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办好在德学习签证之后,我不用为在德居留的事情担心了。德国大学学习的年限是没有限制的,因此人们爱学习多久,就可以学习多久,一个外国学生只要持有学习签证,几乎是可以无限制地在德国呆下去。但签证问题解决以后,我的经济与专业问题又凸现出来了。虽然我在一九九二年已经注册为哲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但我无法专心学习。这是因为每周三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常常疲惫不堪。 我知道,德国的哲学博士学位也许是世界上最难拿的学位之一,一般德国学生也需三年以上,外国留学生如果获得奖学金资助的话,那么也得四五年,如果没有获得奖学金或其它方式资助的话,那么也许遥遥无期。我来德已经两年了。只要一直是半工半读的话,我可能为金钱和哲学累死,到最后也许既赚不到钱,也拿不到学位,两手皆空。想到五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我仍是这种情况,一种巨大的恐惧袭击了我,使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 如果在德国是这样下场的话,那么我当时真是不该来到德国,还不如在国内混过博士好了,甚至还不如当时听命放逐到农村去,至少也是衣食无忧。凭我的能力还能在国内的学术界保持一个才子的名分。但如今我在德国,很可能要耗尽宝贵的生命。我已经三十岁了,一种时间的紧迫感向我袭来。我想无论如何,我要尽早结束半工半读的生涯,获得经济资助,一心一意地研究哲学。 我真是不好意思和博德尔教授谈起我的烦恼,他为了我的签证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但是我没有办法,只好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一些建议,让我有可能找到经济资助。他说不知我是否可以给中国的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让他们给我一些资助。我说这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但也不好多解释,因为他作为一个德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明白中国资助计划的各种复杂性。 他继续说,德国现在经济不景气,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组织的经济资助。最后他说,我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当助手,这个位置目前被一个美国学生占有,到期之后就给我,每月可拿五百马克。我很感谢博德尔教授的美意,但出来后我想,这五百马克还是不够我每月的生活费用,除此之外,我要另找一份工作赚钱。这在根本上不能改变我半工半读的困境。 回到宿舍里,我琢磨其它办法。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申请奖学金。我知道根据中德文化交流协议,德国的各种奖学金都给了中国政府,而政府把这些奖学金授予了那些公派留学生。中国学生个人在国内根本无法申请到德国的奖学金,在德国原则上也是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希望的。 尽管如此,我想也许有例外,例如我的学习签证不就是例外吗?当我怀有了这一希望之后,就赶紧到学校图书馆,抄下了一切能够向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基金会的地址,并马上回宿舍整理我的申请材料,如履历之类。 我带了近二十封信去邮局,在路上还在考虑我写的信究竟能不能打动那些基金会的秘书们。我在信中说我是一位学习哲学的博士候选人,在德半工半读已经两年了,我非常希望衣食无忧地从事哲学研究。但我的国家经济还不发达,不能给我资助,同时我也不能作为公派的留学人员获得德国的奖学金,那些奖学金一般只授予理工类的学生。(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但我认为,一个哲学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他不仅会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而且也会为中德的文化与思想交流作出独特的贡献。我认为这封信写得很好,一定会打动收信者中的某个人。当把信交给邮局时,我感到自己发出了希望的信号。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