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一男子打麻将猝死，家属起诉牌友索赔28万，法院是怎么判的

　　不少事情都有极限，如果一旦超过这个极限，会产生相反的后果。酒吧里有打游戏猝死的少年，牌桌上有打麻将猝死的街坊邻居。过度的欢乐，反而导致了悲惨的结局。最近就在广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几个街坊打麻将，结果其中一人猝死。
　　我们都知道，麻将上头可不是小事儿，通宵一整夜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只是街坊邻居打着玩还好，遇上那种赌徒，十天半个月不回家，说不定都要住在牌桌上。他们几个街坊就是打到半夜反而精神头上来，浑然不觉时间的流逝，等反应过来的时候鸡都打鸣了，于是赶紧收拾回家。
　　曹某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也准备回去了。他疲惫中带着满足，因为今天赢了好几把。但是奇怪的是，从前和朋友玩通宵，第二天自己永远是里面最精神的那个，也不知怎么的，今天格外疲惫，走路都有点不稳。或许是刚才为了胡牌太兴奋了。
　　然而，曹某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疲惫感是身体向他发出的最后警告。三小时后，曹某在家人的惊呼声中倒地，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医生给出的结论是，曹某血压过高，脑血管破裂，小脑大面积出血，同时呼吸衰竭。通俗来说，曹某是猝死的。
　　为了安慰家属，几个一起打麻将的邻居凑了2万多块钱给曹家送去了。然而曹家一家老小沉浸在曹某的突然离世中无法自拔。家属既悲痛又自责，为何当初就没有提醒曹某回家？明明总是能在网上看到打麻将、打牌猝死的新闻，若是能劝着点曹某，是不是就不会导致这样的悲剧了。
　　曹家一家人越想越痛苦，居然将悔恨转移到了邻居的头上。他们认为，邻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头一天跟他们去打麻将，第二天人没了，他们互相也不照料着点。而且，若不是跟他们打得太入迷，曹某又怎么会猝死？
　　当曹家要求邻居们赔偿医药费和死亡赔偿金的时候，那几个邻居显然不干了。凭什么呢？家属悲痛可以理解，也不能这么讹人吧。曹家于是把三个邻居告上了法庭，要求给个说法。家属一方要求也不高，没让他们赔全责，只要30的责任就行。他们合计之后认为，邻居们应该赔自己28万元。
　　一场诉讼，将原本和谐的邻里关系破坏。他们在法庭上见了面，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法庭并不因为他们谁吵的声音大就判谁赢，而是根据证据、法条来判断，最后没有同意曹家人的请求。曹家一分钱都没拿到，灰头土脸走出了法庭。
　　此案一出，有人疑惑了，之前曾传出好几个案子，比如说是几个人喝酒喝高了，其中有人喝太多酒精中毒死亡，结果法院判了酒桌上另外几个人赔偿，这样的案例不少。为何同样是多人娱乐场景，有的要赔有的不要赔呢？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案子，这件事发生在2015年12月31日，由于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有一家酒店的后厨为了庆祝新年的到来，于是组了个饭局。觥筹交错间，桌上倒了一片，全都喝多了。等到饭局结束大家准备回家，发现怎么都叫不醒副厨师长李某，眼看着他神色越来越不对劲，几个人慌忙抬着他到了最近的医院。
　　结果医院内部工作人员因为疏忽，采取了错误的治疗方式，李某就这么葬送了生命。这起案件中，除了医院所负的医疗事故的责任外，法院同时判处当时酒局的人承担10的责任，赔偿14万块钱。
　　如果我们对比这两个案例，会发现它们存在共同点，那就是都因为群众娱乐活动而发生了死亡事故。基于此，《民法典》中也有相关规定，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从表面上看两者相似，实则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首先，举一个真实的数据，在中国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酒精中毒，饮酒一直都是潜在的死亡因素，而因为打麻将死亡只是个例。这说明，饮酒比起打麻将来说要危险得多。我们没办法拿酒精中毒与打麻将猝死来作对比，因为它们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民法上的原话是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不是所有的文体活动都会有生命危险。
　　其次，是普通人对这两者的认知水平。正常人都应该能够认识到，酒精摄入过多有可能引起死亡，但是不需要认识到，打麻将打太多会猝死。第三，是同行人的提醒义务。这一点基于前面的认知水平，正是因为普通人需要意识到喝多了容易死亡，所以才有这样的义务去提醒旁边的人，在他已经喝的意识模糊时进行规劝。
　　同样的，在刑事案件中，假如张三下了酒局开车，结果醉驾导致交通事故，那么与他一起喝酒的人也要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尽到规劝张三不要醉驾的义务，对可能造成的风险听之任之。
　　其实，撇开法律不讲，即便从道德的层面来说，当我们与朋友在一起玩乐、行动的时候，互相的照顾是必要的。如果同行人毫无交流、对彼此冷漠，那么社会上的和谐便荡然无存。这也是为什么在打麻将案例中，曹某死亡后他的三个牌友自发凑两万块钱安慰亲属的原因，人类不是冷漠的动物，同伴的去世谁都不会无动于衷。但是，这样的关心、爱护并不是法律上的义务，曹家亲属也不可能因为人情而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