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风险大体上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广义的主权风险，目标是分析某一国家的投资环境，投资目标可以是金融市场（股票，债券 ）或者实业(在当地投资办厂，开店等等). 此时需要全面地考察该国的投资氛围，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因素，包括社会经济，政治，金融等各个方面。对广义的country risk提供评估的包括BERI (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 NSE (Nord Sud Export), PRS (Polical Risk Services), ICRG(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等。狭义的主权风险，目标是分析主权债务的信用风险，也就是违约的可能性。侧重点是该国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 通常关心的是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偿还能力，因为本国货币的债务理论上总是可以通过开动印钞机来解决。提供对主权债务评级的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标普，惠誉，以及穆迪 ), 其方法和标准大同小异，着重强调的是本币债务与外币债务，以及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评级的区别。 风险的主要考虑因素包括如下：政治风险。一国的政治稳定性。稳定的政局是提供良好投资环境的必要条件。此外，还包括该国政府对于外国投资的态度，以及是否进行资本管制等等；经济风险。 该国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和趋势，包括其产业结构(科技或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与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平衡), GDP增速，通胀情况，等等；外贸风险。 该国的贸易收支情况，进出口平衡。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足够的出口才能充分创造偿还外债所需要的外汇；汇率风险。包括该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行的是浮动还是固定汇率政策, 以及是否存在外汇管制。汇率稳定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环境至关重要。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便是首先由泰铢大幅贬值引发的，而2012年的欧债危机，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欧元区共同货币，使得各国央行无法采用货币政策来化解危机，而整个欧盟又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得危机的范围迅速扩大并且旷日持久。 风险的评估可以包括如下方法：风险评级/评分。除了三大评级机构提供的主权评级以外，许多第三方机构提供主权国家的风险评估，其方法和操作非常类似于评分卡。评分的维度包括上面所涉及的指标。其权重可以是通过专家评估主观得到，或者通过量化建模方法获得。量化方法。包括各种机器学习算法，如逻辑回归，LDA，ANN 等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关于 country risk的历史数据非常稀少，因此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样本使得这些算法充分发挥其作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主要是建立该国的货币供给与需求的模型，对该国的投资风险进行评估。 仿照企业信用风险模型CreditMetrics开发的CountryMetrics,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于主权国家不存在可交易股权导致的无法对其资产价值进行量化的问题。其基本思想是通过某国的进出口净收入，结合其他宏观经济指标来计算其经济总值，作为CreditMetrics中asset的输入。 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工商企业和个人消费信贷风险，以及市场风险， country risk的发展时间并不长，而且至今为止尚未有一套完整统一被学术界与业界广泛认可的理论。主要的原因在于历史数据有限，毕竟，人类历史上现代国家出现也就是几百年的事情，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更加短暂。毕竟，只有在国际资本与贸易流通的过程中才会产生对country risk的吧。鉴于此，目前大部分对于主权风险的研究依然需要结合具体案例进行个体的，具体的而不是整体的，抽象性的分析。 从历史脉络来看：19世纪下半期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欧洲，以英国为中心，成为全球资本的主要输出者；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崛起成为全球资本的净输出国，伴随着的是金本位制的崩溃和美元霸权的建立；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汇率自由浮动，美元贬值，石油危机，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新兴国家崛起，包括中国，拉美，东南亚在内，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资本的流通，经济的全球化。这一时期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积累，贸易，货币与汇率，使得 country risk真正开始被。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全球和地区性的金融危机，包括1982年的拉美主权债务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峡，2012年的欧债危机，以及当前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 历史不断的重复，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每一次金融事件都能够在之前的历史中找到某些影子，但又有一些新的特点。以拉美国家的债务问题为例，对于某些国家，比如墨西哥，其违约(或者被政客们优雅的美化为＂债务重组＂)历史几乎与其建国史一样长，尽管债务的形式不断变化，从最初的银行贷款，到公共债券，政府贷款，债务违约重组的形式也在不断翻新，从延期偿付，到债务滚动，债务折价回购，布拉迪债券等等。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以1982年的债务危机为例，之前十年拉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其债务规模不断膨胀，一方面是这些国家为了给经济发展输血不断扩大债务规模，另一方面，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为了寻求投资机遇，增加利润，盲目在拉美国家扩张借贷，最终导致违约潮。以墨西哥为例，其违约债务总额达750亿美元，超过了许多国际大银行的总资本额。为了避免债务直接违约造成的恶果，债权国的政府与银行只能被迫采取延缓支付，以新代旧等方法降低可能的影响。债务违约引起的后果，对债务与债权双方都是一场噩梦。债务国的违约导致其信用破产，被排除在国际信贷之外，无法获得资金给本国经济输血。债权方则会导致坏账积累，可用资本耗尽，出现严重的流动性问题。因此债务重组总是被各方所青睐。从布拉迪债券，到巴黎俱乐部，债务重组已经逐渐标准化和成熟化。债务重组的基本思路是增加债务的流动性，减轻债务方的偿债负担，使其不致于被排除出国际融资市场之外，同时也使债权方的资产负债表不致于积累坏账。 对于不同的债务国，债务重组的具体实施方法有所不同，包括债务延期，债务置换等。对于那些赤贫国家，只能通过直接的债务减免来避免其经济彻底崩溃。从借贷方银行出发，在决定是否接受这些重组条款时，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是监管和财务信息披露方面的考虑。因此，对于债务的折价回购显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方案，按照巴塞尔协议和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折扣导致的账面损失会立即反应到其当期财务报表，同时造成监管资本消耗。与之对应，银行更加倾向于维持债务的账面平价，而接受暂时削减利息支付的方案。这样会使得资本与损失计提的变化比较平缓。 从国际投资与跨国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观点：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国家投资存在额外风险，这些风险来源于汇率波动，政局与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如对资本跨境流动和外汇汇率的管制)等，因此需要对传统的以 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理论进行修正，对于新兴国家投资需要额外的溢价来补偿其风险；即使考虑到这些额外的风险，合理的在投资组合中加入新兴国家资产(股票，债券，以及直接投资等)，仍然可以有效地提高收益，降低风险，将efficient frontier有效左移，原因在于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投资风险的低相关性，提供了更好的风险分散效果。 管理country risk的方法可以通过如下举措： 最后，country risk中最关键的一项是political risk. 关于这一风险，www.crg.com 提供了如下的全球风险图。从图上来看，北欧国家似乎是political risk最低的。至于高的嘛，则是那些红颜色的区域。图的准确性大家自有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