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今犹在，世上再无蔡元培

　　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
　　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你们还记得他吗？
　　中国曾有这样一个人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先生诞生在浙江绍兴，曾任北大校长，革新北大。
　　他高举思想自由的旗帜，倡导学术自由，为社会主义思潮撑起一片蓝天！
　　致敬蔡元培先生！
　　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一次演讲中说：一代代北大人认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开创地。
　　一番话下来，不禁令人作怀古想。当年北大出了许多大师、先驱，从精神上、文化上乃至格局上，深深影响和引领着一国之发展。
　　而北大之所以能成为北大，都是因为一个人，那就是蔡元培。
　　1912年，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在借来的办公室里，与次长范源濂之间有过这样一番有趣的争论：
　　范源濂说：办学要从小学办起，如果小学都办不好，何以办好中学，中学都办不利索，怎么办得好大学？
　　蔡元培说，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如果松松垮垮，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维新失败后，蔡元培最终看到了教育才是唯一的救国出路：欲变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国民。
　　彼时，蔡元培正欲在教育上大施拳脚，却遭遇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蔡元培不愿与独裁者合作，愤而辞职。
　　1916年，黎元洪当上总统，向蔡元培发出一封邀请，恳求他回国出任北大校长。
　　回到上海，朋友们都劝他说：北大太腐败，烂到流脓，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有碍于自己的名声。
　　蔡元培说：既然知道它是腐败之地，那就更应该进去整顿，君子爱人以德，就算失败，也算尽了心。
　　1916年深冬，寒风萧瑟，去往北平的道路显得十分迷茫。此去一行，结局是喜是忧，他也不知道。
　　1917年1月4日，中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北大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敬等候新校长。
　　蔡元培从车上下来，众人纷纷行礼，只见他一反历任校长的目中无人，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校工和学生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以前的校长，个个都是老爷气派，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
　　大学不是衙门，
　　更不是文凭贩售机
　　北大前身，乃是京师大学堂，说是大学，实际是官僚养成所。清末招收的学生，都是些小京官，监督和教员更是中堂大人，彼时的大学堂，无非是科考的替代物，到了民国，许多老师还是官员兼职。
　　到这里读书的，尽是急功近利之徒。心思活络些的，组织同乡会接近学校当局，看谁官儿大，就跟在谁屁股后面转，唯有如此，毕业后才好爬梯登官。
　　京师大学堂
　　面对这样一所学校，若不釜底抽薪，根本无从医治。一上任，蔡元培便发表就职演说，将一所大学存在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
　　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
　　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至于学生，一言指出读书的目的：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至于学者，一言指出研学的基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
　　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至于学校，一言指出育人的责任：
　　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正根基，勤学问，
　　即便将来出而仕事，则必贻误学生，
　　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演讲，正好目睹了五四前后整个过程。
　　得知蔡元培对北大的影响，他无比感慨：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北大红楼，今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真正的大师，
　　应当是君子，垂范于后世
　　冯友兰曾撰文怀念写道：有一天，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
　　冯友兰笔下的蔡元培温润如玉，有书生之气，君子之风，教化于无言。
　　先生不仅缔造了中国现代大学的精神，论及私德，亦是世人的楷模。
　　从德国回来之后，蔡元培便给自己定下三个规矩，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他一生先后有过三位妻子，都严格地遵守一夫一妻，从不纳妾。
　　第一位妻子王昭病故之后，他在书房亲手挂上书写的5条择偶标准：
　　第一、须不缠足的；
　　第二、须识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
　　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
　　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再嫁、可离婚，这三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牵强附会，是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
　　推翻索隐派，成了胡适研究红学的目的之一。
　　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充分证明了《红楼梦》是曹之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送书上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非君子之风而不能及。
　　蔡元培一生做官机会太多，想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招手即来，然而他生性极为豪放，对钱毫无概念，为将名流、学生汇聚一处，时常请客。
　　私交上，一生受惠于蔡元培的数不胜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毛泽东、刘开渠、王云五等等
　　甚至到了晚年，蔡元培旅居香港，自家生活极端拮据，却不忘周济他人。
　　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给蔡元培。
　　蔡元培知其生活清贫，赠法币十元，每月皆然，历数年而不断。
　　做人做到这个地步，可谓世间少有。
　　然而，1940年3月3日，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便口吐鲜血倒地，两天后不治而去。
　　死时，没有一间屋，一寸土，医药费一千余元，夫人无法支付，只能典当衣物处理丧事，棺椁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谁能想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之人，一手塑造了新北大灵魂的宗师，死时竟然清贫如此，令人唏嘘。
　　直到临终前，他看到的，仍旧是民族被杀戮，国土遭沦丧，无财物傍身，只留下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得知蔡元培病逝消息后，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延安举行各界追悼大会。
　　老人家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如此之高的评价，尽全国唯有此一人。提及先生的离去，傅斯年甚至喟叹：
　　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
　　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关于教育，蔡元培还说过这些：
　　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
　　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
　　所谓习惯者，非必写字、读书，然后谓之教育也。
　　扫地亦有教育，揩台亦有教育，入厨下烧饭亦有教育。
　　总之，一举一动，一哭一笑，无不有教育。
　　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
　　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
　　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
　　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损，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美以普通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
　　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励行劳动化，使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
　　同情心就是看到别人感受的事情，和自己的一样，彼此休戚相关、互相谅解。
　　所以现行考试制度，最与此点背驰。为争名次之高下、分数之多寡，使同情心日减，嫉妒心大增。
　　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
　　对于学生的希望：
　　一、自己尊重自己。
　　二、化孤独为共同。
　　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
　　四、有计划的运动。
　　在知识功利化、教育产业化、行政官僚化、学术腐败、沽名钓誉、人格一文不值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元培先生清瘦的身影，想起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想起新北大的精神，想起知识分子的担当，或许我们才能强烈的感受到，其一生坚守信念，追求真理，站立在悬崖岸边，任由云水激荡，曾发出照亮民族未来的光芒，是多么耀眼，多么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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