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中国独创

　　大道至简
　　随着三系法把中国率先推进杂交水稻时代，人类对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不再是神话，而三系法则是一个被反复验证、屡试不爽的神器，又被遗传育种学家称为经典的方法，按这一方法育成的种子，在中国、美国、印度和东南亚的稻田掀起了一场绿色革命，产生了大面积、大幅度增产的奇迹。然而，这还只是杂交水稻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袁隆平对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第一个开创性的贡献。假设一下，即便他就此止步，也足以奠定他作为杂交水稻之父的地位。
　　但袁隆平注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作为三系法的总设计师，他在国家特等发明奖的颁奖大会上就自揭其短，指出三系法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和局限。这绝非过分的谦虚，而是一个科学家的本色，科学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一旦发现问题就必须实话实说，寻求解决之道。三系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陷？一直以来，袁隆平的每一个决定性的思考和抉择，都是从追问、怀疑和否定开始的。他从怀疑到否定米丘林的无性杂交论、经典遗传学的无优势论开始，就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独辟了三系法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一条路。而这一次，他不是要否定别人，而是自我否定。当时，杂交水稻播种到哪里，哪里都是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而他走到哪里，哪里都是一片啧啧称赞声。在农民眼里，这个泥腿子专家跟他们一样风里跑雨里钻，成天巴着个水稻，可他有本事搞出花样，产量一年比一年高，让种田人一年比一年有奔头。袁隆平，这三个字特值钱！这是农民说出来的大实话，可这大实话背后却有他们尚未发现的隐忧，但这粒种子的创造者已经发现了。就在许多人为杂交水稻大推广、大增产而头脑发热时，他就发现问题了，用他自揭其短的话说，是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他这样说，既是给那些头脑发热的人浇浇冷水，更是冷峻地揭示出了初创时期的杂交水稻还存在诸多绝对不能回避和掩饰的缺陷。
　　对于三系法技术体系，袁隆平此前曾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一妻嫁二夫的奇特婚姻关系，并且是包办婚姻，这就决定（甚至是命定）了在杂交组合上，作为母本的不育系（母稻）在选配保持系和恢复系这两个父本（公稻）时，由于受到遗传因素的制约，用专业术语说就是受到恢保（恢复系和保持系）关系的限制，其优势组合的概率极低，而难度又极大，若要选配一个具有杂种优势的组合，在现有籼稻品种中仅有千分之一可转育成不育系，只有百分之五可用作恢复系，这就造成了选配概率低、制种环节多、种子生产成本高、在育种上进度缓慢等诸多症结，而且难以解决杂交水稻高产与优质间的矛盾。还有一个后遗症，随着亲缘关系在选配过程中相对拉近，其杂种优势也会裹足不前甚至逐渐减退，增产潜力越来越有限，这也就是袁隆平指出的前劲有余，后劲不足。
　　归根结底，三系法的所有症结都可归结为一个，就是其技术体系和育种程序太复杂、太烦琐。大道至简，如何才能化繁为简？这就是袁隆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但要闯出一条路来又绝不简单。
　　就在三系法杂交水稻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的第二年，1982年，袁隆平担任了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这并非一个荣誉性的虚职，此前此后，他一直都在为全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应用谋篇布局。随着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迫切需要为杂交水稻研究搭建一个更理想的工作平台，也是中心平台。说到这个平台，又要说到袁隆平1968年早春去广东南海育种时遇到的那位笑眯眯的女干部蓝临了，此前她已从广东省科委调到了湖南省科委，担任计划处处长。这次，又是蓝临带头发起倡议，由湖南省农科院牵头，组建一个杂交水稻的专门研究机构。1983年初，湖南省科委正式提出了成立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建议。4月初，蓝临便带队赴京，向国家计委递呈申请拨款的报告。那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一个被十年浩劫折腾得精疲力竭、元气大伤的中国，还处于恢复期，国家财力捉襟见肘而到处都要输血。蓝临深知，此时要申请给一个地方科研机构拨款非常难，她也做好了好事多磨的心理准备，但无论如何她都要据理力争。结果呢，又是一个令人喜出望外的结果，尽管国家计委把每一分钱都攥得紧紧的，对杂交水稻科研却非常慷慨，竟然一下拨款五百万！
　　如果不是非常重视，又怎会有这样一个非常慷慨、非常难得的大手笔？国家计委在决定立项拨款后，为解决亿万人吃饭问题的这个大道，在办手续、走程序上一切从简，一路开绿灯。所谓大道，从来就是极其简单的，简单到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如民以食为天，如吃饭第一，如吃饭比上天重要，就这么简单，但只有经历过那段非常岁月的人，对这个简单到非常简单的道理才有直接而深切的体会。对这样一个结果，袁隆平先生一直到现在还连连惊叹：那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说明党和政府对杂交水稻事业给予了极大重视，寄予了殷切厚望！
　　一个大难题竟然如此简单就解决了，湖南省科委随即就展开了选址、征地、设计、调配人员、购置设备等一系列烦琐而复杂的工作，哪怕到了今天，也不知要跑多少机关、盖多少大印才能办完各种手续，但一听是搞杂交水稻研究，几乎每个单位都大开方便之门，一路绿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幢幢办公楼、实验楼和宿舍楼就在长沙市东郊马坡岭拔地而起，这个速度，简直比当年的深圳速度还快。1984年6月15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了，这是国内外第一家杂交水稻的专业科研机构，也是杂交水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到了1995年，又以其为依托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两个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也是一种大道至简的运行体制。事实上，这两个中心也是世界杂交水稻研究的中心，后来又陆续盖起了科研楼、培训楼、开发楼、科技馆以及基础理论和分子育种实验楼各一幢，还建起了温室、人工气候室、种子仓库等科研必备配套设施，并配备了各种大中型科研仪器两百多台（件）。如今，中心已拥有六十多位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其中有博士二十多人。离中心大院不远，就是一百八十亩试验田，当地老乡也挺干脆简单，就直呼为中心试验田。
　　除了长沙本部，中心还在海南三亚设有南繁基地。这里不说袁隆平和他的助手辗转于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南繁经历，只说在海南，袁隆平最早于1968年秋在海南陵水县农科所搞南繁育种试验，1970年秋转到崖县（今三亚）南红农场，后又搬到荔枝沟火车站工段附近，那里条件之艰苦简陋就不用说了，既居无定所，又无试验田，一切都是租用的。直到1982年，湖南省农业厅拨款两万元，在三亚警备区师部农场建了一座平顶砖房，才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家。再后来，因为有了国家计委那笔拨款，他们才得以继续向师部农场租用土地，在二十多年里盖起了办公楼、实验楼、宿舍和食堂，还租用了六十亩试验田。2015年深秋季节，我特意去海南南繁基地探访，在三亚地图上已经有了一个醒目的标志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南繁基地。这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直奔那个让我憧憬已久的现场。而这条捷径，其实也是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独辟蹊径开拓出来的，从1968年到2015年，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袁隆平和他的助手、同事每年都像追逐阳光的候鸟一样在长沙和三亚之间南来北往，年复一年，从未间断过。
　　交代了一段后话，还是回到1984年。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筹备成立之际，就有人在暗自猜测或私下里议论，谁将出任中心主任？从科研的角度看，自非袁隆平莫属，但袁隆平是一位党外人士，在组织全国籼型杂交水稻协作攻关时，他也一直是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而这个中心主任是一个单位的行政一把手，按惯例，一般都是党员干部担任。当时，袁隆平正在天涯海角的南繁基地，一如既往地扑在稻田里，压根就不去操那份心。在他心里，无论谁当中心主任，都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杂交水稻研究。而这次人事安排，也是大道至简，袁隆平这位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党外人士，被直接任命为中心主任。当他接到任命通知时，又是怎样的心情呢？他显得很清醒也很沉重：我很清楚，这表明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同时我也感到肩负着一份重大的责任，因此，我接受了这项任命。
　　有了研究中心这样一个平台，又肩负着这样一份重大的责任，一个新的战略设想，又在袁隆平的头脑里酝酿了。随着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这个战略设想已呼之欲出。
　　1986年10月，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来自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两百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遍及世界五大洲。像这样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既有唇枪舌剑的激辩，也有欲说还休的试探，当然，也有一些在农业科技上一直领先的发达国家代表，心高气盛，正在暗地里狠下决心，发誓要让自己的科技水准在这一领域里赶超中国。但有一个事实却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从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到此时已整整十年，中国杂交水稻累计种植面积超过九亿亩，仅增产稻谷就超过了九百多亿斤，可以多养活一亿多人口。
　　一个黝黑而精瘦的身影，无疑是这次国际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身影。
　　袁隆平的学术报告，也是这次会议最受关注的主题之一。这不是一般的学术报告，而是他酝酿已久的关于杂交水稻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从育种方法上说，杂交水稻的育种可分为三系法、两系法、一系法三个战略发展阶段，朝着程序上由繁到简而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的水平上分，一是品种间的杂种优势，二是亚种间的杂种优势，三是远缘杂种优势。上述的三种育种方法和三种优势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系法为主的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篇题为《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学术报告，经与会代表一致认可，作为会议的主题写进了会议文件，随后又以《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设想》为题在1987年第1期《杂交水稻》上发表，被业界视为杂交水稻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被世界农业科技界认为是袁隆平思路，袁隆平也因此被誉为杂交水稻科研领域的伟大战略家，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从这一卓越的战略构想看，他已从理论上把杂交水稻的科学探索推向了又一个全新的境界，接下来的路，如他所预言的一样，在程序上将由繁到简，在效率上则越来越高，但在关键技术上也越来越难。这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科学家的战略设想，一经他提出，随即就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1987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被列入国家863计划，而袁隆平又一次肩负起国家赋予他的责任和使命，担任了863计划101101专题（两系法杂交水稻专题）的责任专家，主持全国十六个单位协作攻关。
　　此前，对于以三系法为主的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我搞了很长时间才多少懂得了一点基本原理，而对两系法为主的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又如何去理解呢？水稻有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所谓亚种间杂交，说穿了就是籼稻和粳稻之间的杂交，如果这一技术能从根本上突破，就能从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中省去一个保持系，这样就简化了种子生产程序。其最显著的优势还在于它不受恢保关系的限制，配组自由，同一亚种内几乎任何正常品种都可以作为其恢复系，因而在理论上更易于选配出杂种优势更强、增产潜力更大的杂交水稻新组合。然而，一句大道至简说来简单，若要省掉三系之一又何其难也。
　　为了让我这个门外汉一听就懂，袁隆平先生又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同三系法那种一女嫁二夫而且是包办婚姻的奇特婚姻关系相比，两系法是一夫一妻的自由恋爱，而一系法则是独身主义。这个比喻让我忍不住乐了。说到这里，还有一段趣话，福建育种专家刘文炳是一个名噪一时的植物性学专家，他有一个创造，就是让水稻充分享受到性福。此事说来有趣，却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合乎生命规律的科学。水稻是植物，也是生命，培育良种，就是让水稻像人类一样优生优育。刘文炳在育种中发明了一套在水稻扬花期间让水稻享受性福的方法，具体怎么搞我也听不懂，但道理我懂，那就是给不育系催花煽情，让雌雄蕊在享受性高潮的快感中更充分地受孕结合，这样，结出来的谷粒才会丰富饱满，优质高产。这个道理，就像有着美满婚姻的夫妻，才能生出漂亮聪明的孩子。
　　所谓大道至简，其实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又重新回到简单的过程，如以前的常规水稻品种其实也是一系法，在经历了三系法、两系法再到一系法，这个一系法就是培育不分离的杂种一代，将杂种优势固定下来，免除年年制种，凭借杂种一代植株的种子逐代自交繁殖，那已是一个更高境界的一系法了，那个简单已是非同一般的简单了！
　　当热潮遭遇寒潮
　　追溯两系法的肇始，也是为了澄清一些模棱两可的历史事实。
　　袁隆平并非两系法的肇始者，在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之前，模糊岁月中就有了一些默默无闻的探索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安徽省芜湖地区农科所就育成了部分不育系和带显性标记性状的恢复系。后来，只要追溯两系法杂种优势利用，就会追溯到这一研究成果。我说是模糊岁月，而他们遇到的也是一个模糊难辨的问题，由于区分杂交种和自交种时困难太多，在当时还根本没有清晰的两系法思路，后来这些技术路线也均未走通，但这些探索者的研究试验对两系法是有启示意义的。
　　我在前文已一再重复，其实也是反复强调，在三系法中，作为母本的雄性不育系是通过选育雄蕊退化不能自交结实繁育后代的，如果要在两系法中省去保持系，对母本就有了更加特殊的要求：当有父本和它杂交时，要求它能保持百分之百的母性，如此才能接受父本的花粉，生产出高纯度杂交种子；当没有父本和它杂交时，又要求它的雄蕊恢复正常，也就是恢复水稻这种雌雄同花、自花授粉作物的本色，能够自交结实繁育自己的后代。然而，在茫茫无涯的水稻王国里，又到哪里去找那非常特殊的一种母稻呢？谁又将成为第一个发现者？
　　这个发现，同三系法中对野败的发现一样，必将在两系法的探索之路上，从根本上打开一个突破口。说来，这又缘于一个神奇的发现。只要提到两系法，作为全国协作攻关的责任专家袁隆平，首先就会提到为此立下了首功者，石明松。
　　石明松，江苏如皋人，1938年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1959年毕业于湖北省荆州农校，后分配至沔阳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担任沙湖原种场农技员。1973年10月上旬，石明松在沙湖原种场栽种的晚粳稻大田中寻找雄性不育株，在单季晚粳品种农垦58大田中，发现了三株典型的雄性不育突变株，后被命名为农垦58S。这一发现的突破性意义，有如李必湖、冯克珊发现野败。但若从严谨的科学事实来衡量，两者之间还是有大小之别的，野败的发现让以袁隆平为首的中国科学家成功培育出三系法杂交水稻，而它更重大的意义是把中国乃至世界都带入了杂交水稻时代，从此开创了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新纪元。而石明松发现农垦58S，则把杂交水稻从三系法推进到了两系法的时代。
　　这一发现，也更突显了1973年在中国的杂交水稻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几乎就在石明松这一发现的同时，在苏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上，袁隆平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杂交水稻从此诞生了。而石明松这一发现，将在未来岁月把杂交水稻带进第二个时代两系法的时代。时间中真是充满了巧合，三系法宣告成功的一年，恰好又成了两系法的开端之年。
　　当然，一个再神奇的发现，仅仅只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若要真正跨进两系法杂交水稻时代，从发现到研究、试验，从试验田到大田生产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一个基层农技员，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他的这一发现将照亮整个水稻王国，他也将要经历相当长的摸索与试验。第二年，他利用农垦58S自然结实的种子种植了四十八株，发现这些水稻表现出了雄性不育和雄性可育两种类型。这是怎么回事呢？只能继续摸索试验。
　　当我追溯石明松极为艰辛的科研探索之路时，时常下意识地觉得，就像对袁隆平此前经历的一段复写，在他的身影里时常会出现袁隆平的影子。作为一个基层农技人员，他的本职工作是推广农业技术，而他却要搞科研，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自量力，而用湖北人的比喻更形象，鸭子都能捉鱼的话，还要鹭鸶做么事？其实鸭子也能捉鱼，只是没有鹭鸶那样专业。这也是袁隆平曾经的遭遇，无论从起点看，还是从专业水平看，一个西南农学院的本科毕业生起点自然要比一个农业中专生高了许多，而一个安江农校的老师，其专业水平自然也要超过一个农场的农技员。但袁隆平开始向水稻杂种优势这道世界性难题进军时，一开始也遭遇了这样的冷嘲热讽。在这方面，他们的性格挺相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执着于自己那个顽固的念头，一心扑在稻田里，扑在自己的试验上。石明松一开始也像袁隆平一样，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而能给他当当帮手的就是妻子。她也是县农科所的职工，对丈夫的试验也就多了一份理解和支持，除了上班、做家务，一有空就到试验田里来了。再就是他还在上学的两个儿子。好在，稻子抽穗扬花的季节，正值暑假，他们可以帮着父亲授粉、赶田鼠、撵鸟雀。到了晚上，他们还得把竹床搬到稻田里，父子三人轮流守护着稻田，生怕田鼠、野猫、黄鼠狼祸害了稻子，当然，对于人类他们也不能不提防，很多人早就看不惯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了。就这样，一家人都围着石明松转，围着他试验田里的稻子转，而石明松则围着太阳转，他对杂交水稻的一个重大科学发现，就是揭开了光照与水稻的密码。不过，这还要等待数年。
　　对于一个基层农技人员，那注定是一条极其艰难的科学探索之路，且不说专业水平，搞科研需要精密仪器设备，可别说精密仪器，他连最基本的科研设备也没有。而他是自主自发地搞科研，没有科研经费，也没有科研时间，时间只能在他干好本职工作后，忙里偷闲地挤。一有空，他就往田里跑，记下一个个试验数据和田间档案。石明松和袁隆平开始搞科研时的状况差不多，甚至更差。石明松比袁隆平年轻七八岁，基本上就是同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很相像，战乱、饥荒、颠倒的是非，还有他们的家庭生活。袁隆平的妻子邓则在县农技站工作，石明松的妻子也在县农技站工作，袁隆平膝下有三个儿子，石明松也有三个儿子，这一切都很相像，包括长相。据石明松的次子石水华回忆，一个夏天下来，他手肿了，脚烂了，人又黑又瘦。这其实是田野科研人员共同的形象，全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时，石明松两口子工资都很低，上要赡养老人，下有三个都在上学的儿子，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根本掏不出钱来买科研设备，那该要多少钱哪，连想都不敢想！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你只能付出更多的心血，这是不用钱买的，也是钱买不来的。袁隆平最早的秧苗是在从废品里淘来的坛坛罐罐里培育出来，石明松的试验，也是因陋就简，土法上马，这甚至是中国人搞科研的一大特色，很多土办法其实都是逼出来的。有些事说起来让人发笑，猛地一想又突然想哭。沔阳属于江汉平原，育种季节正是阴雨连绵的日子，必须用烘烤箱温种。但他没钱买烘烤箱，眼看稻种就要霉烂了，他急得在家里团团转，转着转着，他一眼看见了灶台上那口炒菜的锅，一拍脑袋，就用这炒菜的锅来温种。这事又落在妻子身上，用小火慢慢地烘烤种子来。这一个粗糙的土办法，却是典型的慢工细活，那火候还特别难以把握，一不小心就把种子炒熟了。到了授粉季节，那时他还是采用人工去雄的方式，得用一种专门的夹子剪颖去雄，但他没钱买那种专门的去雄夹，就自己动手做。到了杂交时，没有专门的杂交袋，他就找来了一大堆旧信封代替。没有遮光室，他找了几个煤油桶来遮光。终于，又一茬试验用的种子生产出来了，却连个储藏室也没有，他把家里最好的一间卧室腾出来做了储藏室，一家人挤到了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就这样，他还不放心，生怕老鼠糟蹋了种子，又把种子分成一个个小包，吊在一根根铁丝上。
　　谁能想象，谁又相信，一粒将要照亮整个水稻王国的种子，就是一个基层农技人员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开创的？从1974年到1979年，石明松对他发现的农垦58S不育株进行多轮测交和回交，而在一片光亮下，一个光照与水稻的秘密也渐渐露出了轮廓。他发现不育株的再生分蘖上能够自交结实，而分期播种的结果表明，其育性与光照时长有关，在夏天的时候是雄性不育的，花粉是败育的，到了秋天却又是正常的，育性自然恢复。很明显，这种不育株的育性随着光照时长而变化，这也正是光照与水稻之间一个还从未被人揭示的密码。当然，这不是一般的水稻，而是典型的雄性不育突变株。这一试验结果，让他知其然，但还不知其所以然。但哪怕知其然，也足以让他在杂交水稻育种上萌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设想：在长日高温下制种，在短日低温下繁殖，这样就可以一系两用了。他将这种雄性不育系命名为晚粳日照两用系。
　　石明松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外人看来，他一天到晚在试验田里闷头闷脑地忙碌着，也不知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很少有人说他是在搞科研，搞试验，一说就让人忍不住发笑，说得那么严肃搞么事？他也从来不说。到了1980年早春季节，那已是他发现农垦58S的第八个年头了，湖北省农牧厅的一个检查组来沙湖原种场检查春耕生产，石明松这个农技员自然也要跑前跑后地跟着，但除了春耕生产，他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却又开不了口。他原本就是个闷葫芦，一个人孤军奋战了这么多年，更加木讷了。不过，他还真是讷于言而敏于行，早就做好了准备，趁人少时，他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研究报告塞到了检查组的一位领导手中。一个基层农技员异想天开的研究报告，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也许是一堆让人觉得好笑的废纸，看也不看就会被扔进垃圾篓里。也许会像袁隆平那样，遇到一个慧眼识才的伯乐，那就是他莫大的幸运了。很幸运，非常幸运，那位领导回去后，仔细看了他的研究报告，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科研项目，随即就委派粮食生产处处长专程来沙湖看望石明松，还给他送来了三千元科研经费、一台照相机、一个计算器。这真是雪中送炭啊！石明松，这个在艰难的时候也咬着牙从不落泪的汉子，一下感动得泪流满面。
　　三千元，对于一个在当时月薪才三十多元的农技干部，差不多相当于十年的工资。这每分钱他都用在了科研上。1981年，他大儿子石新华高中一毕业，就回来给父亲当助手。从这年开始，为了加快育种进程，他带着大儿子远赴海南育种，也成了追逐太阳的人。那路途的漫长就不说了，我也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为了节省一点科研经费，石明松父子从来没坐过卧铺，有时坐硬座，有时候就站着。从此，他们年年都去海南育种，一连七个春节没有回来过年。海南骄阳似火，特别是正午，人热得受不了，却是水稻的天堂，加快了水稻的繁衍，父子俩每隔五天就要插一次秧，以验证光照对雄性不育株形成育性转换的影响。好几次，由于过度劳累，石明松晕倒在稻田边，而每一次晕倒就是他歇息的时刻。
　　这一阶段的试验，石明松钻研的重点是要搞清楚晚粳自然不育株的育性转换的原因，这种既能表现完全雄性不育，又能自交结实繁殖的两用核不育系，其遗传机理是怎样的？它到底在受什么因素控制，是气温、肥料还是光照？他要解开这个水稻的自然之谜。经过反复试验，他逐渐排除了气温、肥料等因素对育性转换的影响，从而把注意力聚焦在光照上。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他最成功之处，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误区。
　　从1983年起，石明松终于结束了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他又遇到伯乐了。据湖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余胜伟回忆，1982年，他刚分配到湖北省农业厅（原省农牧厅）科教处工作时就注意到，石明松提出了光敏感核不育系的概念，还看见了他手写和打印了很多论文材料。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省科技厅（原省科委）慧眼识才，当年就拍板，将该课题列入全省科技重点项目，随后与省农业厅共同组织，成立了由省农科院、武汉大学和华中农学院育种专家、湖北省仙桃市光敏核不育研究中心等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组。石明松在协作组的配合下，加快了光敏核不育二用系攻关进程，他个人的命运也在改变，先后任沔阳县（今仙桃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农科所副所长、湖北光敏感核不育水稻协作组副组长。这一次协作攻关历时三年，积累了一万多个数据、上千份材料和数十个杂交组合试验，终于育成一系两用的核不育系新型稻种。1985年10月在湖北沔阳召开了鉴定会，来自原农牧渔业部、中国农科院以及湖北省内外的五十多位专家通过鉴定认为，这种水稻既能随光照变化发生育性转换，也具有杂交广谱性，可与其他常规品种杂交，又可利用其可育特性进行轮回选择，培育出优质、高产、多抗新品种。这一成果，因一系二用，故命名为二用系或两用系，而石明松此前对它的命名为晚粳日照两用系，在中国农科院邓景扬博士建议下，将这一新型杂交稻种正式命名为湖北光周期敏感核不育水稻。
　　石明松率先发现、湖北最早育成的光敏核不育系农垦58S，为两系法杂种优势利用立下了首功。但在1985年10月通过鉴定时，湖北光敏感核不育水稻还只是一项试验性的成果，而当时人们普遍都认同了石明松的观点，这种一系二用的不育系在育性转换上只受光照时长的影响，因此很快就能在大田推广应用。也正是因为有了如此乐观的认定与预期，这一发现一时间好评如潮，而且均予以极高的评价，被誉为世界领先的顶级发现，这一成果是继黄耀祥开创的矮化育种、袁隆平开创的三系杂交水稻后的第三次重大发现，摘下了中国水稻皇冠上第三颗明珠，从杂交水稻的发展史看，这是继三系法后的第二次划时代的发现，摘下了杂交水稻皇冠上第二颗明珠。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发现虽有开创之功，但做出如此乐观的预期和崇高的评价为时尚早。或可以说，石明松已发现那颗皇冠上的明珠正在闪烁发光，但要真正摘下那颗明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还要经历一次让人们几乎陷入绝境的挫折。
　　接下来发生的灾难性事实也验证了，光敏核不育系连两系法杂交水稻的不育关也仅仅只是闯过了一半。但这一成果意义重大，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先后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列为重大项目予以支持，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863高科技发展计划也相继支持了这一重大研究项目。一时间，业界掀起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热，并在长江流域开始试种，两系法应用于生产，似乎已经呼之欲出。
　　一段历史追踪到此，又难免有人要发问了，这一成果好像没有袁隆平什么事啊？这还真是问到了点子上。那么，作为三系法的总设计师，袁隆平在两系法上又有何作为呢？此时还真得少安毋躁，冷冷静静往下看。
　　袁隆平此前虽未参与农垦58S的协作攻关，但作为863计划两系法杂交水稻专题的责任专家，从1987年开始就主持全国十六个单位协作攻关。安江一直是袁隆平团队的科研基地，而他的学生李必湖也是参与协作攻关的科研人员。这里又要提到另一个重要发现者，邓华凤。这位1963年出生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是湖南沅陵人，苗族。他1984年于安江农校毕业后留校从事杂交水稻教学和科研工作，是李必湖的学生和助手。说来，也是一次神奇的发现改变了他的命运。1987年夏天，在袁隆平和李必湖的指导下，邓华凤在安江农校三系杂交水稻试验田中，发现了一株怪怪的母稻，不是模样怪，而是它对光照和温度的反应很敏感。在安江盆地8月份至9月上旬的这段时间，日照强，温度高，白昼长，这株水稻开花时，雄蕊退化而雌蕊正常，这是典型的雄性不育性状，必须通过父本授粉才能结实。到了9月中下旬，随着日照时间缩短、温度逐渐降低，它又恢复了水稻自花授粉的自然本色，雄蕊和雌蕊都正常，不用父本授粉也可以自交结实。这一现象被称为育性转换，有人将其形容为像两栖动物一样功能强大。对于两系法的杂种优势利用，关键就在如何掌握和利用这种育性转换的自然生命规律，石明松也正是利用这一规律率先培育出了晚粳日照两用系。
　　邓华凤发现的这株怪怪的母稻，也成为袁隆平科研团队的第一个两系法母本。如果不出意外，只需将杂交水稻制种、播种时间提早一点，让它在8月份开花，正好与父本花期相遇，这样就可以尽情享受刘文炳所说的性福，结出丰富饱满、优质高产的果实。若要繁殖母稻种子，则可推迟播种时间，让它9月下旬后抽穗扬花，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个保持系，育成两系法杂交水稻了。当年，邓华凤便将所得十一粒种子带到海南冬繁。一开始他们也觉得这种水稻的性状变化主要是受光照的影响，与石明松的发现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发现的是籼型水稻的光敏不育系，而石明松发现的则是粳型光敏不育系。如果仅仅只有这么点儿差别，在科学发现上也不算什么，两系法有两个重大发现，第一个是石明松发现并育成了粳型光敏核雄性不育系农垦58S，第二个是邓华凤发现并育成籼型水稻温敏核不育系安农S1，并且最终被定义为光温敏核雄性不育系。那么邓华凤的发现和石明松的发现有啥不同呢？差别其实只有一个字温。在我等门外汉看来，多一个温字和少一个温字简直不值一提，若不仔细看，甚至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微小的差别，却是根本性的差别，也正是这一发现为袁隆平的两系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
　　这里又回到我此前的一个伏笔，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伏笔，这里再重复一下，石明松想要搞清楚的是农垦58S雄性不育突变株的育性转换到底在受什么因素控制。是气温、肥料还是光照？经过反复试验，他逐渐排除了气温、肥料等因素，最终选择了光，也把注意力聚焦在光照上。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误区。这么说吧，他最大的成功就是揭示了光照与水稻育性转换之间的规律，而他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排除了温度对育性转换的影响，而且是致命的影响。这其实并非他一个人的误区，当时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光敏不育系的育性转换，只受变化很有规律的光照里长的影响。而邓华凤的发现之所以神奇，就是这一发现恰好弥补了被石明松排除了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温度对育性转换的影响，正是这一发现，让两系法杂交水稻在一个致命的误区中得到了起死回生的拯救。事实上，这也是对此前两系法杂交水稻定义的一次科学改写。
　　说来奇怪，就在中国第一个光温敏核不育系安农S1育成后的第二年，两系法就遭遇了一次致命的挫折。那是1989年盛夏季节，在长江流域出现了罕见的盛夏低温，许多原本已宣告育成并通过鉴定的不育材料又变成了可育。当热潮遭遇寒潮时，人会感冒、打摆子，而靠光温自然调节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受气候影响，也会出现打摆子的现象。对人打摆子，早已有了苦口良药，而对杂交水稻打摆子，当时几乎无药可治。眼看那一派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转眼间就变得死气沉沉，很多热情高涨的人在束手无策中一下坠入了绝望的境地，而方兴未艾的两系法杂交水稻，也一下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一次科研上的重大挫折，首先就给科研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感，这让很多原本雄心勃勃的科研人员也开始打摆子了。一条从1973年秋天走过来的两系法探索之路，原本以为走到了柳暗花明的境界，没承想走到1989年夏天，突遭如此挫折，不说是走到了穷途末路，却也是进退维谷。这让两系法杂交水稻变得前途未卜，如果连不育关都过不了，这又怎么能在大田生产上推广应用呢？
　　这也是科学试验往往会表现出来的两个极端，一极是每一次科技探索在成功之前尤其是在最初时所遭遇的冷漠，甚至是极端的低温，而一旦自以为大功告成，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热情高涨，头脑发热，甚至有人早早宣告中国从此进入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时代，袁隆平的三系法杂交水稻将要被石明松开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彻底淘汰。当天气处于高温状态，必须发出高温预警，而袁隆平就及时发出了这样的高温预警：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绝不像原来认为的那么简单。可惜，当时很少有人能冷静地听听他发出的警示，甚至有人觉得他马上就会沦为一个被历史淘汰的人物。然而，两系法一旦遭遇挫折，很多人的态度又急转直下，从情绪高涨到一落千丈，一时间，从科技界到管理部门都充满了悲观情绪。不少研究人员丧失了信心，甚至出现全盘否定两系杂交水稻研究的倾向。这是袁隆平先生的原话。其实，当时压力最大的还是他这位主持全国协作攻关的责任专家，那种被逼到了悬崖边缘上的感觉又一次出现了。这是他第一次走进雪峰山的感觉，也是他后来一次次遭遇过的处境，这其实也是每一个科学探索者命定的遭遇。当一道悬崖峭壁挡在了你面前时，只有两种抉择，一条是退回去，这也是很多人当时的想法。既然此路不通，那还不如退回经典的方法三系法，毕竟那是一条已经走通了的路，只要针对三系法存在的缺陷和局限逐一攻关，在技术上不断改进，一条道就会越走越宽，或许那才是杂交水稻的正途与大道。对此，袁隆平也有过审慎的思虑，是回归三系法，还是攻克两系法？这是决定两系法命运的一次生死抉择。数学家华罗庚也曾多次遭遇过这样的处境，他曾深有感触地说：面对悬崖峭壁，一百年也看不出一条缝来，但用斧凿，能进一寸进一寸，得进一尺进一尺，不断积累，飞跃必来，突破随之。
　　袁隆平既是这样一位执着而豁达的科学探索者，也是这一科学真理的验证者。如果沿着三系法这条路，虽说也可以在方法、效果上不断改善，但若要开发出杂交水稻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就必须从根本上找到突破口，只有冲出三系法，迈进他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才有可能把杂交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这是他认准了的一条路，哪怕面临悬崖绝壁，他也铁了心地要走下去。
　　中国独创
　　我采访袁隆平先生时，他回忆起这一关键抉择，神情依然凝重，那脸上的骨骼也显得特别坚毅。他说：在此严峻关头，如何选育出实用的水稻光温敏核不育系，就成为成败的关键。面对重重困难和巨大压力，我和协作组的重要成员都没有动摇，更没有放弃。
　　当时，摆在袁隆平眼前的一个症结已经非常清楚，两系法杂交水稻遭遇的危机，已被验证不是一场光的灾难，而是温度的灾难。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自然温度变化莫测，比光照的规律更难以人为掌控。由于温度不可控，必然会给不育系的繁殖和制种带来极大的挑战。尽管此时袁隆平还不清楚育性转换与光温的作用机制，但有一点他已经认准了，既然温度是一个影响育性转换的主导因素，第一要考虑的就是育性对温度高低的反应，而不仅是光照的长短。据此，他率先提出了选育实用光温敏不育系的新思路，首先是要揭开水稻育性转换与光温之间的生命密码，探明其温敏感时期和敏感部位以及导致雄性不育的临界温度。他的这一思路，在其后能进一寸进一寸，得进一尺进一尺的试验中得以验证，这是一条极为关键的技术路线，正是这一技术路线，让袁隆平一步一步地揭示出了水稻光敏核不育性转换与光、温关系的基本规律，从而提出了实用光温敏不育系关键技术指标选育理论及选育与鉴定技术，最终通过掌控临界温度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难题。
　　这里就从那个临界温度开始，经反复试验后，袁隆平和协作攻关的科研人员终于探悉不育系育性转换的起点温度为23。5，当不育系在温敏感期的温度低于临界温度时表现可育，而高于临界温度则表现不育。一把密钥终于找到了，袁隆平又风趣地笑着打比方了，两系法虽说是一夫一妻、自由恋爱结婚，制种虽然少了保持系这个丈夫，但母稻对生儿育女的要求很高，你对她的冷暖还得特别关心，稍不满意她就使小性子，一赌气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常规水稻）。
　　接下来又将是一段充满了科学术语的叙述，而科学就是由这种坚硬而枯燥的东西组成的。在找到一把密钥之后，袁隆平又率科研人员对原始不育系农垦58S育性转换的光温条件、育性的遗传行为、花粉败育的生理生化特性、光敏核不育性的转育效果、光敏核不育性的地区适应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在袁隆平的直接指导下，罗孝和等科研人员以农垦58S作母本、培矮64作父本进行杂交，在杂种二代（F2）选择与培矮64相似的核不育株再与培矮64进行回交，其杂种后代经长沙、海南多代双向选择，终于育成籼型水稻低温敏雄性不育系培矮64S。与对照品种培矮64相比，它需在18～23的冷水条件下才能繁殖，不育起点温度低，穗颈伸长度短，终花时间较长，适宜我国长江以南稻区推广应用。接着，又有多个参与协作攻关的科研机构遵循袁隆平的这一技术路线，育成了一个个新的实用光温敏核不育系及其两系杂交组合，但杂种优势表现最突出的，还是罗孝和主持育成的培矮64S两用核不育系。在培矮64S育成后，协作组又配制出两优培特组合，成为全国第一个通过省级鉴定的两用不育系和两系先锋组合。
　　到了1991年9至10月的高温期，袁隆平又观察到863协作组培育的粳型光敏核不育系7001S又开始使小性子，出现了从自交结实又转为不结实的现象。这让他更加坚信自己此前的判断。那时候，尽管实用光温敏核不育系和两系杂交组合均已获得成功，但在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应用中还有一道没有攻克的难关，表现为在繁殖过程中的临界低温漂移现象，其起点温度随着不育系繁殖世代的增加而逐代上升。试验显示，经三到四代繁殖，不育系中部分植株的不育起点温度会上漂，导致制种失败或种子纯度不达标。若不解决这一隐患，两系法杂交水稻制种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依然无法大面积生产应用。
　　就在两系法艰难推进之际，袁隆平于1990年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顾问。FAO是联合国的常设专门机构之一，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就成立了，其宗旨是提高人民的营养水平和生活标准，改进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状况，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保证人类免于饥饿。而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立的组织，最关心的就是饥饿引发的动乱与战争，并作出了灾难性的预言：在21世纪中期之前全球粮食必须增产百分之六十，否则将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及内战。高度的危机感，也让FAO对粮农专家给予高度的尊重和礼遇。1992年，袁隆平被FAO派往印度指导杂交水稻生产，住的是五星级宾馆，一天五百多美元的工资，一个月就是一万多美元，这在90年代初的中国，是想都不敢想的高薪。FAO要他在印度工作三个月至半年，结果他只待了三个星期就心急火燎地赶回来了。当时两系法杂交水稻正处于攻关的节骨眼上，一会儿这里出了问题，一会儿那里又在告急，再高的工资，再优厚的待遇，他也无福消受。一回来，他就奔向了试验田。
　　在两系法的攻坚战中，袁隆平和协作攻关的科研团队几乎是一直在同温度作战。经反复试验，他和863协作组终于揭开了水稻光、温敏核不育系的秘密。1992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上发表了论文《选育水稻光、温敏核不育系的技术策略》，正式提出了水稻光敏核不育的育性转换模式：光敏不育系只能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才具有光敏特性，即长光下表现不育，短光下可育，超出这范围，光照长短对育性转换并不起作用。当温度高于临界高温值时，高温会掩盖光长的作用，在任何光长下均表现不育，当温度低于临界低温值时，低温会掩盖光长的作用，在任何光长下均表现可育。在光敏温度范围内，光长与温度有互补作用，即温度升高，导致不育的临界光长缩短，反之，温度下降，导致不育的临界光长变长。品系不同，光温临界指标不同。同时，他在论文中对温敏不育系也提出了育性转换模式，品系不同，导致不育的起点温度不同。这两个模式，以严谨而清晰的科学思维理顺了水稻光、温敏不育系育性转换与光、温变化的关系，从而为选育实用的两用不育系指明了新的方向和技术路线。
　　为了使起点温度相对稳定，袁隆平和863协作组又经过反复试验和探索，设计了一套科学的原种生产技术程序。1994年，86310101两系法杂交水稻专题研讨会在扬州召开，袁隆平在扬州会议上提出了遗传漂移理论及建立核心种子为主的不育系原种生产操作规程，既解决了育性稳定性问题，又针对不育起点温度低的特性，组织力量集中攻关，成功地探索出了冷水串灌技术，从而攻破了两系法育种繁殖的难关。其具体操作程序为：核心种子原原种原种制种，即每年用23。5的起点温度，在人工气候室筛选不育系的核心种子，用来生产原原种，然后在严格隔离的条件下，用原原种繁殖原种，再用原种制种，用于大田生产。如此周而复始，就可保证不育起点温度相对稳定，从而就避免了两系法杂交稻打摆子和临界低温漂移现象。用这套技术方案指导制种，基本上就可以把自然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化解了。如在湖南制种，始穗期放在8月中旬，从历史气象资料看，这一时段连续三天低于临界温度的低温气候，八十年一遇，遭遇的风险只有百分之一左右。这标志着两系杂交稻终于闯过了温度不可控这一难关，同时也攻克了两系法不育系繁殖的难关。
　　两系法攻关和三系法一样，也是一道难关紧接着一道难关，若要在大田推广应用，还有一道难关，就是亚种间的优势组合关。在如何选育亚种间的强优势组合方面，袁隆平又经过多年的研究试验，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八条原则：矮中求高，远中求近，显超兼顾，穗求中大，高粒叶比，以饱攻饱，爪中求质，生态适应。这八条原则不但在两系法育种中屡试不爽，在接下来的超级杂交稻的选育过程中也成为法宝。
　　1995年8月，随着两系法杂交水稻相继闯过了不育关、繁种关和优势组合关等三道难关，袁隆平在1973年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又一次向世界郑重宣告：我国历经九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这也是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诞生的元年。
　　很明显，袁隆平先生所说的历经九年攻关，是从1987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专题正式列入国家863计划开始算起的，这也是很严谨的、很正式的一种说法。而此前，从1973年石明松发现雄性不育突变株农垦58S到1985年湖北光周期敏感核不育水稻通过鉴定，就已历时十二年，但从严格的科学事实看，两系法在当时还没有一条清晰的技术路线，就像是一个漫长的前奏或引子。如果把这一段历史纳入其中，整个两系法的历史进程比三系法走过的路还要漫长，历时二十二年，中国科学家才终于摘下了杂交水稻皇冠上的第二颗明珠，中国从此才真正跨进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时代，这是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史上的第二座丰碑。
　　当袁隆平揭开两系法杂交水稻的生命密码时，一个谁也无法颠覆的科学事实也昭然若揭，袁隆平绝非某些人所误解的那样跟两系法没什么事儿，他在两系法科研探索中扮演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当两系法走到了生死关头，正是他提出的技术路线和理论依据让两系法起死回生。在杂交水稻发展史上，袁隆平既是三系法杂交水稻的总设计师，在关键时刻又成为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总设计师，既担纲两系法杂交水稻的顶层设计，在关键性的技术攻关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若用科学的眼光看，袁隆平捕获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基因信息，一是水稻的光温敏核不育基因，二是广亲和基因，他对这两种基因的及时捕获并科学地在杂交水稻育种上的利用，从而使两系法和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得以实现。这也是他在杂交水稻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重大贡献。
　　其实，袁隆平先生对自己所起到的作用一直都很低调，他一再称道石明松的开创之功，还有参与国家863计划协作攻关十六个单位和众多的科研人员，他们为此而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无论是三系法，还是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每一项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他淡淡地说：我个人的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及时提出了杂交稻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在第二个战略发展阶段，主张实行把光、温敏核不育基因与广亲和基因结合起来，通过籼稻和粳稻这两个水稻亚种间的杂种优势利用，进一步提高杂交水稻的单产，同时也简化杂交种子生产程序，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受到国际科学界的普遍称道。二是为两系法育种摸索出了一整套可操作的实施方案，其中包括：揭示出水稻光、温敏核不育系育性转换与光、温关系的基本规律；总结出一整套选育实用光、温敏核不育系的技术方案和体系；设计出一套能使临界温度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独特的光、温敏核不育系提纯和原种生产程序；提出了亚种间强优组合等技术策略和技术措施等。
　　尽管一个科学家如此低调，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人指责他是越俎代庖，而指责的背后有一个一直为不少人所纠结的症结：石明松的功劳是否被忽视或贬低了？或是袁隆平的光芒过于耀眼，把他一直笼罩在阴影里？对此，我觉得，你可以质疑，但绝对不能空洞地指控。看一个科技成果，既要看它的发现或开创性，更要看它的完成度，这就必须搞清楚从发现、开创到最终完成的过程，尤其是那些关键性的步骤。我对石明松先生充满了敬仰，他在光敏核不育上开了首功，功不可没，但从科学事实看，在袁隆平担任责任专家之前，当时的成果连两系法的第一关（不育关）也仅仅才迈开了小半步。当一系两用的光敏核不育杂交水稻遭遇重大危机时，正是袁隆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让这一研究逆转成功、绝处逢生，而在接下来的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关键点上，由于袁隆平指导了关键技术的突破，才使这一科研成果最终得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试验田走向了寻常百姓家。
　　我不敢妄言袁隆平是无可替代的，但如果没有袁隆平主持的全国十六个单位协作攻关，两系法的前途和命运还真是难以设想。诚如一位参与两系法协作攻关的专家所说：如果没有袁院士，当时两系杂交稻的研究就全线下马了，正是因为他的坚持和引领，才有今天全国两系杂交稻大面积推广的好形势，现在两系研究在全国都非常火热。
　　对于两系法该给予怎样的科学评价？这里借用袁隆平先生的说法：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成功是农作物史上的重大突破，继续使我国的杂交水稻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成果，也是举世公认的一项中国独创、世界首创的科技成果，在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上，具有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它真正达到了大道至简的效果，继续使我国的杂交水稻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其育种程序大大简化了，在杂交组合上进入了更加自由和自然的状态，利用光、温敏不育系育性转换仅受核基因控制的优势，选到优良组合的概率大大提高了，现有同亚种内水稻品种中的百分之九十五都可以用作恢复系，相对于三系法筛选出优良杂交组合的可能性提高了二十倍。当然，一切的优势最终都必须体现在大田生产上，这是一粒种子的终极目标。实践证明，两系法杂交稻一般比同熟期的三系杂交稻增产百分之十，而由两系法直接发展出来的超级稻，更是屡创高产奇迹，不仅是产量提高了，米质也越来越好了。从科技创新的意义上看，袁隆平在两系法杂交水稻理论和应用技术体系的创建上，既解决了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难题，还产生了一法通，万法通的乘法效应，很多其他领域的农作物专家借鉴其理论和经验，也开辟了杂种优势利用的新领域，如油菜、高粱、小麦等主要农作物，都相继迈进了两系法时代。
　　如今，中国早已跨入了超级稻时代，但其核心技术体系依然是两系法，也可谓是两系法的升级版，而袁隆平开创的这一技术路线，也为我国种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科学探索之路犹未尽也，两系法杂交水稻在1995年宣告育成后，也不能说是大功告成，作为三步走的第二步，此时也仅仅只是刚刚起步。每一项科研成果都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探索试验，还要经历从试种到大面积推广应用的实践检验。2013年，在两系法杂交水稻诞生十八年后，由袁隆平主持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是继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在1981年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后，杂交水稻研究又一次获得特等奖。但这两个特等奖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前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而后者则是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此时，离石明松那个神奇的发现已过去整整四十年。这也足以证明，这是一项经得起长时间检验的科技成果，一直保持着长久的，甚至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在五十位获奖人名单中，袁隆平名列第一，石明松排第二，这也是严格尊重科学事实的。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为两系法立下了首功的石明松，在他的名字上已加上了一个令人椎心的黑框。此时他已辞世二十五年了。1988年1月中旬，他在武昌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因招待所的电热水器漏电而触电身亡。一个光的使者，在电光火花中瞬间走完了他短暂而灿烂的一生，刚刚年过天命。生命中有太多难以预测的因素，而他的生命依然在他发现的一粒神种子里延续。我一直觉得，石明松更像一个王国里的光的使者，一个生命中的光的使者，他的发现的确照亮整个水稻王国，同时也照亮了他如电光火石般短暂而灿烂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