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讲坛》开始,一批文化名人相继走进大众的视野。他们从狭小的书斋和课堂中走出,面向大众传播历史文化知识,以独具个人特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独特见解,从无人问津变得大受追捧。他们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喜爱,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具有自己的人设,能给大家留下鲜明而独特的印象,或博学多才,或幽默犀利。但人设崩塌似乎是套在他们头上的魔咒,鲜少有人能够打破。 《百家讲坛》早已没了当初的红火,近些年最火的文化节目当属《中国诗词大会》了。作为一档被主流媒体在黄金时段推出的诗词文化类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影响力是非凡的。武亦姝、陈更、彭敏等选手甚至成了很多人的文化偶像,王立群、蒙曼、康震、郦波、杨雨五位点评嘉宾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在很多观众的眼里,蒙曼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典范,康震的侃侃而谈令人折服,郦波成了儒雅的注脚。 但人红是非多,他们成了文化名人,就自然会受到更多人的审视。其实,关于他们的质疑声,一直都或强或弱地存在着。但这两年却来得十分密集和猛烈,蒙曼康震郦波相继被批,质疑声不绝于耳。 因为有于丹在前,同为女性学者的蒙曼便常被人拿来作比较。起初,蒙曼因为博学被称为小于丹,而现在,很多人都在唱衰蒙曼,被赶下神坛现出原形之类的论调甚嚣尘上,贬之为于丹二号。好像蒙曼只有像于丹那样由大红到被群嘲,才更符合大众的期待。对蒙曼的质疑,很多人都是在人云亦云,揪住一些错误就大加渲染,加上走下神坛的论调来博人耳目。 对蒙曼的炮轰应该起源于文学评论家孙绍振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跨界文化明星现象忧思》。他在文中指出了蒙曼的许多错误和不当之处,认为蒙曼的评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蒙曼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缺乏概括言外之意的灵气、文学学术积累不足;不了解诗歌语言的特指,总是望文生义;解读经典时过于轻佻,亵渎经典。如蒙曼在解读杜甫的《春夜喜雨》时,说火锅的味道都出来了,糟蹋了杜甫的情感和艺术,令人尴尬。 再如蒙曼错解了刘禹锡《乌衣巷》中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本是王谢大族的旧居,后来随着这两大家族的衰落而残破,成了寻常百姓的住处。但燕子不知盛衰变化,依然来此做巢。诗中谈的是历史变迁的沧桑。而蒙曼竟然在节目中解读说,诗中写出了富贵气象,百姓所居住的是革命的家和平幸福的家。我们一般用这两句诗来表达原本稀有珍贵的事物变得普及了,这虽然也并非原意,但也算接近字面意思了。蒙曼的解释虽然很新鲜,但也十分离谱。 关于康震,之前也一直有人指出他的解读和诗作上的错误,但让他饱受质疑和批评的,是他关于杜甫《石壕吏》的惊人见解。康震的分析很有条理,他认为:第一,石壕吏抓人是为了临时紧急补充兵员;第二,石壕吏是在执行任务;第三,石壕吏的态度的确不好;第四,老妪献出儿子再献自己,说明当国家和民族有难时,老百姓还是毅然决然献身的。最后,康震说杜甫没有在这首诗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因为杜甫既同情老妪,又担忧国家前途,只能不做评价。 康震这番解读是面对一些中学校长讲的,意在教他们如何让学生明白所学知识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康震的观点新鲜倒是新鲜,却惊掉了众人的下巴。的确,杜甫的《石壕吏》是一首现实主义叙事诗,叙述的是客观事实。但康震的解读实在是过度解读,按照我们正常人的理解,我们从这首诗中看到的应该是乱世之中悲惨的个人命运,而康震居然为了强行联系当下而去穿凿附会。难道学生们不能从中体会到乱世的昏暗,学习到对弱者的悲悯吗?康震想要教给学生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同于蒙曼和康震都主要是在解读上被批,郦波被批是因为作诗。导火索是《旅夜书怀》一诗:长夜咏怀难自问,欲笺尺素赏音希。一身多少江湖事,明月清风弄我衣。有读者质疑原创度过低,甚至说这是抄袭古人的诗句,郦波以诗学中无一字无来处来回应,并一口气列举了十几个例子。郦波随后又指责网友有构陷之嫌,是小人。于是,讨论升级为骂战,许多人开始大批郦波,甚至质疑其为伪专家,不配当教授。郦波最终怒不可遏,以庭深刺柏精神在,池浅鼋孙怙恶繁回击之后转身离去。 如果文化名人的人设崩塌只是个例,倒也不足为怪。但蒙曼康震郦波相继被批,就让人不得不深思,文化名人的人设为何总是立不住?我觉得,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人红是非多,头上有光环就会引人注目,但人无完人,很少有人能够经受住全面的审视。这些文化名人在面向大众时,更注重通俗化而不是学术性,就难免受到学界的质疑。他们有时为了引人注意,往往发表新鲜独特的解读,而言多必失,总会引起部分争议。另外,大众的期待和要求有时也过高了,比如仅仅因为郦波诗歌的问题就质疑他作为一个教授的资格。其实,搞文学研究不一定非要会写诗,郦波也不是因为写诗才成为教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