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钱是万能的，当年印度悬赏捕蛇就不会被黑产反噬

　　谁没有听过几句没有金钱解决不了的问题？类似的价值观输出曾经非常流行，或许曾经金钱真的很管用。虽说今天大多数人更赞同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不论如何，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砸钱办事总是要比用爱发电要有效一些的，只是性价比问题有待斟酌而已。
　　然而，在现实中砸钱办事不仅可能无用，甚至会得到反面的效果，钱越花越多事越办越烂，这样的案例历史上有非常多，其中流传最广最早的来自英属印度。
　　有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说当年英国人殖民印度后，统治者有必要改善印度的生活环境，尤其是遍地可见的毒蛇，以眼镜蛇为代表。
　　由于担心德里的眼镜蛇数量进一步增长，蹿上城市里的街道有伤人的危险，于是英国统治者们想到了一个简单又直接的方案奖赏。
　　财大气粗的统治者认为，只要赏金给到位，一定能充分调动起印度人民的积极性，为铲除德里的毒蛇贡献力量。
　　得知捕蛇有赏金拿的印度人民哪里是积极，简直是拼命了，很快眼镜蛇的数量就急剧下降，原来只要花点功夫就能赚到赏金，到后来难度已经提升到地狱级。
　　不过，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有些老哥很快就找到了财富密码，他们抓住了领赏金的漏洞，即只要有眼镜蛇的尸体就有赏钱。
　　明面上说是要捕杀的眼镜蛇，可实际上根本没办法确定蛇是不是从野外抓来的，自己养的眼镜蛇也可以杀了送去领赏金，赏金要比养蛇的成本高，这不就是生意了吗？
　　没多久，很多人家都开始干起了养蛇骗赏金的黑产。于是就出现了德里的野生眼镜蛇近乎绝迹，但来领赏金的人却络绎不绝。
　　当然，殖民地的统治者也不是傻子，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不寻常，于是再次简单又直接地取消了捕杀眼镜蛇的赏金，可是事情并没有简单又直接地结束。
　　很多搞养蛇骗赏金的人为了掩人耳目都是在自家的房子里养，赏金一停养的眼镜蛇也就没有了价值，满屋的毒蛇及危险也要饲养成本，他们现实的选择就是放生。
　　最终整个故事的结局非常戏剧性，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消灭眼镜蛇计划，钱花了蛇也收上来了，但结果不但没有让眼镜蛇消失，反而是数量更多的蛇被放生，情况变得比之前更糟糕。
　　这个印度的捕蛇故事其实并没有经过严谨的考究，可能与历史有一些偏差，但因为它流传甚广且极具代表性，经常在类似的事情中被提及，因此眼镜蛇效应（Cobraeffect）就成为了一个术语，专门指不正确的激励措施导致与预期截然相反的结果。
　　历史上的眼镜蛇效应案例还有很多，一个真实可考的案例是发生在法属越南的河内老鼠大屠杀。
　　1897年法国人保罗道默来到越南河内担任总督，作为统治者他本人居住在环境优美的别墅区，但他却对当地越南居民的生活环境很关心。
　　保罗道默（PaulDoumer），1897年至1902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
　　道默认为在自己担任总督的期限内，应该做一点改善越南人居住环境的政绩，第一个被摆到台面上的就是关乎公共卫生的下水道系统，这在当时象征着清洁和进步。
　　事实证明，这位总督还是非常有行动力的，很快河内的地下就铺设了一条超过9英里（约14。5公里）的下水道，但最早享受到它带来的便利的不是人类，而是老鼠。
　　下水道阴暗潮湿，正是老鼠的天堂，它们白天躲进地下，晚上把下水道当成通道四处游荡。
　　二十世纪初，河内恒茂街
　　鼠患爆发引起了殖民政府的注意，由于担心这些老鼠携带鼠疫，消灭老鼠刻不容缓。正所谓人多力量大，当局也想到了一个简单且直接的方案雇佣越南当地的捕鼠人。
　　殖民政府承诺，每消灭一只老鼠就会得到固定的报酬，可是用什么来证明和统计捕鼠的数量呢，如果直接以老鼠的尸体为标准，那么市政厅恐怕要被老鼠淹没，也不方便统计。
　　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天才提议，干脆要求捕鼠人捕杀老鼠后割下的尾巴，把尾巴带到市政厅就可以领取报酬，官员们见尾如见鼠。
　　二十世纪初，河内市政厅
　　1902年，声势浩大的河内老鼠大屠杀开始上演，当年4月的最后一周，有7985只老鼠被杀死，成效颇为优秀。到了5月份，每天统计的老鼠捕杀量就超过了4000只。
　　随后的两个月数量有增无减，5月的最后一天里，有15041只老鼠失去了尾巴，6月21日这一天达到了顶峰，20112条老鼠尾巴在市政厅聚会。
　　问题来了，哪来那么多的老鼠呢？想知道答案只需要走上河内的街头看一看，你会发现街头上全是身强体壮的老鼠，唯独没有尾巴。
　　分析一下其中的利益关系，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受政府雇佣的捕鼠人来说，老鼠是他们收入的来源，但按照要求办事的话，这份收入并不可持续。
　　为了使利益可持续，原本每有一条尾巴被上交就有一只老鼠被杀害，变成了每有一条尾巴被割下就有一只老鼠保住了性命，毕竟断尾尚不至于丧命，反而是因为没有尾巴不会再被盯上。
　　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有意思，捕鼠人把割了尾的老鼠放走，以便繁殖更多的后代，长出更多的尾巴，老鼠尾巴每天都在增多，而老鼠的总量更是爆发增长。
　　就这都还有人还嫌慢，直接在河内偏远的郊区开起了老鼠养殖场，这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事情被当地卫生官员发现，遂取消了捕鼠的报酬。
　　可是已经回不了头了，和印度的捕蛇故事一样，河内老鼠大屠杀的结果是制造了更多的老鼠，最终在1906年鼠患引发鼠疫，造成至少263人死亡。
　　河内保罗伯特街（今庄田街）的老照片
　　以上两个案例或许都有些年代感，但这并不代表眼镜蛇效应已经离我们远去，现代仍然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1989年，墨西哥城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推行了一项举措，每一周都有20的车辆在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日禁止上路，也就是车辆限行。
　　结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墨西哥市民为了方便出行，无奈购买了更多的汽车，其中大多数都是排放更高的廉价二手车，反而增加了城市拥堵和空气污染。
　　仅仅三年后，墨西哥城就荣登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研究表明新增的车辆贡献率13的碳排放增长。
　　更严重的还有德国的社会救助产业，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福利制度的国家，尽可能找到需要被救助的公民是政府的责任。
　　为了避免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和低效，德国把福利救助工作大量外包给第三方私营机构，按救助人数给予一定的报酬。当救助对象变成给机构带来收入的顾客，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谋增长。
　　结果就是自德国统一以来，有学习障碍的人数增长了66，患精神疾病的人数增长的130，有95的德国人在一生中至少被救助过一次。
　　是德国人变得更弱了吗？显然不是，是这种不合理的关系养了懒人，一旦有足够多的人依赖救助生活，改变就变得越来越艰难。
　　又如我们身边的996加班文化，增加的是工作时长，降低的是工作效率，当摸鱼成为了加班文化的后遗症，眼镜蛇效应反噬的究竟是谁？
　　VasantGHegde。Delhi，bewareofthe‘CobraEffect’。DeccanH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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