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大楼,却有大师的西南联大,告诉你教育的真谛
文小九主播欣晴朗编辑山月后院静心
它,曾在战火纷飞中为学子们留下一方清净之地,为国家保留了最珍贵的科研力量。
它,仅存在8年11个月,却先后为祖国培养了174位院士、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它以刚毅坚卓为校训,要求师生刚健顽强、信念坚定、卓尔不群。
它就是西南联大,被公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和天津相继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这三所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后来,长沙局势不稳,学校又被迫迁至云南昆明,学校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如果看过电影《无问西东》,我们或许对西南联大可知一二。
而《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则全面地为我们讲述了学校成立的始末。
以及学校师生在特殊时期,为国家的科研事业、抗战事业,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01颠沛流离,只为保留教育的火种
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曾在《回忆》中写道:
1937年,我住在北平的法宪胡同。
7月8日清晨,北京街道上开始响起稀稀疏疏的机关枪声,我以为是普通的打靶练习,当时并不在意
突然来临的战争让人们措手不及,为了避免在沦陷区为敌人工作。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师生们纷纷离开故土,前往湖南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
国学大师陈寅恪,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出身书香世家。
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北平沦陷后,陈三立老先生仰天长叹,拒绝进食,以死明志。
父亲的去世让陈寅恪悲痛欲绝,与此同时,他面临更加艰难的选择:
是否留在北平医治自己的右眼。
陈寅恪右眼患有视网膜脱落症,若要保住视力,必须尽快入院治疗。
可要接受手术的话,他需要很长的恢复期。
作为教育界的先驱,如果留在北平,他必定无法逃脱敌人的拉拢与胁迫。
为此,陈寅恪与妻子商量再三,最终决定,放弃右眼治疗,随学校南迁,过起了颠沛流离的教书生活。
1938年初,长沙局势不稳,长沙临时大学又被迫迁至昆明,陈寅恪又携妻女踏上辗转昆明的征程。
在这个特殊时期,不止是北平和天津的师生们纷纷南迁。
远在异国他乡求学的学子们,也亟盼回国,想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英国剑桥学习的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王竹溪、张文裕。
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的气象学家赵九章,都在计划穿越欧亚大陆,前往昆明。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那时,正是因为这么多才华横溢的大师,不畏艰辛、跋山涉水、齐聚昆明。
共同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贡献,才造就这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并使其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
为后来中国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2徒步千里,是殉道之路的开始
闻一多是众多南迁教授中的一员。
在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时,闻一多加入了湘黔滇步行团,和300多名师生从长沙徒步前往昆明。
历史学家易社强曾写道:
从长沙到昆明长途跋涉的第一步,使闻先生走上了殉道之路。
闻一多在出发前,曾回湖北老家省亲,老友为他介绍了一份在教育部的工作。
条件优渥,却被他婉言拒绝。当妻子埋怨他时,他便耐心解释:
学校太困难了。
临行前,他叫醒睡梦中的孩子道别,未语泪先流。
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更是一位心系天下的伟大学者。
他曾对身边的人说,
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什么。
我们过去一直读书教书,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了解却很少,现在,该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祖国了。
每到一处,闻一多都认真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并用画笔记录祖国的秀丽风景。
这些,都为闻一多后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进入西南联大后,闻一多教授潜心研究国学。
并开设了十余门课程,包括诗经、楚辞、唐诗、先秦两汉文学、古代神话等。
这些课程备受学生喜爱,尤其是古代神话。
不仅深受中文系学生欢迎,而且连理工科的学生也常穿过整个昆明城来听课。
汪曾祺曾赞叹,
闻一多先生的课可以让人感受到思想、逻辑和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在炮火的洗礼中,教授们为学生授课的日子是艰苦而又充实的。
但很快,内战的阴影笼罩昆明。
1946年7月11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遭遇暗杀。
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闻一多先生慷慨激昂,斥责国民党的罪行。
当天下午,闻一多先生就被国民党暗杀于昆明街头。
闻一多先生是诗人、是学者,更是伟大的民主斗士。
民族的复兴需要精神和信仰的支撑,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我们仍然需要闻一多先生这样的学者。
永葆赤子之心,无私无畏,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国家的未来和发展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
03笔耕不辍,志在寻找强国之道
对于师生们来说,在昆明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
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二人负责设计校舍,为了节省费用,除了一部分办公室用铁皮屋顶外,其他建筑都用茅草做屋顶。
一到下雨时,茅草屋顶就开始漏雨,学生们只能打伞上课。
但学校条件简陋,老师们也常常囊中羞涩。
闻一多曾刻章卖钱,吴大猷曾养猪补贴家用但这些困境都未能阻挡学者们著述立论。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他与冯友兰在清华创建哲学系。
在昆明期间,金岳霖一直专注编写《知识论》一书,立志要将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思想相结合。
1938年的昆明,敌人的空袭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金岳霖为了写书废寝忘食,甚至一度连空袭警报的声音都没听到。
有一次,警报响起,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纷纷逃往北城的荒山上避难,却不见金岳霖的身影。
而敌人轰炸的中心恰是金先生所在的校区。待师生们返回后,学校已经一片狼藉。
只见金岳霖站在教学楼的门口,手中还拿着未放下的笔。
校舍被毁后,金岳霖租住在一家民宅,依旧笔耕不辍,终于完成《知识论》的写作。
但这本书真是一波三折啊。
在一次轰炸来袭时,金岳霖像往常一样,抱着装满书稿的公文包在山上躲避。
金岳霖后来回忆道:
那一天,敌军轰炸的时间很长,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他站起来便下山回学校,却不小心将稿子落在了山上,等想起来再去找的时候,稿子已经不见了。
70多万字的书稿,就这样遗失在了借以避难的山头!
然而,金岳霖并没有一蹶不振。
在和朱自清等四位教授挤在不足20平方米的住所时,金岳霖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重新撰写那本丢失了的《知识论》。
他曾这样说道:
想要保持中国大学的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过我想,我们总会做成功的。
不只是金岳霖先生,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均是如此。
在一次次空袭警报中,在敌机的一次次轰炸中,他们一边想尽办法避难,一边撰写书稿,一边为学生授课。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正是因为这些无私无畏的学者们,用自己的笔杆子撑起了中国的高等教育。
他们渴望结束战争,用自己的知识重建家园。
为此,他们用尽毕生心血,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
并将希望传承给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每一位学子,让他们带着坚定的信念,寻找救国强国之道。
写在最后:
北宋大家张载有一句名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而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正是因为大师们背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
立志以教育寻求救国之路,并为祖国的自由和民主奋斗终生。
而我们如今处在教育陷入严重内卷的时代,更需要思考,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台湾学者蒋勋曾说:
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以人为本。
教育者可以将对人的关怀转化为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几乎是当成宗教一样的投入。
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当之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而这点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教育精神。
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做精神的强者,遇到困难永不退让。
END
插图听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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