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人与自身的区分

　　新的欲望、工具和智慧与旧的欲望、工具和智慧的斗争。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无穷无尽的新旧之争、古今之争。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历史才形成了所谓的中断、跳跃和划时代，人也获得了不同时代的不同规定。（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文彭富春
　　但人与动物的区分不过是其准备性的工作，而人与自身的区分才是其根本的问题。这是因为人与动物的区分只是说明了人作为生物的类的特征，而不能阐释人的世界和历史的本性，不能显示出人与人的差异。人的世界的建立和历史的发展不是通过人与动物的分离，而是通过人与自身的分离而实现的。这种分离，就是人与自身的区分，亦即与人自身的现实给与性的区分。这一区分使人的规定真正得以实现
　　不同于人与动物的区分，人与自身的区分一直成为了西方思想的主题。从古希腊经中世纪到近代的划时代性的变化，就是人的规定的变化，亦即人与自身区分的变化。在古希腊，人与自身相区分而成为英雄，其美德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在中世纪，人与自身相区分而成为圣人，其美德是信、望、爱。在近代，人与自身相区分而成为公民，亦即自由人，其美德是自由、平等和博爱。在这每一个时代的人与自身的区分之中，人的规定都保持了和神的密切关联。英雄的命运，不管是他的幸运还是厄运，都离不开诸神冥冥之中的祝福或诅咒。圣人是那意识到自身罪恶并皈依了上帝的人，他们是上帝福音的使者。公民作为自由人是合乎人性的人，而人的人性是人的理性，但理性是人自身的神性。在这样的意义上，西方历史上的人的规定又是被神性所规定的，也就是所谓的人神同在。
　　虽然现代思想也追求人的区分，但它基于一种与古典时代完全不同的生存境遇，即上帝的死亡。只要上帝是最高的理性自身的话，那么上帝之死也是理性之死。同时只要人被规定为理性的动物，那么理性之死也是人之死。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人如何与自身相区分？对于尼采来说，人要与末人相区分，而成为超人。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人要与常人相区分，而成为能死者。尼采的超人和海德格尔的能死者都不再是传统的理性的人，而是一个存在的人，一个比理性的人更为本源的人。超人是大地的意义，而不是居于天空充当另外一个上帝。而能死者在天地人神的世界中，居住在大地之上和苍天之下，能以死为死。但尼采和海德格尔所经验的现代性是一个独特的时刻。前者称之为正午时分，即上帝已死但超人尚未诞生。后者谓之为过渡，即人不再是理性的人，但尚未成为能死者。因此，超人和能死者是一个未来的人和将来的人。他们成为了现代人的规定。
　　与尼采和海德格尔相似，马克思对于现代人的规定也是借助于一个将来的人和现在的人进行区分。这就是人与异化劳动者（雇佣劳动者）相区分而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是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只是建基于这种区分，马克思才展开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批判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憧憬。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者的分析展开于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之中。异化的本意是陌生化和疏远化，即一个事物不再成为其自身，并成为其对立面。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主要意义并不是思想性的，如黑格尔的精神异化，也不是道德性的，如一些人道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而是存在性的。它是对于现代人生存境遇尤其是劳动的描述。劳动异化之所以可能产生，是因为劳动本身正是外化，而外化正是对象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因此，对象化和异化是劳动的两面，而异化建立于对象化的基础之上。但对象化活动不是对象的对象化活动，而是主体的对象化活动，即主体将自身对象化。这已经设定了一个主体客体二元关系的模式，而它正是德意志唯心主义的基本概念。近代哲学的人是理性的人且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这样一个自我作为主体设定主体自己，同时也设定它的客体（对象）并达到主客体的统一。马克思的对象化活动的理论接受了这种思想，但对它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其关键在于，意识的主客体关系变成了劳动的主客体关系，而且劳动自身作为本原性的存在，是主客体关系建立的基础。
　　对异化劳动的本性，马克思从四个方面予以了分析：人与产品、人与劳动、人与类本质、人与人。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展现为从劳动对象经劳动活动到劳动者这一过程，而劳动者又分成劳动者与自身的关系和劳动者与他人的关系。从劳动对象经劳动活动到劳动者实际上经历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转换。虽然马克思采用了近代哲学的主客体的思想模式，但他却放弃了从主体到客体的道路，而是采用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路线。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是从存在者出发，从现有的事实出发。但事实就是劳动的直接存在形态，即劳动产品，而劳动过程和劳动者都必须显现于劳动产品之中。同时马克思也没有设定孤立抽象的主体（劳动者）和客体（劳动产品），而是始终将它们置于劳动活动自身的分析之中。
　　现代人作为存在者就是异化劳动者。但马克思的思想要求人与之相区分，成为共产主义者，他才是人真正的规定。对于马克思的这一人的规定，现代汉语译为共产主义者。但这是一流行的译法，而不是准确的译法。马克思所憧憬的不是共产，不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而是共同生活，共同生存，如同中国古代哲人所梦想的大同世界。因此，共产主义应理解为共生主义，共产主义者应理解为共生主义者。
　　那么谁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被共产主义所规定的。马克思人为，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它是人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对于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的本性的全部复归。总之，共产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合乎人性的人，一个获得了现实自由的人。他不仅与动物相区分，而且与异化劳动者相区分。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历史的理解，马克思采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肯定（人的本性），否定（异化），否定之否定（异化的扬弃和人的本性的复归）。但这一辩证法不是线形的，因为异化劳动的产生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走着同一条路。当然，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形态只是将来的，而共产主义者作为人的理想也是将来的。
　　马克思始终将人的本性置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成之中，于是，共产主义也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最高发展。它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是它们的和谐与合一。同时，共产主义也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克服，是他们的共同存在。在此，我的存在就是你的存在和他的存在，反之亦然。，据此，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共产主义者就是一位自然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共产主义者作为人与异化劳动者的区分而获得的人的规定，同人与动物的区分的仍然具有深刻的关联。动物与人相较，前者是不自由的，后者是自由的。但人作为类的特性的自由是抽象的、空洞的，因为人的现实正是非自由的。在异化劳动中，人作为动物时才是人，而人作为人时成为了动物。这要求人与非自由的人相区分，成为自由的人，并成为真正的人。共产主义不仅使人与异化劳动者的区分得以完成，而且也使人与动物的区分得到真正的实现。因为异化劳动者是动物性的，共产主义者才是人性的。
　　但根据我们的观点，人与自身的区分就是人的欲望、工具和智慧与自身的区分。这就是说，新的欲望、工具和智慧与旧的欲望、工具和智慧的斗争。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无穷无尽的新旧之争、古今之争。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历史才形成了所谓的中断、跳跃和划时代，人也获得了不同时代的不同规定。大道哲学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选自《美学原理》，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