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梁漱溟1980年7月带录音的访谈，39年后再面世

　　1980年，先后有两位美国学者越洋访问梁漱溟。林琪即是第一位（1980年67月，已成书《至道无餘蕴矣》）；另一位是艾恺（1980年8月，已成书《这个世界会好吗？》）。
　　《至道无餘蕴矣》于2019年7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访谈录广泛与专精并重。基本回顾了梁漱溟先生的一生，讲出了精彩的人生故事。
　　访谈录遵循口述实录，几无润饰，林琪在书中序言写到：
　　（录音中的）谈话有时停顿，是为了等梁先生找出有关的手稿给我们看。还有时谈话停顿，是因为梁先生拿出废纸一般是打开的、已用过的信封，写字给我们看。偶尔录音带上听得到保姆孙梅娣在旁边接电话的声音。
　　正是因为通过当年的录音文件（而非文字笔记）来整理的访谈录，才得以保持了鲜活的现场感。
　　通过《至道无餘蕴矣》，蕴藏在梁漱溟先生身上的中国文化精神，她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持续滋养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餘蕴矣。请大家跟随梁漱溟先生、林琪一起品鉴至道无餘蕴矣的境界。
　　下文为林琪为所撰的《至道无餘蕴矣》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与梁漱溟
　　文林琪
　　一hr《至道无餘蕴矣》这本书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当时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历史系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博士。我的兴趣主要是上半世纪知识分子对乡下的认识，因而选的论文题目是梁漱溟及民粹主义的选择在中国（LiangShumingandthePopulistAlternativeinChina）。对梁漱溟先生的著作研究得越深入，越觉得他的思想有意义，但没想到我能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作研究，更不用说能见到梁先生本人。正好1979年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同一年，南京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签订互换交流学者的协议。那年秋天，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中国学习研究的美国学者之一，来到南京。
　　1979年与现在不同，学术界对梁漱溟先生思想并不熟悉，不过大部分学者通过两年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知道毛泽东批评过梁漱溟先生。我们来南京大学的这批美国研究生都被安排了指导教师，而南大历史系教授当中只有伍贻业教授对我的研究题目感兴趣。伍教授有儒学研究背景，又曾在收藏有民国时期材料的档案馆工作过，兴趣和经验比较广，也愿意帮助我学习。我到了南大以后，还不知道是否能去拜访梁漱溟先生。1980年4月中旬，南京大学外办开始联系梁先生的单位中国政协，没有结果。5月底，我直接给梁先生写信。6月8日，梁先生回信，欢迎我到北京去看他。
　　二hr伍教授和我1980年6月18日到达北京，第二天去向中国政协办公室的李数女士报到。王芸生先生的追悼大会恰好也是6月19日在政协礼堂前厅举行，而我们当天临走的时候追悼会正好结束。李数看见梁先生从礼堂出来，介绍我们双方认识。没想到，梁漱溟先生当下很随意地要我们乘坐他的小车随他回家。这样，我们第一次来到梁先生的住地北京木樨地22楼5门9层17号，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第二天上午八点钟我和伍教授再去，之后的两个多星期，几乎每天早上去梁先生家访谈，一共十三次。
　　1979年底，梁漱溟移居木樨地复兴门外大街22号高干楼，在此安度晚年，并接受了两位美国学者越洋访问。
　　第二天谈话快结束时，我们问梁先生可不可以将每次的谈话内容录音记录下来。梁先生前一天随意地请我们随他回家，此刻又欣然同意录音。当时中国刚开放不久，跟其他中国人正式相处时，我经常会感觉他们有一点犹豫。梁先生一点都不是。恰好相反，和梁先生谈话十分自然，似乎没有不可以问的问题。这样子从第三天开始，每天早上去木樨地录音两个小时左右的访谈。
　　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访问梁先生的外国人，但这不是第一次有外国人访问梁先生。例如，1932年4月4日哈佛大学哲学系的WilliamHocking教授有一次在北京采访过梁漱溟先生。Hocking留下的笔记描写梁先生说话的声音非常低，以致茶馆的服务员需踮着脚走路。半世纪以后，梁先生仍然低声说话。结果是录音带有的部分听不清。不过正如Hocking所说，梁先生说话说得很慢，有时会停顿一下，同时也说得非常清楚，完全是标准的普通话。我当时在中国学习还不到九个月，不过听懂梁先生的话不成问题。
　　Hocking记录梁先生紧跟着他自己的思路，不跟着Hocking转换话题。我们的访问也是这样。我本来告诉梁先生要谈三个大题目：乡村建设的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谈话基本上都在这大范围以内。梁先生说什么经常好像有所准备，说法不异于其他时间讨论同样的题目。他叙述自己过去的思想和事情时喜欢按时间顺序讲。有一个故事给我们讲了两次，第二次的说法与第一次基本上相同。梁先生好像特别愿意讨论佛教。我们也没想到梁先生会主动地要说清楚1953年毛泽东批判他的背景和经过。
　　我们采访梁漱溟先生时，主要是伍教授说话。每天晚上我和伍教授讨论当天的访谈。伍教授帮我解决人名不清楚等小问题，然后我告诉伍教授第二天想提的问题。早上访问梁先生时，大部分是伍教授替我提问题的。同时梁先生说的话如果引起伍教授的兴趣，伍教授就随即提他自己想问的问题。谈话有时停顿，是为了等梁先生找出有关的手稿给我们看。其中有一篇手稿到现在还没有出版，作为本书的附录。还有时谈话停顿，是因为梁先生拿出废纸一般是打开的、已用过的信封，写字给我们看。我还保留着这些字条，它们的复印件也将在本书中出现。偶尔录音带上听得到保姆孙梅娣在旁边接电话的声音。她有时也会促请我们早一点结束谈话。后来从梁先生的儿子梁培恕先生的信中得知，这是由于她自己认为梁先生劳累，并不是梁先生本人的意图。
　　每天跟梁先生谈话时，我都感到轻快。梁先生谈什么总是很严肃，不过并不严厉。他给我的感觉是又轻松又深沉。梁先生说话不是戏剧性的，但同时很有趣味儿。虽然梁先生很少微笑，我还是感觉得到他有一定的幽默感。今天再听录音带上的其他声音或是梁先生说话时用扇子打手掌的声音，或是保姆在厨房切菜的声音，都让我回忆起那时候留下的明快心情。7月5日，访谈的最后一天，像头两天一样，没有录音。这次不是正式的坐下采访，而是梁先生请我们在他家里吃饭。当然是吃素，我还记得其中一个菜是番茄鸡蛋。我们临走时，梁先生送我们每一个人一幅他的书法作品。送给我的是朱熹的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送给伍教授的是诸葛亮的话：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除了在他家访谈梁先生以外，我们也访谈了一些别的人，其中有的是通过梁先生介绍的。7月1日，伍教授和我有机会去拜访梁先生的老朋友张申府先生。张先生和梁先生是顺天高等学堂的同学，但是辛亥革命后梁先生在报社工作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有来往，成为朋友。年底12月6日，我和伍教授去青岛时，见到梁先生介绍的一位信道教的老学徒，薄蓬山先生。梁先生在北大时，薄先生开始跟他学习，二十几年来在梁先生家一直是梁先生的朋友和助手，并曾在邹平当过乡村建设研究院教员。
　　我们回南大以后，梁先生帮我联系他的学生田慕周先生。我第一次和田先生谈话是1981年4月8日到10日，在南京，9月10日、11日又有两次长时间的谈话。田先生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很多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时都到晏阳初所在的定县去了，田先生反而去了邹平，然后去了四川，一辈子都把梁先生当成老师。1981年以后，我与田先生一直保持联系，我每次到中国时一般都会到上海去看他。1981年秋天，我已经在南大作研究两年了，准备回国。离开中国时经过香港，9月21日我在香港有机会采访王皎我先生，也是通过梁先生的介绍。梁先生在香港时与王先生有来往。王先生去香港办书店之前，也有一段时间在河南省辉县百泉当过乡村师范教师。
　　19791981年我在南大作研究的时候，有两次和伍教授到外地去作研讨。1980年6月18日至7月6日在北京是第一次。访问梁漱溟先生和张申府先生以外，我们也采访过千家驹先生和何思源先生。第二次是1980年11月18日至12月7日到山东去。在山东，我们到过曲阜、济南、邹平和青岛。在曲阜，采访了曲阜师范学院的颜润生先生。在济南山东大学采访了朱玉湘先生、胡汶本先生、王先进先生和房金堂先生，在济南也采访了孙子愿先生。在邹平参访的地点包括邹平县城、孙镇和冯家大队。最后去青岛看了薄蓬山先生。一共在山东访问了二十五六个人。
　　1980年认识梁漱溟先生以后，接下来的七年时间中我有多次机会去看望梁先生。在我快结束南大的两年访学临回国之前，1981年夏天再次到北京去，7月19日访问了梁先生。1984年底至1985年，我带了一批美国大学生去北京学习。1985年1月1日去拜访了梁先生，然后一直到暑假数次去梁先生家。1986年夏天我又去了中国，6月份、7月份都去看望了梁先生。1987年10月至11月，中国文化学院召开梁漱溟思想国际研讨会，我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11月3日我到梁先生的家去。这是我最后一次跟梁漱溟先生见面。
　　2013年秋天我又回到南京三个月，再一次与伍贻业教授合作，开始把三十多年前采访梁漱溟先生的录音整理成文。我来中国之前，已有把录音转成文字的粗略的草稿。在此基础上，伍教授和我仔细地修改文本。伍教授把录音又听了一遍，我把文本与当场写的笔记对照，对草稿提出疑问。每个星期我们几次面对面商讨，又听录音，又改正文字和标点，尽可能解决问题。
　　三hr限于篇幅，我在这儿没有系统地分析梁漱溟先生的思想，但我想点出一两个想法。梁漱溟先生是一个现代人物，直面二十世纪中国的难题。从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以来，有人一直认为他是保守的儒家，但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把梁先生限于当作传统儒家的典型，就等于带上了眼罩，挡住梁先生所想开创的新方向和新的可能性。梁漱溟先生完全靠自学。他对儒学和佛教的理解，是自己直接看原书得出来的，没有先通过他人历史积累的对儒学和佛教的认识。我们想理解梁漱溟先生，要同样对待他，不带假设，直接读他的著作。
　　阅读本书，会知道梁漱溟先生晚年想讲佛教，认为《人心与人生》是他所写的书中最重要的一本。佛教与人心，这两个题目是梁先生很早就开始注意，一辈子都关心着。同时梁先生也关心人生。他跟我们谈话的内容表明他在政治上很活跃，也认识许多军事人物。梁先生因当时中国社会上民不聊生的现状而心有感触。这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可以算是中国传统态度，不过梁先生在这点上并不能简单地作出传统式的选择。传统思想上个人行为对社会现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到二十世纪中国，个人行为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在思想上变成问题，不再有可靠的联系。梁漱溟先生的难题是怎么把这两者又联系在一起，在现代的情况之下将个人行为怎么联系社会，联系历史。
　　梁先生认为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垮掉，必须重新构造。这是危机，但同时也是难得的机会。梁先生要依靠孔子对人类的明智见解，在现代情况下，培养以前没有过的新文化和社会。出发点是小社团，在经济方面就是合作社。社团的结合性在于人与人、人与社团的彼此重视。社团内彼此交流讨论来解决当下的具体问题，培育出新的活泼的、有主体性的合作社团。很多合作社联合起来，就形成一个新社会和新文化，又避免资本主义道路的残忍，又参与进步的现代性建构。梁先生盼望的这种合作主义，也许在当代的中国还有意义。
　　作为一个现代人物，梁漱溟先生的焦点放在未来上。他面对着具体的社会性和思想性难题，提出了新式的问题：进步本性是什么？将来的人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怎么达到它？梁先生在思想和行为上，出发点总是生活、生命，都要同时了解中国，以及人类的未来的可能性。他思考问题时，不管是传统思想的、现代社会的还是人类本性的问题，都要揭开表面下的结构。在这点上，梁先生经常质疑人们无意识的日常假设。梁先生所认识的事实是有历史性的，且都在变化。在他所了解的过去和不断演变的人性基础上，梁漱溟先生渴望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创新。
　　图书信息
　　《至道无餘蕴矣：梁漱溟访谈录》
　　著者：
　　梁漱溟（口述）
　　林琪伍贻业（采访整理）
　　书号：9787559812841
　　出版时间：2019年07月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内容介绍：
　　1980年，先后有两位美国学者越洋访问梁漱溟先生。林琪即是第一位（1980年67月）；另一位是艾恺（1980年8月，已成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林琪这部访《至道无餘蕴矣：梁漱溟访谈录》广泛与专精并重。基本回顾了梁漱溟先生的一生，讲出了精彩的人生故事。对于梁氏特别关心的话题，如乡村建设运动主旨、佛学要义，尤致意再三。这部访谈录遵循口述实录，几无润饰，保持了鲜活的现场感。
　　在这本访谈录中，我们不仅读到了梁漱溟先生的思想魅力和人格形象，不仅读到了梁漱溟先生所体验的现代中国思想的演化脉络，而且读到了蕴藏在梁漱溟先生身上的中国文化精神，她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持续滋养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餘蕴矣。请大家跟随梁漱溟先生、林琪教授一起品鉴至道无餘蕴矣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