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北京副处长送外卖一天赚41块，累瘫街头这钱太不好挣了

　　最近，北京卫视出了一部系列纪录片，还登上了热搜，纪录片名为《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
　　第一集中，北京市人社局副处长王林为了了解新业态从业者的工作和生活现状，感受他们的真实诉求，真正深入到最基层，成了美团的一个外卖员。
　　正是这一天的体验，引起了网友的诸多讨论。
　　不少人看到的都是新闻简报，今天番茄君把整集纪录片都扒出来，我们看看王林的一天到底经历了什么。
　　想要送外卖，先要找个领进门的师父。
　　王林自己叫外卖，然后希望给他送外卖的小哥做自己师父，都被一口回绝：我有单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连续点了很多单后，有一位名叫高治晓的小哥愿意领他进门。
　　高治晓是个老外卖员，他干外卖这一行已经有7年时间。
　　在外卖圈，他是大神级的存在，最高能同时送15单，每月的收入能达到15000元。
　　他先是教王林取货，并更正王林取货时没注意到的细节。
　　比如：王林取货只说取38号，
　　高治晓则会提醒他分清平台以免拿错。
　　对外卖员来说，时间就是收益。所以从拿到外卖开始，小高和老林就没停脚，一路小跑出了商场。
　　王林毕竟是菜鸟，一路上不免被师父耳提面命。
　　而一路上王林听到最多的提醒，就是：快点老王，要超时了！
　　虽然老王紧赶慢赶，但老胳膊老腿始终跟不上小高的步伐。
　　这一单，超时了，顾客在楼下等得有点不耐烦。
　　送完外卖小高一边跑一边再次告诫王林：咱们不能让顾客多等，一定要咱们等顾客。
　　超时本身就要扣除60的佣金，如果因此招致差评，影响会更严重。
　　而一天超时三次，第二天就被会禁送，这就代表整整一天无法开工。
　　下一单是一家山西刀削面，小高提出让老王找店面，可店面就在门口，老王却生生走过了。
　　小高站在身后提醒老王，老王感叹：全是细节
　　送单过程意外不断。
　　有的餐厅出餐太慢，而手机里还堆积了很多订单没有配送。
　　有的顾客手机关机，联系很久联系不上，白白浪费时间。
　　第一次送餐的老王一脸懵X：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送餐过程中，老王提到如果送餐摔伤了，怎么办？
　　高治晓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了下来，这种事他想都不敢想。因为没有保险，只能自费，而且停工意味着没有收入，整个家庭将无法承受。
　　送了一天，老王问小高累了怎么休息？小高向他展示了自己可以跷二郎腿的天然沙发自己的电瓶车和后侧的外卖箱。
　　因为头一天有人带，毕竟还不是独立体验，所以王林决定，第二天自己要独立当一回外卖员。
　　这次他定的目标，是挣够100块。
　　可这一路上状况不断。
　　第一单就出了问题，半天找不到路，找到路又找不到楼号，等王林哼哧哼哧送完一单，小高已经送了5单了。
　　第三单，王林的电动车驶上了机动车道，被堵住没法行驶，白白浪费了很多时间。
　　这一单，王林晚了20分钟。
　　6。6元的配送费，因此这一单他花费了一个小时，只挣了2。4元。
　　不光如此，菜也凉了，还影响客人的用餐体验。
　　一单接一单，王林距离自己100块的目标越来越远。
　　从早八点到晚八点，王林一共送了5单，挣到了41元。
　　送完最后一单，跟拍的记者跟丢了。
　　找了半天，王林生无可恋地坐在马路牙子上，完全没有了白天的精气神。
　　看到记者，王林连连摆手：不拍了不拍了。
　　霓虹灯下，北京城里，马路牙子上的副处长王林，此刻体会着前所未有的落寞。
　　他摘下头盔摇着头说：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很委屈。
　　跑了12个小时，就挣了41块，时薪3块4毛钱。
　　一番体验，也解开了王林之前的误解，他一直以为是平台派了太多单子给小哥，其实是小哥想挣钱，就必须接这么多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王林此番就是最好的践行者。
　　实践出真知，王林深入到外卖小哥的工作一线，去体会他们的不容易，去倾听他们的真实诉求，我们的管理人员需要这种工作作风，我们的社会更需要这样的领导。
　　只有清楚地知道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诉求在哪里，才能更有效地制定和执行的可能性。
　　不过，北京副处长当外卖小哥送餐这个话题本身，已经足够将关于外卖甚至整个新业态从业者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了。
　　王林对外卖员的体验其实无法作为普通外卖员的参考标准。
　　第一点，他是新手，配送速度和水平代表不了整个外卖员群体。
　　第二点，他有人跟拍，商家不会给他脸色，迟到以后用户不会对他恶言相加，更不会给他差评影响他的业绩。
　　看这位被晚送餐的光头大哥，看了眼摄像机然后欲言又止。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并不需要靠送外卖赚钱养家，他赚不到钱也有工资可拿，少了那份被生活逼迫的压力。
　　但有关外卖员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之前，饿了么大火的多等5分钟，就引起广泛声讨。
　　其实，外卖平台、外卖小哥和顾客三者之间，永远是博弈的关系，不可能完全达到和谐统一。
　　平台需要两边抽成完成盈利；外卖小哥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送最多的单子保证收入从而保证生活；顾客需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吃饭问题，希望能在合理的预约时间内吃上一口热饭。
　　一旦顾客多等5分钟，外卖小哥自然会优先配送那些不想多等的顾客，这样一来宽容温暖的人反而受到了伤害。
　　所以，最终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平台方、监管方和用户（外卖小哥）三者共同解决。
　　截止今年，中国的各类外卖配送员总数已经超过700万，是全社会不可忽视的一股就业力量。
　　同时，据有关数据统计显示，700万外卖小哥中，有1的拥有硕士学历。
　　其实统计本身并没有错，因为这个统计将兼职也统计了进去。也就是说，硕士学历的那部分小哥，可能白天是白领、程序员或工程师，晚上才去送送外卖。
　　但这并不能掩盖问题本身，就像很多人质疑的那样：硕士学历，为什么去送了外卖？难道不应该去更需要他们知识的的岗位上为社会做贡献吗？
　　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毕竟高学历人才只占社会工作者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
　　曹德旺曾说过，自己的福耀玻璃就有这样的问题：工厂开4、5千工资招不到人，但互联网大厂开2、3千就有人抢着做。
　　这一代年轻人，宁可去送外卖、送快递，也不愿意去做工人。
　　一方面，工厂大多数在郊区，工作环境差，工时长，不自由。另一方面，外卖小哥在大城市工作，能享受到相应的配套设施，也更会有城里人的感觉。
　　硕士生也是人，他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考虑。
　　另外，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高学历人才内卷更加严重。有的看似体面的工作，薪资还不如一个外卖员的收入。
　　并且外卖员的收入摸得着看得见，干得多拿得多相对透明，所以选择送外卖也情有可原。
　　不过我国的硕士生人数高达900万，跟900万相比，这7万当然只是个例，连1都不到，代表不了普遍状况。
　　我们没有干涉别人选择自己职业的权利，当然也拥有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
　　而且我也相信，只要监管得当，平台算法和系统更加人性化，外卖行业依然欣欣向荣，是每个城市都不可或缺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