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史评著作。二十卷。唐刘知几撰。成书于唐景隆四年（711年）。
　　刘知几，字子玄。生于唐龙朔元年（661年），卒于唐开元九年（721年）。唐朝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二十岁考中进士，任获嘉县主薄十九年，后调任定王府仓曹。四十二岁时始任史官，修国史是其一生主要工作。著有《刘氏家史》十五卷，《刘氏谱表》三卷，参加修撰唐朝前期的国史和高宗、中宗、武后及睿宗等朝的实录，还曾因修撰《武后实录》有功受封为居巢子。又有《刘子玄集》三十卷，惜均已散佚。刘知几于编修国史的过程中，常感到受当时朝廷意旨的束缚，不能充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于是，他就私撰《史通》这部著作，表达他的看法和主张。
　　《史通》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各十卷。内篇共三十九篇，即《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体统》、《纰缪》、《驰张》，后三篇已佚。外篇共十三篇，即《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内篇主要叙述史书体例，辨别是非；外篇论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内外篇虽各有侧重，但亦有重复、矛盾之处，大概是先有外篇，撷其精华而成内篇。
　　《史通》对唐代以前的史籍做了全面的评价和总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其内容大致如下：
　　该书对唐代以前的各朝史书，从内容到编纂方法，做了全面而有系统的总结。首先分析了旧史体例的得失，把以前浩繁的史籍分成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这六家代表着六种体裁，《尚书》记载了古代帝王们的号令训戒，是纪言体史书。《春秋》依年月编次帝王们的行为和国与国之间的交涉，是记事体史书。《左传》例同《春秋》，更详细介绍一件事的来龙去脉，是编年体史书。《国语》分国记事，是国别史体。《史记》是通史体例。《汉书》是断代史体例。这六家中，《尚书》记言而不著岁序，《春秋》记事而不详始末，《国语》国别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都不免有局限性。只有《左传》，经年纬日，叙事时层次分明，《汉书》纪传表志，举一朝而起迄完整、详细。因此，得出六家中只有《左传》和《汉书》即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二种体裁为史书的正体。在《二体》篇中，又用编年和纪传两种编述形式，总括了唐以前史籍的部类。自左丘明撰写《春秋》，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后世的史家们相与因循，基本上采用的都是这两种体裁。该书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种体裁的优缺点。认为《春秋》按时间先后顺序叙事，记载了一切大事，给人以历历在目的感觉，但对一些有德行的人以及文学家、思想家等对当时国家政治局势关系不大的人物，书中无法记载。《史记》纪以包举大端，传以记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对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大小事物均有记载。但是，同一事分散在数篇，断续相隔，前后重复，编次不分年月，这是它的不足。在纪传体史书中，又赞赏断代史体裁，而不喜通史，因此，十分推崇《汉书》。
　　书中把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称为正史，其它则归之为杂著，他又把它们细分为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志十流。这样，一切笔记、方志、家谱、以及有关地理、都邑的记载，都列入了史籍的范围。（杂述篇）建议删除纪传体史书中的天文、艺文、五行三志，增添都邑、氏族、方物诸志，其理由是：天文星象常常是古今不变，没必要重复书之，若写，也只需记载当代日蚀、月蚀、星位移动等情况。古今书目繁多，没必要重复记述，艺文志只列当代学者之书即可。至于五行、符瑞等言而无准、事涉虚妄应该删除。应增加都邑志，记载京城的地理形势、建筑规模、宫阙制度和朝庭轨仪。方物志记载全国各方的物产。增氏族志记载历代帝王公卿及世家大族的宗支世系。
　　该书用很多篇幅来论述历史编纂方法，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如内篇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等，都是对纪传体史书写法的评论，还有《论赞》、《序例》、《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补注》、《叙事》、《直书》、《人物》等，也都是对如何编撰史书、收集材料的论述。主张写史书要明晰、严谨，不能驳杂零乱，应详略得当。并反对史家们所习惯和通用的在每叙一事之后必发议论的做法，如《春秋》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等等，认为这种做法烦琐而累赘，就象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见《论赞》篇）。他在《模拟》篇中批评了历代史家专门模拟古人的弊端，大力赞赏司马迁独创《史记》新体裁的做法。同时提倡用当代语言书写历史。同时还提出了文人不可修史的主张，反对文史混淆，认为文人修史常常流于浮夸虚饰，只重视词藻华丽，而忽视史实。认为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于加粉黛于壮夫一样可笑。主张史学应独立于文学之外，史书要以叙事为先以简要为主。记述历史应远略而近详。
　　该书还全面而有系统地分析叙述了历代史官制度及他们所做的史书。在《史官建置》篇中，详细叙述了历代史官制度的建置沿革，详载了历代有名的史官。汉兴司马氏父子相继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之上，孝宣二帝以后，史官的名位开始下降，东汉以来有兰台东观著作之称，魏晋以后更进一步下降，秘书著作修史学士，都是杂取他官不恒厥职。设局监修国史，以大臣统领，是从晋康帝时武陵王领秘书监开始。因而既肯定了设官修史的重要性，又指出史官人选难，历代史官中称职者不多，其弊病亦十分明显，即史官众多，以致观望无成；史馆材料缺乏，以致闻见不广；权贵干涉，难以直书，难以写成信史；监修大臣，意见不一，不知所从；分工不明，职责不清，难以完成修史的任务。史在得人重任，不在设局监领，深识之士，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他主张独立修史，摆脱权贵干涉。在《古今正史》篇和《杂说》篇中，他详细评述了唐及其前代的史籍，评述了《春秋》《史记》诸汉书、诸晋史、《宋略》《后魏书》、北齐诸史、《隋书》、诸史等史籍在选用史料方法、用词、体例等方面的利弊得失。刘知几敢于指出前人，哪怕是圣人的失误，在《疑古》《惑经》两篇中，他对《尚书》提出可疑之事十点，对《春秋》提出所未谕者十二点，虚美者五点，说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六家》篇议尚书为例不纯，《载言》篇讥左氏不遵古法。这种批判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该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史才三长理论。即史家须有三个重要条件：史才史学史识。史才是指搜集、鉴定和运用历史资料撰写历史文章或著作的能力；史学是指对历史资料、历史知识的掌握能力；史识是作者的立场、观点或决定史料取舍的标准及写作态度等。在才、学、识三者中，史识最为重要，史才次之，史学又次之。他认为象晋之董狐，齐之南史那样不避强暴，扬善贬恶的史书是最上等的；象左丘明、司马迁这样的史家能够有所独创、自成体例的史书次之；象周之史佚，楚之倚相这样的以博学多闻见长的史书属下等（见《辨职》篇）。在《史通》全书中一直贯穿着作者的这一思想，如《直笔》《曲笔》《鉴识》《探赜》《核才》等篇中，反复强调识的重要性，认为史家不要迎奉权贵，要写信史，应秉笔直书，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历史的功用就是总结过去，彰善贬恶，否则就失去了本身的价值。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它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史学成就，建立了史学批评、史学史和史学编纂学的原则基础，该书一直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对我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史通》著成后，受到许多人的重视，如与其同时的徐坚称之为史氏者宜置此于座右也。也受到一些人的诬蔑，对于《疑古》《惑经》二篇，尤为攻击不遗余力，影响了此书的流传，《新唐书》成书之前，已亡佚三篇。从元到明中叶，其书很少有人提到，《永乐大典》都未收录。明嘉靖年间陆深得到宋本，据之校刻行世，称为蜀本。从此不断有人校刻此书，有万历五年（1577年）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张鼎思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此本，解放后影印嘉靖年间的蜀本。研究注释《史通》的著作有明李维桢《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诂）》，清黄叔琳《史通训故（诂）补》，浦起龙《史通通释》，浦书是笺注史通的较好的本子。清纪昀曾删节《史通》编《史通削繁》一书，有道光时刻朱墨套印本和崇文书局刻本、石印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