长带来了困扰。
　　针对这些乱象，《意见》提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教育类App不得以默认、捆绑、停止安装使用等手段变相强迫用户授权，不得收集与其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与用户约定，不得泄露、非法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集体决策选用的教育移动应用，不得要求学生使用；中小学学习类教育移动应用应当落实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双审核制度；作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不得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植入商业广告和游戏；推荐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不得与教学管理行为绑定，不得与学分、成绩和评优挂钩。
　　可以说，《意见》为后续的App审核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同年11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管理办法》，要求各单位要在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前完成对现有教育移动应用的备案工作，2020年2月1日起，公共服务体系将向社会公众提供备案信息查询，接受社会监督。
　　2019年9月，广东省教育厅率先推出了教育类App白名单，后续教育部又不断推出通过备案的教育类App的名单，具体信息都可在教育部和各省市的官方网站上查询。从这一阶段开始，教育类App野蛮生长的现象得到遏制，家长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也更有依据。
　　各部门对于违反规定的App进行相关处罚的新闻持续出现在大众视野内。2021年6月，工信部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检查，小盒课堂、作业精灵、作业互助组、唱唱启蒙英语等多款教育类App存在超范围、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或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等问题。这些新闻一方面说明监管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领域仍然有待进一步整治。
　　2021年6月，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正式成立，宣告校外培训将被纳入到更为严格和具体的监管体系中，借着教育市场东风迅猛发展起来的诸多教育类App及其背后的教育机构和企业，要面临一场重要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抓住机遇实现新一轮升级，平衡好教育社会公益性和企业营利两个方面，或许将成为教育类App脱颖而出的关键。
　　平衡各方要求
　　抓住痛点解决实际问题
　　对企业而言，如果能真正迎合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将学校课程和自主学习有机结合起来，推出友好度更高的应用，不失为一条不算容易，但长远来看有利于多方的道路。
　　首先，针对目前家校聯动类App功能较为单一的现状，能综合学校通知、作业发布和提交、家校沟通功能的平台显然更能迎合家长的心意。在这方面，不少学校也推出了自行研发的平台，但大部分学校苦于资金和技术问题，只能借助外来力量，从这一点来说，这片市场还稍显空白。
　　其次，从教育类App的实际使用情况来说，调查显示，家长在选择在线教育网课产品时，平台口碑、师资力量配置、平台规模以及课程设计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因素。如果仅满足于让用户每日打卡上传文章或背英语单词，最终也难以避免被其他更有市场竞争力的App取而代之的命运。如果能推出相应的配套服务如定期测试等，并配以优秀的师资队伍，为用户解决陪伴辅导、自主学习等问题，才能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当然，解决教育类App的各种问题，仅依靠监管部门和企业也还不够。这类App的火爆乃至滥用背后还有深层次的教育观念问题，如学校为提高家长参与度采用不合理的排名方式，家长之间对各种作业成绩的攀比等，都是各类求点赞拉票家长代笔现象出现的原因。抛开这些不合理的考核标准，消除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和虚假繁荣，老师和家长本不应承受的负担也能减轻不少。
　　说到底，App只是工具，教育实践中的各方需要为提升教育质量一起发力，才能让互联网教育成为真正的智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