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地契文书

　　文齐榕
　　爷爷刘洪富
　　二八年十一月五日（农历十月初八），母亲走完了她八十五年的人生路，在这一天的早晨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母亲去世的前几天，她把我叫到跟前，用手指指放在墙角的一个橱子，让我拿出里面一个红色的纸盒，放在她的面前。她用那双操劳了一辈子的手捧起纸盒，郑重地递到我的手上说：你爷爷留下的，做个念想。我不知道盒子里究竟放的什么。用手接过后说：知道了。然后我又把纸盒放进了橱子里。因为母亲已经病入膏肓，我忙着为母亲看病，确实没心思打开盒子看。我双眼紧盯着输液的吊瓶，心里暗暗地祈祷着母亲的病会逐渐地好起来。然而，人无回天之力，母亲还是安详地走了。
　　母亲病逝以后，就像塌了天一样，从此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娘的孩子，虽然我也到了花甲之年，可有老娘在，我永远是个孩子，哪怕是她病躺在炕上不能动，一见到娘心里就踏实了。母亲走了后，我很长一段时间心绪不宁坐立不安。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母亲临走前交给我的那个红纸盒，我赶紧拿出来，打开一看，是些发了黄的皱纸，上面写着些毛笔字，仔细一看，是些地契文书。我也没经意地翻了一下，就又放回了原处。
　　三年过去了，给母亲上完坟，我又重新拿出那个红纸盒，这次我要用心看一看。不看不知道，仔细研究，才知道这是一些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我数了数，一共十七份地契文书，最早的是清咸丰六年一份土地买卖合同，最晚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四年原恩县人民政府发给爷爷的土地房产证。这些地契文书记载了清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民国年间和新中国成立后土地买卖、租赁、税收的情况，是研究晚清以来土地变化的重要的实物资料。
　　部分地契文书
　　土地是爷爷的命根子
　　我爷爷名字叫刘洪富，一八九零年九月生。那是一个满清晚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的生产资料。爷爷从小种地，没读过一天书。他的父亲刘凤格是个乡间私塾的教书先生，活了九十岁，他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的爷爷行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曾祖父没让他任何一个孩子读书。孩子们从小就捡柴、拔草、放牛、种地。因此，我的爷爷真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不仅是个种地的好把式，而且是种菜园子的行家。到爷爷自己顶门立户过日子的岁数，从曾祖父那里分到了一块地。这块地共计三亩五分八厘二毫四丝，是曾祖父的父亲留下来的，算是一份祖业吧。这块地的地契文书是这样记载的：立卖契人倪兆成、倪兆有为钱使用，将自己西南南北地一段，计地三亩五分八厘二毫四丝。其地东至买主，西至赵，南至大道，北至大道中，四至分明。今同中人傅成章、傅文学说合，卖於刘芳名下为业，共价银五两。其银当日交足，并无欠少，恐后无凭，立文存证。
　　咸丰六年月日立
　　长活一百二十八步
　　南横活六步中横活六步八分
　　北横活七步三分五厘。
　　这份地契文书是爷爷分家时从曾祖父那里继承来的。地契用毛笔在宣纸上抄写，并无官府印章，属于民间土地买卖的契约文书。分得这块土地表明爷爷已经开始顶门立户过日子了。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爷爷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他起早贪黑，精耕细作，无冬立夏，出门背个粪筐，把牲口拉在路上的粪都捡起来，上在自己的地里。他种出来的玉米、小麦、谷子等粮食作物，总能比别人的地里多打出一些。爷爷惜土如金，在自己家的地垅头地脑，水龙沟旁种上适宜生长的蔬菜。象根掌菜、花子菜、豆角等等，长得绿油油的喜煞人，从地里干活回来掐上一把，就是一家人的一顿菜。为了在有限的土地里多刨出几个钱来，爷爷和村里的庄稼汉们研究出了具有温室效应的早春黄瓜。正月刚过，爷爷把黄瓜籽用温水浸过，让奶奶缝个土布袋装在紧靠肉体的衣服兜里，靠人的体温让黄瓜籽发芽。待黄瓜子裂开口，又刨来柳粪（腐烂了的柳树木头）放在一个能漏出水的破铁锅里，然后捣碎荡平，把黄瓜籽一粒一粒地插进用柳粪做成的苗床里，每天用嘴含上水均匀的喷几遍。太阳出来天气暖和的晌午头上，要把铁锅搬到靠北墙根的太阳底下晒一晒。这个期间，把自家要种黄瓜的地拾掇的象温室一样。用谷草杆扎成影子，一排排斜埋在土里，每排影子前面是一沟种黄瓜的菜畦，菜畦里施的全部是鸡粪、人粪等有机肥料，菜畦的土壤荡的很细，而且每天用粪叉子反复的划锄，以提高地温。待黄瓜芽长到第三个叶片的时候，就开始向大田里移栽，然后再盖上苇子穗扎成的苫子。稚嫩的黄瓜苗喝足了水，上面盖着苫子，就像躺进暖和的被窝。就这样爷爷种出的黄瓜要比别村的早上市一个多月，到麦穗黄了的时候，爷爷就背上筐子到城里去卖第一茬黄瓜，这顶花带刺的黄瓜只有巴掌长，用刀轻轻拍一下，就碎成若干块，满屋里清香。这在全县也是独一份。这一亩黄瓜地的收成能超过种几亩粮食的价值，难怪人们说一亩园十亩田一点也不夸张。爷爷种的菜园子远近闻名。土地虽然不多，但日子还过得去。爷爷和土地的感情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总想多攒几个钱，多置处宅子多买几亩地，给后代子孙留下点家业。
　　爷爷年轻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中国的农村也完全是封闭状态下的传统农业社会。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的生产资料，在爷爷的心目中，土地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没有土地也就无疑于等死，只有拼命干活，多攒下几个钱置上地置上宅子，日子才能有保障。从现有的这些土地文书看，爷爷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才用自己挣来的血汗钱买到第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民国年间，末代皇帝虽然倒了台，民国政府坐天下，可未改变的仍然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可以自由买卖，这从爷爷购买第一块地的地契文书中可见一斑。这份地契文书是这样写的：立卖契人石万清，因无洋钱使用，将家西东西地一段北边计地八亩，其地东至唐财，西至刘庆祥，南至卖主，北（道中）至唐万太，四至分明。合同中人石光仁说和，卖于刘洪富名下永远为业。言明每亩价钱二十元，其钱当日交足，恐后无凭，立文存证。
　　三乡三郭家堂
　　长活一百五十步八分横活十二步七分三厘一毛
　　这份立于1930年的地契文书，除民间起草的草稿外，还要填县政府正式的契纸，按比例缴纳地产税并随收纸价银和注册费。契约分两份，一份是买契纸，一份是卖契纸。《买契纸》是政府统一印制的，只需照章填写。这份《买契纸》是这样印制并填写的：山东省财政厅为发给契纸事，查民间价买田房，无论军屯卫灶一律照契价百分之六纳税，并随收纸价银五角，注册费一角，其有故违章延不投税或减写契价者，一经查觉补税外，并须照章处罚。历经各县遵办在案，兹据。县、乡（城、镇）庄业主刘洪富报称，年月日价买石万清名下坐落xx合银元千一百六十元角分，应缴六分税，银元百十四元八角分，并价银元五角，注册费一角。请准完税注册，发契纸为据，除照价核收税款，并注明本县字1067号，册外合行发给契纸收据为据。
　　计开
　　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日
　　（山东省财政厅加盖印章）
　　另一份卖契约是这样印制并填写的：立卖契约人石万清，恩县三乡三图郭家堂庄，本业房地一段计捌亩x分x厘x毫，经中议定实价银元（京钱）每亩二十元，出卖于本庄刘洪富名下永远为业，其价当交不欠，粮银照契过拨，如有违碍，由卖主一面全管。恐口无凭，立契约为证据。
　　计开
　　坐落、房宅间数、地亩弓步、四至、中人、证人、代笔
　　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二十日立卖契约石万清。
　　这份契约上加盖恩县县政府印章，并加贴国民政府印花税票
　　以上这两份《买契纸》、《卖契纸》均为竖排版印刷品，文字中间并无标点符号（上面标点符号为作者加注的），买卖双方各存一套。
　　从现存的这些地契文书看，这是爷爷亲自购买的第一块土地。他和全家人拼命干了二十年，全部积蓄都用上了，足可见土地对于一个农民的重要。
　　闯关东挣钱还是回家买地
　　一九三五年，天灾人祸，家里的十一亩地颗粒无收，这可急坏了爷爷，一家人不能这样等死呀，爷爷看到许多山东人闯关东找出路，他狠狠心咬咬牙，把心爱的十一亩地租出去，自己挑起担子也踏上了闯关东之路。一九三六年春节刚过，爷爷找到本村人傅玉臣，请他说合将地租给村南头的李祥。这份租赁合同是这样写的；立租契地人刘洪富，因身有地十一亩有余，家中无人耕种。今托中人说允，将地租于李祥名下耕种。中人傅玉臣说合，言明租价每年谷子六百斤，棒子六百斤，言明每年租粮过秋交足，恐口无凭，立文为证。
　　言明三年为满，如旱涝不收粮，租粮未有
　　民国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立。
　　把土地租出去以后，刚出正月，爷爷就挑起担子离开家。那时虽然到东北已经通了铁路，可是爷爷身上没钱买票，只好挑着担子步行北上，他一路讨饭一路走，东北也没有亲人可以投奔，只好走到哪算哪，足足走了四个多月，从春走到夏，身上的衣服已是破衣烂衫，脚下的鞋烂了，血泡磨成了肉岗子。这一天来到一个村，一打听是黑龙江佳木斯市的新城镇。爷爷在讨饭的时候，被一户人家看中。这户人家见爷爷身强力壮，人又勤快老实，就收留了他。爷爷给人家扛活不惜力气，他又会种菜，和东家关系不错，一年下来，给足了工钱。到了冬天，地里没法干活，爷爷就用挣来的工钱买些针头线脑，挑起担子走村串乡地做起了小生意。东北那地方地广人稀，爷爷一天走一个村子，在村里找个人家借住下来。不管他到谁家，爷爷就把卖的小东西送给主人或孩子。就这样，一个冬春下来，爷爷赚了不少钱，同时还结交了不少朋友。第二年过年的时候，他托关里的老乡把积攒下来的钱捎回家来，让奶奶在家买成宅基地。
　　这些地契文书里有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爷爷托人买下的第一块宅基地。这块宅基地是本村刘凤仪的一块空闲宅基，一共五分四厘二毫六丝五忽，爷爷托本村人傅玉选、傅云昌两人作中人说和，买下后立了地契文书。
　　从爷爷闯关东到全国解放，爷爷从东北回到老家，前后十四年时间，他把挣的钱全部用在了家乡买地上，到一九四九年，全家六口人共有土地十八亩。一九五年，河北省恩县人民政府发给爷爷的土地房产证有明确的记载。这份土地房产证是一份印刷品，上面记载着：河北省土地房产所有证第一联字第一七八号，恩县第一区郭家堂刘洪富字样，下面记载的是：依照中国土地大纲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共计四段十八亩四分五厘二毫，房产共计房屋六间，地基一段五分二厘一毫，均作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征。并附有土地房产的表格，其中标明坐落、种类、亩数、四至、长横阔等项，落款时间为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地契文书的研究价值
　　爷爷留下的这些地契文书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新中国建国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再到乡镇政府的多次变化，而且每次所有制变革都与政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农户中绝多数的地契文书早已付之一炬。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运动，把所有的一些地契文书基本上都作为变天账烧掉了，有谁还敢保留这些旧东西。爷爷的这些地契文书所以能完整的保存下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爷爷奶奶去世的时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爷爷去世的时间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初九日，奶奶去世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六日，那时距文革还有一年多，爷爷收留的这些文书别人不知道。另一个原因是我母亲不识字。母亲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些地契文书，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她只知道是爷爷留下来的旧东西，至于上边写些什么，她真的不清楚。大概基于上面两个原因，所以我才能见到这十七份地契文书。
　　经过最近我初步的整理，这十七份地契文书应该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时间跨度上看最早的是咸丰六年（1856年），最晚的是1954年时间，跨度近一百年，距今已有近一百六十年。这些文书分别分布在咸丰六年、同治九年（1870年）、光绪三十一年（1895年）、宣统元年（1909年）、宣统二年（1910年）、民国三年（1914年）、民国十九年（1930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九五年、一九五四年等，这些年代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从文书的性质上看，有民间草契，有官府草契，有官契，有人民政府的土地房产证，这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土地买卖关系的确认和土地买卖法规执行情况。
　　从这些地契文书记载的内容上看，大体有这样几种，一是土地买卖合同。象清同治九年（1870年）订立的这份地契文书，内容是：立卖契人傅藻，今将自己家西南南北地一段，计地六亩零一厘九毫，其地南至大道，北至刘，西至庙地，四至分明。今同中人石海说和，卖与刘魁名下为业。言明共价银六两五钱，其银当日交足，外无欠少。恐后无凭，立文存证。落款是三乡三图开郭家堂，同治九年月日立。再后面是这块地的四至长、横、阔度。这应该是一份民间的土地买卖合同，并无官府的印章。也没有记载买卖土地的税收情况。另外一份是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二十日立的一份土地文书，内容是：立契人傅文献，今因无钱使用，情愿将自己（房）地四分二厘九毛一丝，坐落郭家堂正北处，南至傅，北至傅、东至傅、西至买主，四至分明。邀同原中石海等官员、宋瑶公同议，实价纹银六两，当交不欠，卖给刘魁名下永远为业，绝无反悔。钱粮照契过割，由自行照例投税。如有碍情弊，卖主一面全管，恐后无凭，填写官契为证。应纳钱粮xx。落款是三乡三郭家堂刘魁收，本果本庄傅文献开。落款时间为宣统元年二月二十日立。附该地块的长、横、阔的长度，以及原中人、代字人、戳记等内容，编号为币字第一千九百四十三号。这是一份官府印制的土地买卖双方填写的官契。并有官府的印戳，还有照例投税的内容，因为这是一份卖契，因而没填写税收的数字，看来是需由买地人实交税收。二是土地价格及税收情况。在这些土地买卖文书中，明确记载着每个时期的土地价格。咸丰六年的土地价格为三亩五分八厘二毫四丝共价银五两，每亩的价格大约银子一两四钱左右。同治九年土地价格为六亩零一厘九毫价银六两五钱，每亩大约银子一两八钱左右。宣统元年的土地价格为四分二厘九毛一丝，价银六两，每亩折合银子十四两三钱左右。从中可以看出，从咸丰六年到宣统元年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土地的价格上涨了十倍多。而在民国时期，土地的价格变化情况。地契文书中有民国三年二月五日立的一份合同，地四分三厘，银二十元。这时期的流通货币是银元，折算下来，每亩地合银元四十六点五元左右。还有一份是民国十九年正月的土地买卖合同，计地八亩，共价钱三百八十元，折合每亩四十七点五元左右。民国二十年正月十三日的一份文书记载，每亩价洋六十五元另一份立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买卖宅基地的文书中记载：每分价洋五十五元折合每亩五百五十元。从这几份民国年间的地契文书看，从民国三年（1914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每亩土地的价格由银元四十六点五元上涨到五百五十元，上涨十一点八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地买卖中供求关系和人口增长对土地的需求情况。同时，从这些文书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土地买卖中的税收情况。晚清和民国时期，土地买卖都必须照章纳税，晚清时期的税率一般在百分之六，另需缴契纸费和注册费。民国时期大约分两个阶段，民国初年，凡前清地契文书必须换发民国的地契文书，从民国二年八月一日开始换发，民国三年一月底限满，规定凡民间执有前清买契者，无论已完税未完税红契白契，均须呈验注册，给予新契纸，概免税收。契价在三十元以上者收契纸洋一元，注册费一角。其不及三十元者不收纸价，但收注册费一角。一律发给新契纸以为各该业户等永远执据。同时，山东国税厅筹备处下发的《买契》中规定：兹本处遵照财政部电令制定民国新契纸，即自民国二年八月一号为始，凡民间价买房地，无论军屯卫灶一律行用应完税银，仍循向章每契银一两纳税六分，典契价银一两纳税三分，并随注册费洋一角。其有故违定章延不投税或减为契价者，照章究罚不贷。由此看出，民国时期土地买卖中双方都要缴税，买方按百分之六缴纳，卖方按百分之三缴纳，并缴注册费洋一角。从另一份民国十九年二月填写的《买契纸》中看到：山东省财政厅为发给契纸事，查民间价买田房，无论军屯卫灶一律均应照契价百分之六纳税，并随收纸价银五角，注册费一角。其有故违定章延不投税或减写契价者，一经察觉，补税以外并须照章处罚，历经各县遵办在案，兹据。并盖有山东省财政厅印的红色方形大印。三是土地租赁情况。在这十七份地契文书中，仅有一份是土地租赁合同。合同比较简单，其中有租契地人、耕种人姓名、中人姓名、租价、租期、交租时间以及不可预见情况下地租的处理方法。从这份租地合同看，十一亩地年租六百斤谷子、六百斤棒子，这说明当时的农作物都是按一年一茬种收，即春种秋收，每亩的产量按正常年景也就在一百斤左右。并且产量低而不稳，因而合同中规定：言明三年为满。如旱涝不收粮，租粮未有。这对于研究当时的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