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50年（连载21难忘的1996）刘生文

　　5、难忘的1996
　　1996年，注定是一个让人难以忘却的年份，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情，影响了儿子的人生走向，值得记叙。
　　年初的一天傍晚，我们一家坐在热炕头收看央视新闻联播。突然播出一则激动人心的征文启示：中央电视台和辽宁少儿出版社联合举办全国首届小信鸽儿童文学作品电视大赛，获一、二、三等奖的作者，可免费去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为期一周的颁奖活动，在京一切费用全由中央电视台负担，参赛者限于8至12岁儿童参加。
　　听了那则征文启示，我不为所动，8岁的儿子，却欣喜若狂，说他一定要参加，还说他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对于儿子的幼稚举动，我感到好笑，因为，一个乡下刚上二年级的小学生，根本竞争不过一些大地方的学生，想得奖，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所以，就给儿子泼了凉水。而妻子则坚持让儿子一定参加那次高规格的征文大赛。
　　在我们这个家庭，别的方面，不能和其它生活优裕的家庭相比，但在读书方面，孩子早期教育方面，是别的家庭比不了的。在女儿三四岁或更早的时侯，我们就教她背古诗，给她讲童话故事或寓言故事，在女儿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读书的种子。上小学四年级时，女儿就开始在全国少儿报刊发表作品，曾被人称作神童小作家。升入中学，女儿的才情也有了更进一步升华，她的不少作品陆续在中学生刊物及地方报刊发表，《酒泉日报》曾发表过女儿多篇作品。女儿在上中学的4年间的零用开销，就靠她课余勤奋写稿所得稿酬支付，家中在没给她一分钱。有家庭发表稿件记录显示，女儿从上小学至中学的10年间，共发表各类作品60余篇，所得稿酬1100余元，解决了她上中学期间的零用开销，还大大减轻了家中经济负担。
　　儿子是很幸运的，小小的他，就拥有三个指导老师。女儿辅导他背诵古诗词及童话作品朗读，我辅导他练习写日记、短文，一天一篇，并天天批阅打分，妻子负责给他朗读适合他这个年龄段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因此，儿子的童年，是在浓浓书香中度过的，从小也就爱上了读书写作。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开始指导他写日记，一天一篇，从不间断。遇上不会写的字词，一家人都帮他写，无形之中，就加大了识字量。
　　儿子上一年级时，家中经济十分拮据，有时，甚至连买本子、买铅笔的几毛钱都拿不出来。我抄好几篇稿子，都因买不起几毛钱邮票，而搁置家中多日。那种困窘，小小的儿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儿子开始了自力更生，自我救助的措施。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他想为家里减轻负担，他想省出一分一厘钱，让我买一张发稿的邮票。从此，他就开始捡别人扔了的小铅笔头，捡别人写了正面扔了的废本子，弄平整，用来写作业。儿子捡铅笔头，捡废本子的不雅举动，曾多次遭到一些大同学的围攻、嘲弄、挖苦，有人甚至骂他是穷叫花子。但小小的儿子不为所动，仍然倔强地去垃圾堆里捡铅笔头，捡废本子。除此之外，儿子还天天从垃圾堆里捡上不少別人扔了馍馍，背回来让家中喂鸡，喂猪，以增加家庭收入。他曾以自己捡铅笔头遭别人恶作剧的经历，写了一篇题为《小铅笔头的故事》的短文，只有短短180个字。当我批阅儿子的那篇小短文时，都心酸的流泪了。妻子读了儿子的那篇短文，也泣不成声。
　　儿子要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儿童文学作品电视大赛，妻子就决定让儿子用《小铅笔头的故事》参赛，我也认可儿子的那篇小习作。在妻子的监督下，儿子费了好大劲，才抄出一篇令妻子满意的稿子，照着大赛组委会提供的地址寄去。在发稿时，儿子拿不出两毛钱买邮票，就想出一个招，给他妈妈打了两毛钱的借条，并保证作文得了奖，中央电视台发了奖金，给他妈妈还两块钱。害怕他妈妈不给他借钱，他还和他妈妈拉了钩，用大拇指盖了章。家里哪有钱呀，妻子只好借给他四个鸡蛋让他当邮资。拿了四个鸡蛋，他当即又给他妈妈打了一张借条，上面写到：今借到妈妈鸡蛋四个，如我参赛得了奖，用奖金还。落款是儿子刘洪良，日期是1996年1月13日。
　　稿子发走，儿子还问我：爸爸，我要是得了奖，你带我去不去北京，我想去看看天安门，我想爬八达岭长城。
　　我拍了拍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儿子，你不用担心，你要真得了奖，就是砸锅买铁，老子也要带你去北京，要让你看看天安门，也带你去爬八达岭长城！
　　儿子不放心，还和我击了掌，盟了誓。
　　那年6月，儿子不辛得了肾病，在乡卫生院治疗月余，欠下4000多元外债，依然不见好转，反而有加重的迹象。当时，卫生院的化验员张凤玲建议我们赶紧去酒泉25医院治疗，说乡下医院根本就无法医治肾病。小张说她在25医院实习过一年，说那家部队医院的肾病专科，在酒泉地区范围内，实力都是最强的。
　　无奈，我们只能选择带儿子去酒泉25医院治疗。可去大医院治疗，总得有一大笔医药费吧？在乡卫生院治疗的40多天里，我每天守在医院陪护儿子，妻子天天去借钱，凡是村里能借的人家都借遍了，其间遭受了多少白眼，都难以用文字来形容。要去酒泉给儿子治病，妻子再度厚着一个乡村女作家的脸皮，走上了慢慢借债路。一天去一个养羊大户家借钱，钱没借着，倒叫人家几条恶狗把妻子的手部、腿部咬成重伤。又去另一富户家借钱，那家男人提出无理下作的要求，妻子一气之下离开了。
　　听到我们带儿子去25医院住院的消息，乡上居住的老父亲，第一时间把自己的1000元积蓄送来，我们心怀感激，也倍感温暖。听到我们遇到了困难，春阳文学社和妻子创办的三八女子读书会的那些姐妹兄弟也向我们伸出援助的手。七凑八凑，总算凑了6000多元，很快，我带儿子住进了酒泉解放军25陆军医院肾病专科。为了节省资金，走时，我让妻子给我炒了十几斤炒面，每日里，我都喝炒面糊糊，而且是背着人在开水房里喝。
　　在25医院做了多项检查，儿子被诊断为肾病综合症，常规治疗了一周，仍然不见好转。有一天，肾病科的魏主任找了我，他说我儿子的病在乡下耽搁的太久，常规治疗，治标不治本，必须强化治疗，才能控制病情，否则，将会进一步恶化，最终转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三个字，当场就懵了，我恳求医院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儿子。魏主任告诉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美国进口的人工白蛋白。魏主任说那种药十分昂贵，一瓶50毫升的药，要500多元，要用，还得每天去药房购买。为了救儿子的命，我心一横，答应用一瓶500多块钱的进口药。
　　儿子的医药费缺口很大，我愁的急火攻心，夜夜睡不着觉。夜里，儿子入睡后，我就躲进水房，一篇一篇写稿，写好就去街边邮筒投寄。《酒泉日报》、《阳关》杂志、《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甘肃科技报》、《甘肃经济日报》我甚至对报刊提了无理要求，说儿子得了重病，盼望预支稿酬，给儿子凑医药费。我是走投无路啊，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呀！
　　反应最快的是对我们一家有恩的《酒泉日报》，报社派出资深记者杨蕴伟前来医院了解情况。紧接着，报社编辑部主任桑菊兰代表报社全体工作人员来看望我们父子，并带来报社工作人员3000多元捐款。桑主任和我交流了很多，大都是关切、鼓励的话。桑菊兰，多么好的一个人，我永远地记住了她。很快，《酒泉日报》头版通栏标题《农民作家儿子患重病，社会贤达人士快伸援手》报道了我的境遇。报道发出第二天，《阳关》杂志社孙江、林染二位老师，送来酒泉地区群艺馆捐款2000余元，地区妇幼保健站也送来2000余元。玉门市文化局、玉门市残联，昌马乡人民政府等单位，总计送来捐款1700余元。更让我感动不已的的是，时任安西县委书记李金寿（曾担任过玉门市人民政府市长，给过我很多关照。）得知讯息，并驱车400多公里，来医院探望，并以个人名义资助500元。在后来的日子，酒泉的文友王芩，玉门的文友刘汉红，嘉峪关的文友吴庆林，肃北的文友马旭祖等人，先后来医院探视，总计捐款2000多元。社会上好心人的真诚相助，帮儿子解决了大部分医药费，帮我们度过了眼前的难关。毫不夸张地说，我儿子的命，是社会上的好心人救的。很快，我在《酒泉日报》发表了感谢社会好心人的大块文章，题目是《酒泉处处有亲人》。
　　为了回报社会，回报解放军25医院对我儿子的倾情医治，我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打扫肾病科卫生。长长的楼道，曲里拐弯，打扫一遍，需要两个多小时，有时赶大夫上班，我都能打扫两遍。没想到，我义务打扫病区卫生的小事，被肾病科反映给医院师党委，师党委为表彰我的义举，做出一项重大决定，让我们父子去医院军官食堂免费就餐。为了感谢25医院官兵，我撰写了情感纪实散文《遇到了亲人解放军》，分别发表于《酒泉日报》，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
　　儿子的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儿子出院以后，我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赶着毛驴车，走遍昌马的山山水水，村村队队，我要用自己手中的笔，描写家乡的美景，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挖掘、描写家乡的新人新事。那些日子，每天妻子都赶着毛驴车，拉着我和儿子走村串户采访，夜间就一篇篇抄稿子。一两个月里，我采访撰写了30多篇反映昌马的散文、通讯、人物特写、报告文学。那30多篇作品，陆续发表在《酒泉日报》、《阳关》、《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甘肃科技报》、《甘肃经济报》、《夜晚生活》、《农民日报》、《农家生活》等省内外多家报刊。有人还戏称我是赶毛驴车的记者，我还荣幸地被评为玉门市优秀通讯员、优秀农民作者，市委书记还给我颁了奖。
　　说起赶毛驴车去各村采访，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今记录于后，以飧后人。一次去东湾村采访，车到一处拐弯，前面驰来一辆卡车，我怕撞上，赶紧撜驴缰绳，恰逢一段悬崖，驴蹄子踩空，连人带车摔下去，我们都昏死过去。东湾的几个老乡千方百计把我们拖出来，把驴和架子车也弄上来。我隐隐约约听见有人说：这两个人，十有八九死了，得赶快通知乡上派车拉死人来！
　　这时侯，我完全清醒了，一下子翻起身站起来，把旁边几个人吓的躲开了，还以为我成了精。接着，妻子也翻身站起来，安然无恙。有人走上前问我们身上疼不疼，我们说哪儿也不疼，啥都好好的。更惊奇的是，拉车的毛驴，也没损一根毫毛，就连架子车，也是完好无损。
　　一个姓魏的老汉说：吉人自有天相，是老天保下了你俩的命，大难不死，必有厚福，你们不信就等着瞧，过不了三年五载，你们就会交上好运的。
　　我说：老人家，借您吉言，我要是如你所说，能交上好运，我给您老人家送上两瓶玉门五星敬酒。
　　另外一伙子人嚷嚷，老汉说了几句好话，你就送人家玉门敬酒，那我们还救了你们呢！
　　我笑着说：放心，我不会忘了你们的救命之恩，如果我交了好运，一定把你们请到乡上马聚成的馆子里好好待承一顿，咋相？
　　一个憨厚的汉子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就搭了把手么，叫你待承一哈，这不是明河眼见的讹人么！
　　我的父老乡亲，都是些良善之辈啊！
　　1996年10月7日，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下午，妻子在门前一块地里挖胡萝卜，我跪在地上捡。我们一边干活，一边盘算冬天的文学创作。带儿子住了一回大医院，经历了许许多多，也积累了大量非常好的素材，需要创作一大批作品。妻子也告诉我，在为儿子借医药费的漫漫路途中，也经历了许许多多，也认识了人性的善与恶，也需要用文字记录下来。我想，这个冬天，我们又有活干了。这时侯，儿子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回来了，他手中拿着一页纸，大声喊着：爸爸，妈妈，我得奖了，得了二等奖，噢，我能上北京了，我能看到天安门了，我能爬长城了！
　　我从儿子手中要过那页盖着中央电视台、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三颗大红印章的邀请函认真看了三遍，没错，儿子的作品《小铅笔头的故事》得了二等奖。邀请函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得了一、二、三等奖的小作者，全部被邀请到北京中央电视台参加颁奖活动，并由一名家长或一名老师陪同进京，往返路费，在京活动费用，全部有主办方承担。还有更诱人的一点，定于10月15日下午，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举行隆重的颁奖晚会，届时，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亲临颁奖晚会。邀请函表明，各地作者及家长，务必于10月11日赶到中央电视台报到，安排相关事宜。
　　穷人父子能去一回中央电视台，那是多么露脸的事呀，有些人，怕是几辈子都轮不上这等美事，咋就偏偏叫咱穷人遇上了呢？
　　儿子在25医院治病和后期服用了三四十副名贵中药，家中还欠着一沟子（屁股）两肋巴的帐，家中连一分活钱都没有，就是中央电视台负担全部费用，你总得自己先搭上钱走到北京吧，总不能变成鸟儿飞到北京去吧？为钱的事，我愁上心头！
　　没想到儿子步步紧逼：爸，你可拍着胸膛答应过我，要是我得了奖，就是砸锅买铁，你也要带我去北京领奖！
　　我犯难了，真的到了砸锅卖铁的地步。
　　夜里，妻子告诉我，带儿子上北京的事，绝不能反悔，路费的事，让我不要发愁。
　　第二天，妻子做主卖掉了准备过年杀的半大猪，卖掉了拉车的毛驴，卖掉了1000斤口粮，卖掉了20只下蛋的母鸡，卖掉了几根用来翻修房子的大樑，总算凑了1000多块钱。要去北京，总不能让我穿着破衣烂衫去吧。妻子去了乡上，找着她在乡供销社当营业员的二姐，替我赊了一套30块钱的高级西服，赊了一双20块钱的高级皮鞋。儿子有嘉峪关的朋友徐铁衡、杨宝华夫妇送的他们儿子穿过的旧衣服和旧运动鞋。10月9日，我和儿子，还有学校的闫校长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10月11日下午2点，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西站，我们出了站，就看见有人举着写有甘肃刘洪良的牌子站在那儿，我们迎上去拿出邀请函，就算与央视负责接待的人联系上了。那人自称叫贺庆，是中央电视台一名少儿节目负责人，他带我们坐上一辆高级轿车。那么宽的车道，堵车还是很历害，从北京西站到中央电视台也就四五公里路程，却开了足足有半个小时。途径天安门时，儿子在车里哇哇大叫，欣喜若狂。他喊叫爸爸，我终于看到天安门城楼了！
　　坐在副驾驶上的贺庆转过身子对儿子说：小朋友，中央电视台专门给你们小朋友安排了一天时间，让你们专门参观天安门广场，到时侯让你看个够！
　　车子终于开到中央电视台大门口，门口有四个荷枪实弹的军人站岗，贺庆下车跟门岗交涉了半天，两个军人一一查验了我们三人的身份后，车子才开进中央电视台大院。院子里依然有好几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我还看见赵忠祥和倪萍也先后进来了，他们进大门时，也亮出了证件。进中央电视台正门时，四个实枪荷弹的解放军战士，再次查验了我们的身份，才让我们进去。进了大厅，鞠萍姐姐就喊：甘肃的刘洪良小朋友到了没？贺庆就把我们带过去。鞠萍姐姐似乎特别偏爱我儿子，她当即让摄影师给她和我儿子照了几张像，然后问这问那。又有人喊儿子：哪位是甘肃来的刘洪良？我认出来了，那人是著名相声演员孟凡贵，经常和李金斗搭档说相声。见他喊儿子，儿子就大大方方走过去，给他行了一个少先队礼，叫了一声叔叔。
　　孟凡贵蹲下身子，拉着儿子的手问道：见过我么？
　　儿子说：你是经常说相声的叔叔，我们一家都特别喜欢听你说相声。孟凡贵很高兴地摸了摸儿子的头说：多懂事的孩子呀，你写的小作文，感动了亿万少年儿童，也感动了叔叔。说完，他站起身子，拉起儿子的手说：走，今天叔叔要送你几样礼物。然后带我们走进一间豪华小房间，他招呼我们坐在沙发上，又分别给我们一瓶饮料，才郑重其事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我叫孟凡贵，是相声演员，也是这次全国首届小信鸽儿童文学作品电视大赛的评委。作完自我介绍，他告诉我们，这次全国性儿童文学作品电枧大赛，国家有关部委非常关心。他介绍说大赛共收到征稿10万篇，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共评出50篇优秀作品。中央电视台少儿影视制作中心将50篇优秀作品拍成10分钟电视短剧，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放，让亿万少年儿童观看投票评选，以得票多少，最终选出10部获奖作品，其中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孟凡贵说，刘洪良是西北五省唯一的获奖者，也是全国年龄最小的获奖者。介绍完相关情况，孟凡贵从一个包里掏出一个精美的盒子给刘洪良说：这是叔叔买给你的400根高级铅笔，你今后就不用再去垃圾堆里捡铅笔头了。说完，又从包里拿出5个硬皮精美笔记本说：这是叔叔特意给你买的日记本，你今后就不用再捡別人扔了的废本子了！然后，从口袋里掏出500块钱硬塞给我说：刘老师，从你儿子作品中得知你是个作家，这点钱，你就当投稿的邮资吧，今后如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写信给我，我会帮助你的。说完，又把他的详细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给我写下来。临分手时，孟凡贵握着我的手，热情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顺便带几件衣服给我们。最终，出于种种原因，还有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去孟凡贵家做客。
　　下午，贺庆就带我们住进中央电视台的豪华宾馆，我们是第一次住高档宾馆，心情也十分激动。晚饭的丰盛程度，令我们难以置信，大多菜，别说吃，连见也没见过。听一个服务人员介绍，每个人一天的食宿费用是480元钱。我们来时，学校就跟我们讲好了，如果只负担两人费用，那我就只能全部自费。那天饭后，我私下里问贺庆，我们来了三个人，中央电视台是不是只负担两个人的费用。贺庆让我不要有心理负担，放心吃住，说我们是西部大山深处来的客人，无论来几个人，费用均有中央电视台负担，不会让个人负担一分钱。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来北京时，学区相关人员表明，如果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参加颁奖仪式有人员限制，来时讲好，我属于局外人，只能让学校校长和儿子参加颁奖仪式。就那一问题，我也跟贺庆交换了意见。贺庆肯定地告诉我，说我是孩子家长，又是孩子的辅导老师，更应该参加颁奖仪式。听了贺老师的话，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到了实处。
　　颁奖仪式定于10月15日下午3点钟举行，其余几天，中央电视台都组织我们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故宫，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公园，世界公园，北京动物园十三陵，八达岭长城我们几乎游遍了北京最著名的名胜古迹，让我们这些山里人见了一回世面。
　　1996年10月15日，那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日子。下午2时30分时，我们进入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大厅金碧辉煌，嘉宾席上坐满了人，我和儿子在第三排就坐，心情异常激动。3时，颁奖晚会准时开始，我发现前排就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还有四五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我都叫不上名子。在精彩的舞蹈中，天空中降下万千白色的信封，那就是10万只小信鸽。获奖小作者一个一个上台领奖，那熠熠闪光的大奖牌，格外引人注目。主持人宣布：下面请来自甘肃玉门昌马乡的小作者刘洪良上台领奖。儿子高兴地大步走上领奖台，当儿子接过大奖牌时，那一刻我激动的泪雨滂沱
　　颁奖仪式结束，大家有秩序的走出演播大厅，我们正往外走时，一个穿戴时尚的中年男人拦住了我们，说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协商。说完，那个操浙江口音的中年男人，带我们进了一间小房间，我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又互相握手互致问好。那浙江男人是一家小学的校长，他说他们学校的一名学生，只得了个幸运奖，他好没面子。他说我儿子的作品改编的电视短剧《小铅笔头的故事》，他看了，太感人了。他说从我儿子的作品中了解到，我们家的生活非常贫困，他追问我儿子作品中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吗？我不知该怎么回答，闫校长替我回答，说刘洪良写的小作文，只说了点皮毛，说我们家的实际情况，远比作文中描写的困难的多，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那个浙江校长一听就乐了，他对我说：那好，今天我跟你作一笔交易，我拿一万块钱，买你儿子的奖牌，这个木头牌子，拿回去对你们来说，并没多大意义，一万块钱拿回去，作用就大了，你们用这一万块钱修几间好房子，或者买好多好多粮食。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扎暂新的蓝色百元大秒塞给我。那一刻，我拿着瞬间得到的一万块钱，心花怒放。我从一个穷光蛋，瞬间变成了万元户，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儿子抱着他的奖牌死活不松手。僵持了半天，一笔千载难逢的交易，就那么泡汤了。
　　1996年，是我们家的创作丰收年。我们从北京回到家，好消息就接二连三，邮递员每过两三天，就往我们家跑一回，不是送汇款单，就是送我们一家的获奖证书，我的，妻子的，女儿的，省级的，国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