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读书有兴趣和需求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书单的流行就是一个明显的佐证。很多人想要读点好书,但又不知道该读哪些,便经常关注一些书单。书单也是五花八门,有人列一个必读书单,就有人反其道而行,搞一个不必读书单;有人列出热门书单,也有人列出冷门书单,还有的评出一些最难读下去的书。 这满足了大家多样化的阅读需求,也为读者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参照。不过,我认为一些非常个人化的书单是没有什么借鉴意义的,还是推荐大家选择那些长期以来都被多数人阅读的经典作品。 说到书单,其实也并不新鲜,而是古已有之,多以作品选编的形式出现,比如《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书。到了近现代,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锐意变革,传播文化便是重要一途,于是也出现了很多书单。但其中有一份书单,一本书也没推荐,这便是鲁迅先生的。 1925年1月,《京报副刊》邀请鲁迅等人各推荐十部青年必读书,与青年们自选的青年爱读书形成对照,看看二者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下是否仍有较大冲突。但鲁迅却不配合,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鲁迅如果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应该不会被刊登,进而惹出麻烦。可是,他觉得既然碰上了这事,也不妨趁着机会发点议论,便又加了一个附注,让青年们选书的时候有个标准。 鲁迅在其中说出了至今都被不少人诟病的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相信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观点,都会觉得比较偏激,甚至怀疑鲁迅是不是精神外国人。 当时就有很多人质疑和反驳,很搞笑的是,有人以鲁迅之矛攻鲁迅之盾,说鲁迅周作人兄弟俩读的中国书可多了,家中藏书多,读起来方便,没有的也要买来,他们读了那么多,现在又不让别人读,这算怎么回事呢? 这本是在反讽鲁迅,但听起来反倒有点受了欺负,委屈巴巴的感觉。其实,这个反驳非但无力,反倒证明了鲁迅有资格那样说。只有对中国书有足够的了解,才有发言权。鲁迅不仅读过很多中国书,而且写过很多有见解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那么,鲁迅到底从中国书里看出了什么,竟建议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而多看外国书呢? 从附注里看,鲁迅的主要理由是中国书与实际人生相离,使人重言不重行,而外国书与人生接触,让人实干。但果真如此吗?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有所了解,便可知道鲁迅的看法的确是有失偏颇了。 鲁迅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又提出了多读中国书的三点流弊:使人意志不振作想走平稳的路,不肯冒险使人思想模糊,分不清是非。这确乎有点道理,比如中庸思想的确不利于冒险,还有各种模棱两可的话和正反都有理的话会让人思想模糊,但同样有点偏激。 不管鲁迅说出了哪些原因,他对于中国书的看法,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是十分偏激,觉得难以接受的。因此,便有人怀疑鲁迅是精神外国人。其实,联系一下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就会理解鲁迅先生的良苦用心。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被列强凌辱,面临着如何自救和变革的问题。与新文化运动相对,一直涌动着尊孔复古的逆流,当时被邀请推荐青年必读书的人,就有不少人列出了一些儒家经典。鲁迅是反对这些的,他认为尊儒读经救不了中国,主张读经的人是要让人们成为孝子顺民、烈女节妇,好骑在人们头上。 鲁迅还在《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用事实说明了儒学的无用: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制造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前夕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 鲁迅建议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出发点就在这里。尽管很偏激,但也是为了中国的崛起,所以他不可能是精神外国人。 鲁迅抛出极端的观点,也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常事。这是因为鲁迅深知,要引起大家的注意,非如此不可: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鲁迅当然也想过,自己的看法或许不全正确,但必须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