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骨肉二十余年，安娥与田汉纠缠半生，终成夫妻晚年却半身不遂

　　安娥
　　1929年，田汉第一次见到安娥，就认定了这是上苍为他送来了一位红色的光明天使。
　　当她把自己创作的小说《莫斯科》交到田汉手里时，田汉被震惊到了，田汉想不到眼前这位二十四五岁，面容姣好气质典雅的女子竟然有这么丰富的阅历。
　　他马上把这本文笔流畅的才华横溢之作发表在《南国月刊》上，遗憾的是由于《南国月刊》杂志被封，小说只刊载了前三章便被尘封了起来。
　　对安娥，在田汉心中，是充满了敬意的。
　　安娥也对田汉动了心，这一动心，却是身不由己进入了一段危险关系中。
　　此时的田汉，刚刚和他的第二任妻子黄大琳离婚，黄大琳刚刚去了日本求学与谋生。
　　田汉还有一位保持了五年通讯关系的女友林维中，刚从南洋回来，正准备同田汉结婚。
　　田汉
　　田汉本是个多情种，又受到西方情人制影响，视婚姻为一条套在脖子上的绳索；自从原配夫人易漱渝病故后，她对女人的心，总在漂流：忆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
　　自从同安娥相识后，他既钟情于安娥的思想，才情和美丽，但又无法忘情于林维中对他的痴情和帮助。
　　1931年初，田汉最终同林维中结婚，更令安娥无比痛心的是，这时候的她，已经怀上了田汉的孩子，这个小生命有两个月了。
　　此前安娥也曾经有过两次婚姻，前两任丈夫都在革命中牺牲了，然而安娥是独立的，她不纠缠不躲避，把心中的怒与羞转化成革命的动力，投身到汹涌澎湃的文化运动中去。
　　1931年8月，田汉和安娥的儿子田大畏出生了，安娥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交给母亲抚养。
　　安娥与田汉
　　安娥回到河北保定的老家，见到母亲后，便跪伏在母亲的膝上痛哭一场，她1920年赌气离开母亲，一别就是六年。这一次回来更是百感交集。因为自己做了母亲，她理解了妈妈的苦衷更体验了母亲的伟大。
　　1933年，安娥返回上海，义无反顾投身到革命歌咏运动中去，见到田汉，也对他撒谎说孩子已经死了。尤其是电影《渔光曲》在莫斯科影展中获奖，她谱写的插曲《渔光曲》得以轰动和流传后，安娥也随之名声大振。
　　1935年2月，田汉在上海大搜捕中被捕，后投入南京大牢，在南京监狱里，当田汉听到《渔光曲》歌声的时候，他为安娥写下了一首诗歌来诉说了他对安娥的思念。
　　这段时间，也是安娥的创作高峰期，她同任光、聂耳等合作，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词，《卖报歌》、《大地进行曲》、《采莲歌》等，充分展示了她的灵性与诗情。
　　安娥和任光，尽管在音乐中彼此拥抱，但在灵魂深处却难以真正地亲吻。俩人共同生活的4年（19331937年），安娥经常生病，每年几乎都流产1至2次，造成了她极度的沮丧，她并不感到幸福。
　　1936年9月，安娥和任光约请几位朋友一起去南京，看望好久没见的田汉。此时田汉出狱已经一年多了，但他的中国舞台协会因不愿意接受国民党官方的经济补贴，而停止了活动。
　　田汉亲自为安娥、任光一行充当向导，游览金陵名胜。
　　这一次大家的会面，让安娥和田汉都有些尴尬，她与任光的关系，安娥尽管尝试着让两个生命相融一起，但到底还是失败了。真正的性爱无法强求和勉强，它虽是物质的，但毕竟更是精神的，灵魂深处的。
　　但她也明白自己决不能率性而为，她只能把对田汉的爱埋入心底，这一次她又需要回到母亲的怀抱，来抚慰自己内心的伤痛。
　　她又一次回古城保定探亲，看望母亲和孩子，她更深刻地体验到了母亲的崇高伟大，可是父亲呢？父亲能给什么？又能对父亲期待什么？安娥的内心充满迷茫。
　　1937年，已和任光离婚的安娥回到上海，这时，田汉也将老母亲、林维中和两个孩子，托好友张曙一起送回湖南老家。
　　在37年初冬的一个晚上，田汉约安娥出来散步。那是一个不见月色但见血光的夜晚，两人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起哭吊那些保卫大上海的烈士英灵，并彼此鼓励。
　　安娥告诉田汉，自己一想到明天的上海，一想到牺牲了的十万烈士，一想到千百万遭难的同胞和北方的乡亲们，总想哭，总觉得只有痛哭一场才舒服。
　　田汉安慰她说：哭，不一定是消极，消极的人，根本就不哭。安娥听到此话，马上沉浸在意外的安慰中，感到田汉并未从自己身边走开。他的心一直与她贴得很近。
　　巧的是，在他们谈话的第三天，田汉和弟弟一起准备乘船逃难去南京，同日，安娥也和摄影家郎静山一家上了这条船，在船上他们意外相遇，惊喜之余，安娥决定和田汉一起走。
　　一路上两人相伴，安娥也告诉了田汉孩子并没有死的消息，田汉听后激动不已，爱火重新燃起，两个人又重新在了一起。但是对田大畏，一直到他长大成人二十多岁才告诉他身世真相。
　　爱情与有家的感觉让安娥每天都自信而有劲，使她干什么、写什么都觉得有依靠，这种兴奋还使安娥充分地释放出了她那潜在的社会活动能量，乃至使她成为了社会活动家。
　　自1937年底到1938年那段时间，安娥可实在太忙了。此时她身负众多官衔：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以及中苏文化研究会音乐组副组长。
　　她总是积极地参加到这些协会、研究会的活动中去，并对兼任的《抗战文艺》刊物编委工作，也从不懈怠。
　　她的创作更是蓬勃丰茂，既有歌词的多产又有诗歌的丰收，同时，安娥还为配合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战时儿童保育院活动，写了一些散记和报道。抗战文艺队伍里，安娥称得上是位劳动英雄。
　　当时，田汉和安娥在事业上彼此支持和配合，相当地默契。田汉到武汉后，一边参与组织领导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一边组编十个抗敌演剧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分派到各个战区。
　　对此，安娥能给予支持的就给予热情支持，她或奉献作品，或参与孩子剧团的一些集会，田汉的事业里留存着安娥的身影。
　　两个相爱的人能如此地心心相印，既彼此独立而又相互推动，是的，女人只有自强不息，才能真正地独立于世，而获得同男性世界真正平等的基础和条件。
　　安娥同田汉的关系，绝非是那种红颜伴青山的关系，因为她本身也是一座挺拔的、郁郁葱葱的独秀峰。
　　1938年10月，武汉大撤退，两个人因工作的关系，又面临着分别，尽管两个人心中不舍，但两个人还是不得不分工作了。
　　安娥在重庆，1939年5月3日、4日，重庆遭遇日本飞机连续大轰炸。在一片慌乱中，安娥总是显得那么镇定和不慌不忙，这是安娥身上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也反应到了她与田汉的爱情中。
　　安娥总有一种与她相称的、为她的勇敢所准备的智慧在支撑着她。在重庆，在台湾，因为林维中女士的争吵，安娥同田汉的关系，不断遇到波折。但是，最后在这一场场情场的角斗中，安娥终于以她自身的独立人格尊严和智慧风貌，抵达了爱情的险峰。
　　田汉自武汉同安娥一别，在重庆再见到安娥的时候，已是1940年秋天了，俩人分别已有两年之久。在这相爱而未能相守的日子里，俩人都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又都喜获创作的丰收。
　　这次在重庆同林维中、同安娥的相会，终于引来一场情场交战。林维中不顾一切地在田汉、安娥出入的地方大吵大闹，致使他丢尽脸面被社会所取笑。
　　本来，田汉对两个女人都是有感情、有缘分的，何况她俩都生下了自己的骨肉。
　　现在林维中如此市井气，如此撒泼，他一怒之下，写了封信，提出要同她离婚。郭沫若先看到此信，怕事情闹大，不利于田汉，就把信压了下来。
　　安娥在这次冲突中，基本上是绕着走，尽可能地不主动接触田汉。就这样，1941年春当皖南事变致使政治形势骤变，田汉决定离开重庆去湖南的时候，安娥开始并没有随行。
　　评剧《安娥》剧照
　　安娥是在1942年2月，因为身体有病、经济困难、以及某些人对她与田汉关系的闲言碎语，才接受田汉建议，去到桂林养病的。
　　初到桂林时，安娥因得不到田汉母亲的接纳，而过得非常委屈可怜，一对恋人有时会相抱而哭，以解心头郁闷。
　　为了家庭的和谐，安娥一直在尽力融入田汉的家庭，有一次由于田汉母亲感染霍乱，她因精心照顾而使自己也染病在身。同时由于田汉的工资都是被林维中掌控，致使他们经济非常拮据。
　　在田汉出门讲演却没有一件可穿的衣服时，她急中生智，把被子剪开，用手缝制了一件又长又宽的上衣，让他遮羞。从桂林到柳州，从贵阳到昆明，俩人生活上相濡以沫，事业上相互搀扶，过着痛苦而又幸福的日子，
　　再次发生风波的地点，依然在重庆。但已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了。林维中领着田汉文工会的一份工资，一直没有离开过重庆，而世间却已换了另一番景象，包括田汉和安娥在桂林、贵阳、昆明已做了4年多的抗战夫妻。
　　林维中愤怒至极，她坚决地要把田汉从安娥手里夺回来，即使夺不回来，也要来个鱼死网破，闹它个人仰马翻。
　　她一边去到安娥住处侵扰，贴传单进行谩骂；一边就在田汉、安娥出席的会议上施计，如在会场外的墙壁上大贴其传单。
　　田汉终于请林女士开价，以了结这段已经撕裂了的夫妻关系。林女士得到钱后，居然仍不买账，不承认离婚协议，将赡养费篡改为生活费；她或继续加码要钱，或追往上海，以田汉夫人名义投书《世界晨报》《新闻报》，继续攻击田汉、安娥。
　　田汉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他以万字的《告白和自卫》，向公众公开了自己同林维中关系恶化的经过，并向林女士提出了从自私泥潭中拔将出来的劝告。
　　但安娥并没有因为林女士对她的辱骂而同她一般见识。她回到上海后，应上海《新民报》的专访，谈了对这类事情的看法。《新民报》以《安娥谈恋爱哲学》为标题，展示了她的观点。
　　安娥声明，自己愿意通过这场纠纷，讨论转型期社会的恋爱问题，但只谈原则，而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
　　1948年6月，安娥、田汉一起从上海回湖南探亲，同田汉老母、三弟田洪一家过了个愉快的端午节。这既是相聚，又是告别。
　　同年11月，他俩从上海出发，经天津秘密进入北平；尔后，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终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
　　田汉到了平山，也是兴高采烈。毛主席请他到家里用餐，周恩来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则在西柏坡大礼堂的一次联欢会上，朗诵长诗，礼赞光明。
　　建国以后，安娥和田汉合作写了大量剧本，两个人的创作都到了一个高峰时期。
　　1956年底，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的时候，突然脑溢血中风而失语，从此半身不遂，并结束了创作生涯。此时她才刚刚51岁，内心实在不甘。
　　在安娥半身不遂、只能发出嗫嚅之语的时候，田汉给了她精心的呵护，他给她找最好的医生，给她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以让她依然能同社会相联系；当她到广东从化、云南昆明和上海疗养的时候，田汉自己身体也有病，但总往她的疗养地寄信捎物，让她处在一片爱的温馨里。
　　更让人感动的是，因为安娥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拿起笔来，田汉十分理解她的心情，为使她不完全地脱离文艺他无论到外地出差和创作、都尽可能地带着她。
　　田汉从1965年8月就开始了他的厄运。他被下放到顺义县牛栏山劳动改造1965年10月，他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66年7月，他被立了专案，经受着轮番批斗和审查，他真正跌进了苦难而黑暗的深渊。直到1968年去世。
　　安娥自己也成为审查对象，被囚困在她家细管胡同住宅的一间西房里（正房已被查封）。她从莫斯科到上海，从抗战时期到解放后的作品，也一律被打成了反动作品。
　　也许正是因为安娥难以说话，又不便行动，专案组对她既少了几分戒备，对她的沉默也无可奈何。
　　1976年8月18日，安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神情倒也安详。
　　魂未断，紧相随，安娥找田汉去了。到了天国，他俩一定还会一起讨论世间的种种吧，因为安娥和田汉的灵魂谁也离不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