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少年第一次杀人之后

　　第一次杀人的时候，刘启智犹豫过。
　　那是2012年8月21日，湖南武冈市湾头桥镇朝阳村一间普通的民居里，两个少年手持长刀推门而入，正在看电视的被害人张木匠，见来的不过是两个半大孩子，随口说了句没有钱，想把他们打发走。
　　没有钱就算了。刘启智拉住付振立，想和同伴换一个目标。
　　但付振立不愿意，他咬着牙说：就是没有抢到钱也要把对方杀掉，难道你还要让他们去告发我们？
　　长刀贯穿了张木匠的身体，他的聋人妻子并不知道屋内正在发生什么，还如往常一般走进家门，随后惨遭杀害。
　　付振立和刘启智，只在这户人家找到90多元钱，第一次出手就出师不利，付振立感到有些懊悔。锁上大门以后，他们骑上张木匠的摩托车离去，打算前往东莞继续发财。
　　9天后，张木匠夫妇发臭的尸体被邻居发现，那时，付振立和刘启智，已经流窜三个省，杀了七口人。
　　冲出轨道
　　刘启智和付振立杀人的目的，是为了2万块的学费。
　　二人就读于当地名校富田中学，一年学费12000，几乎是刘启智家庭收入的一半。连环杀人抢劫发生前，班主任组织学生暑期学习美术，刘启智家掏不出钱，想把儿子送到其他地方上课。
　　但班主任不许。
　　半个月后，两个孩子开始了他们的疯狂之旅。临行前，他们对父母拍着胸膛说：现在赚钱的方式很多，我会养活你们的，我们准备出来干大事，加入黑社会，做暴发户。
　　众人印象里两个乖巧、内向的好孩子，摇身一变，成为连环杀人犯。
　　就在两个人四处抢劫杀人的这一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们在数据和案卷里发现了一股暗流侵财事件，正超过打架斗殴类犯罪，成为中国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类型。
　　远在广东深圳的小金，就是深陷其中的一员。
　　2013年前，小金在一所学费高昂、学风浓厚的私立中学读高二。由于成绩不好，数学常年个位数，老师几次三番劝过他：你还是退学吧。
　　启航公益服务中心内，小金在社工陪伴下聊起往事
　　同学倒和他关系不错，尤其那班同样不爱学习的差生。
　　放学后的购物酒吧街上，每天都能看到这群少年的身影，穿着校服喝酒、抽烟、打台球，偶尔花钱找人帮忙打架平事。
　　小金有一个不愿跟朋友们提及的的秘密：由于父亲轻信朋友，家里生意失败，一夜之间一贫如洗。
　　由奢入俭的痛，是他生活里的刺。
　　喝醉了以后，小金会走到已经变卖的大宅楼下，打电话叫父亲开门。而他的父亲，只能骑着车急匆匆赶过来，把儿子带回一家四口打地铺生活的一居室。
　　为了和朋友玩在一起，小金节衣缩食，靠泡面度日，省下钱买烟买酒，甚至因为营养不良晕倒在公交车上。
　　眼看青春飞扬的日子，就要因为突然到来的贫瘠而终结，他决定冒一次险。
　　昏暗的巷道里，刚从酒局离开的小金带着醉意，走进一家黑网吧。在来之前，他就已经粗略侦察过，没有摄像头。
　　提起勇气，从一个学生摸样的人手里借过手机打电话，然后拿着手机转头狂奔，一气呵成。小金因为酒精和紧张而剧烈跳动的心脏，随着离黑网吧越来越远的脚步渐渐平复。
　　他想，只要到华强北把这台手机变卖了，多少能换来些钱，和朋友们分一分。
　　几个月后，小金在公交站台被警方逮捕。
　　家庭失灵
　　小金被抓那天，他父亲老金刚刚回到深圳。
　　公司破产以后，老金把生意重心转移回老家，每天奔波于甘肃和贵州，做几百上千的小工程，他想着，再苦不能苦孩子。
　　在老金和小金一般大的时候，小山村里的老家何其拮据，那时想找父辈拿个一毛、两毛，都是要掉眼泪的。
　　由于早先家境还算殷实，加之忙于生意，并没有倾注过多心力在对子女的陪伴和管教上，老金对小金的宠溺，唯一的表达方式就是给钱：小学阶段，他经常随手塞给儿子一两百做零花。
　　但因为变故，到儿子升上高中，老金却连两百元参加学校活动的钱都掏不出来。
　　在这对父子关系里，很多时候老金没有说教以外的其他相处方式。
　　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老金又急又气，等把儿子领回家，父子之间的矛盾到达爆发边缘。原本几乎不说话的两人，每天都会争吵，最严重的时候，差点动了刀。
　　后来，小金跟介入的社工抱怨父亲专制：他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他不会听你任何一句话，他说什么你照做就好，你不做就是不听话，所以我就跟他没办法坐在一起。
　　老金很无奈，他老是不听话。
　　2020年6月1日，最高检发布消息，称国内未成年人犯罪率出现回升
　　亲子关系异常，或教育的形式缺失，在少年犯的原生家庭中并不鲜见，但这些问题，往往在犯罪行为发生后才得到重视。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法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少年犯群体中，31。3的人与父亲关系不太好或不好，与母亲不太好或很不好的有14。1，与其他家庭成员关系不太好或很不好的占13。5。
　　不同于过渡溺爱及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缺席，导致亲子关系出现矛盾的金家父子，因为持械抢劫被捕的凯凯，则是另一种极端。
　　凯凯没有正常进行学业，他还没15岁，就被堂哥带进了帮会组织，在当地也算有头有脸，一出门，都有一帮兄弟跟着。
　　回到家，他只是一个被家暴的孩子。
　　凯凯的父亲非常易怒，动辄对他又打又骂。最严重的一次，因为家里几块收藏的银元不见了，凯凯被掐住脖子按在墙上，差点没命，幸好奶奶在一旁拼命拉扯，终于把他救了下来。
　　那天之后，为了活下去，凯凯决定离开老家，到深圳打工。
　　没有学历只有力气，凯凯唯一的就业选择就是底层服务业，好不容易赚到钱，又因为混帮会时候染上的赌瘾，欠下几万块赌债。
　　为了还债，瘦小的凯凯拿着一把小刀，堵住一位陌生人，抢了四百多块。
　　漩涡里的孩子
　　如果凯凯没有离开，故事可能会有另一种发展。
　　2014年2月18日晚9点，娄底市新化东盛网吧，14岁的肖伟英，提刀捅死了自己的父亲。事后，就连肖伟英自己都不能够理解，那一瞬的冲动从何而来。
　　来自漫长的折磨。
　　肖伟英曾经是个好孩子，初一时因为不想上学休学后，他跟随父母到温州打过工，每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全都上交给母亲。经过一年的务工生活，他又再次主动提出要重返校园，成绩也不错，一度考到前八名。
　　看到儿子越变越乖，他的母亲很是高兴，以前只知道玩，现在不怎么出去玩耍，除了在家里带弟弟就是看电视。
　　但肖伟英的父亲并不满意，由于成绩波动，肖伟英的排名往后掉了三位，父亲大发雷霆，狠狠训斥了他一顿。
　　这位父亲的暴躁，是出了名的。
　　肖伟英常常被父亲殴打，扫把、棍子，手边随便有什么，都会被挥舞起来加诸他身上。有一次，肖伟英的父亲看到他床上有一根皱巴巴的烟，二话不说扑过去就开始对儿子拳打脚踢，事后才发现，那根烟是他自己掉在儿子床上的。
　　事件发生后，肖伟英的爷爷难以接受家庭的巨变
　　父子之间的最后一次冲突，也是这般光景。
　　肖伟英的父亲走进网吧的大门，看到不愿回家的儿子，几个耳光劈头砸落。混乱之中，已经被亲友拉开的肖伟英，掏出新买的弹簧刀扎入了父亲的胸膛。
　　临死之际，这位父亲展现出最后的温情。他轻声对一起来找肖伟英的亲戚说：把弟弟带回去，别让他在外面跑了。
　　弑亲类未成年犯罪案件背后，能积累长期家庭矛盾的，除了家暴，还有教育带来的焦虑。
　　2020年5月25日，15岁少女卜灵在警察押送下走出家门，一起离开的，还有被她亲手杀死的母亲张扬。
　　杀死母亲后，卜灵冷静地起身锁住门，把尸体装进行李箱里，然后删光了母亲朋友圈的内容。直到被发现前的两天一夜，这个女孩独自守着死去的母亲，谁也不知道，她当时在想些什么。
　　这个女孩和母亲的芥蒂，早已萌生。卜灵在和同学聊到自己的家庭时，曾开玩笑地说过一句，家里什么都好，就这个妈不好。
　　卜灵所在学校收费单据
　　但在邻居、同事的眼里，卜灵的母亲张扬是一个出色的单身母亲，独自一个人照顾女儿，竭尽全力给女儿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卜灵所就读的超银中学，学费为32000元年，再加上餐费、学杂费等，一个学生年花费不低于4万元。
　　除了名牌中学的高昂费用，在兴趣班、补习班等方面，张扬也从不吝惜投入，卜灵小小年纪就考过了钢琴十级，成绩在班里也保持在前五以内。张扬常对同事夸赞自家女儿，但往往会话锋一转，说到女儿还不够优秀上。
　　为了让女儿比自己过得更好，张扬说，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最好的。
　　这种关爱，对孩子来说过于沉重。案发之前，卜灵刚刚考完一次试，成绩并不理想，因为恐惧于被责骂，她冒出杀死母亲的想法。
　　从学校回到家里以后，卜灵在母亲的身后，用丝带缠住对方的脖子，一点一点收紧，直到窒息。
　　我没得选择
　　逃离原生家庭的凯凯，虽然不幸，却也幸运。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携带凶器抢夺，满足了重要的定罪标准之一，摆在这个孩子面前的路似乎只有一条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凯凯没有被判刑。
　　经过相关机构评估之后，检察院决定对他附条件不起诉。
　　2013年，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出台，旨在给还有挽救余地的未成年涉罪人员一个机会。为了保证这套机制不会干预司法公正，附条件不起诉需要由检方、警方、社会机构共同评估，满足情节轻微、悔罪良好、当事人同意等条件才能成立。
　　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机构，却往往鲜为人知。
　　在深圳福田区，滨河大道旁老旧的写字楼里，就藏着一家涉罪青少年服务机构启航公益服务中心。这家机构的16名帮教社工，和福田区公检法常年合作，为辖区涉罪青少年提供心理辅导、行为矫治和家庭辅导。
　　社工们会来到看守所或检察院，与高墙内的少年对话，评估他们的经历、性情、行为和被挽救的可能，制定贴身帮教方案，短则一年，长则六年，帮助他们走上正途。
　　这类被缓期执行的未成年人往往有相同之处：罪责较轻、且无前科。
　　在深圳市福田区，第一例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例，也是侵财类。
　　20132018年广东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统计，其中涉及侵财类案件过半数
　　从农村出来，到深圳打拼的小洋，一念之差盗刷了同事银行卡。但悲剧的种子，早在她被非法抱养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
　　小洋曾经幸福过，虽然家庭环境并不宽裕，但养父母对于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女儿也算宠爱，直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儿子出生。
　　因为独生子女政策限制，晚出生的弟弟有了户口，而小洋，则成为黑户。
　　后来养母病逝，受到家人排挤的小洋离开老家，在深圳的工厂里打工，没有户口，成为她的心病。当家里的伯母告诉她，只要拿几千块钱打点关系，就能上户口的时候，当了十多年黑户的小洋，一刻都不想再等。
　　但她身上没那么多钱。
　　小洋突然意识到，我没得选择。她只能把目光转向身边同事对方曾当着她的面，毫无防备地操作过银行卡。
　　小洋想，发完工资就把借同事的钱还上，神不知鬼不觉。
　　她不知道，银行会发提醒短信。
　　走出派出所那天，小洋一无所有，就连换洗的衣服和生活起居的杯子、洗漱用品，都是社工买的。后来，小洋去了一家餐馆打工，至于上户口的事，她也没再跟社工们聊过。
　　图为社工迎接回归社会的青少年，并帮忙寻找住所
　　2019年，《中国集体经济》刊登过一篇针对经济发展和青少年犯罪率之间关系的研究论文，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作者证明了半个世纪前经济学家米香的推论：
　　经济的高速增长会导致青少年抢劫和偷窃犯罪率的快速上升。
　　启航公益服务中心曾参与过469个涉罪未成年人帮教，这些案例里，大多数人的生活底色都是贫穷。
　　有一个无意识协助电信诈骗的案例令人印象深刻：当事人因为听信朋友给的招工信息，背着发射诈骗信息的基站走上街头，当场被警方抓获。
　　直到进了看守所，他依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和社工交流的时候，嘴里还在不停念叨：怎么现在都是骗人的。
　　贫穷带来的不只是无知，贫穷便是困境。尤其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贫穷家庭的焦虑，正在通过家长性格问题、家庭教育不当、学校教育缺陷等因素，传递给未成年孩子。
　　困境里的少年们，即便提起了刀，也会觉得当时的自己，没得选择。
　　在焦虑成为社会常态的背景下，家庭教育不当、法律意识淡薄、学校教育缺陷，共同构成让孩子们走上歧途的陷阱。
　　被忽视的和被放大的
　　几乎得不到父母陪伴，又极易因贫失学的留守儿童群体，在未成年人犯罪事件中的占比一度高达70。
　　杀害玩伴的湖南衡阳12岁女孩陈晓雯，可以看作这个群体的缩影：缺乏关爱、缺乏是非观，更缺乏法律意识。
　　时间回到2015年6月10日下午，一个村民发现六年级的汤晓霞倒在学校后的树林里，不远处，还躺着汤晓霞的妹妹汤晓林。此时，汤晓霞已经没了呼吸，而汤晓林，则在被送到卫生所后不久抢救无效身亡。
　　杀死汤家姐妹的，是一瓶下了毒的可乐。
　　警方最初的办案重心，被一条线索带偏了：放学后汤家姐妹被两个大孩子、男孩带走了，剩下的就不知道了。
　　这条线索，来自汤晓霞唯一的朋友陈晓雯。
　　在听闻噩耗后，这对好友所在班级班主任黄婷婷一直陪伴在陈晓雯身边，她也是最早从陈晓雯嘴里知道真相的大人那瓶杀死汤家姐妹的可乐，是这个孩子买来下了毒以后，亲手递过去的。
　　陈晓雯的家里，长期只有她和爷爷奶奶
　　陈晓雯还说，她只是为了报复汤晓霞的智障母亲，因为对方几天前揪过她的耳朵。
　　在警局接受调查的过程里，警察问陈晓雯知不知道杀人要付出什么代价，她没有回答，反而转过头询问身旁的黄婷婷，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学？
　　最后一次见到陈晓雯的时候，黄婷婷说：你知道以后你再也不能跟汤晓霞玩儿了吗？
　　陈晓雯听到这话愣住了，沉默着低下头，哭了起来。
　　同样是在湖南衡阳，稍早些时候，曾发生过12岁少年杀害姑妈一家三口的惨案，凶手在当地最好的学校里，被当作模范学生。
　　在审讯室里，这位看起来十分乖巧的男孩，也曾十分真诚地向警察问道：我明天可以去上学吗？
　　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越发低龄化的趋势，在未满14周岁的恶性犯罪中，有陈晓雯这般因为缺乏认知，而对犯罪毫不在意的，也有明知故犯，利用未成年人身份的。
　　2019年10月20日，大连市10岁女孩小琪再从绘画班回家的路上失踪，家人调取监控寻找无果后，最终在绿化带里发现小琪的尸体。
　　杀死小琪的13岁男孩，杀人之后，还在班级群内强调我虚岁14，言下之意，自己并不满足刑事责任年龄，有恃无恐。
　　事发后，嫌疑人蔡某超在班级群内的聊天记录
　　另一起社会影响更加恶劣的未成年人性侵犯事件，发生在2020年5月27日，陕西蓝田县一名12岁的小学女生，遭到四名未满14周岁的少年轮奸。
　　事件结果，以四名涉案人员未满14周岁，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不予立案而告终。
　　按现行法规，国内的刑事责任年龄为16岁，对于14岁以上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要承担八种犯罪的刑事责任，而14岁是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这一规定基本上和其他国家一致。
　　随着越来越多有意识，有主观恶意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发生，是否要修改这一年龄规定，也成为热议话题。
　　在从事未成年人保护的深圳维德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杨叶看来，降低刑责年龄作用有限，让获罪的未成年人接受法律的评价和惩罚不是目的，帮扶和避免再犯才是。
　　但，面对这些犯过错的孩子，到底该谁来帮扶？
　　无力的援手
　　答案显然不是学校。
　　据统计，2011年至2013年间，北京西城区的涉罪未成年人中，近六成在离开看守所后遭到退学处理，复学率仅23。对这些犯过错的孩子，普通学校唯恐避之不及。
　　深圳福田的少年犯阿志，就是一个一度失学的孩子。16岁那年，因为在酒吧里的一次口角，他对自己的朋友挥拳相向，酒精的作用下，拳脚雨点一样落在对方身上，等到被拉开，阿志才发现自己闯祸了。
　　阿志住过的深圳福田区看守所
　　这场阿志认知里的普通打架，因为致人轻伤构成寻衅滋事罪，最终把他送进了看守所。
　　不到半间教室大小的监房里，人挤着人住下近50个涉罪少年，其中的许多人，身上都有各式各样的纹身，食物是用大铁板车推来的，几乎没有油荤。身处其中，阿志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迷茫，他怕自己背上案底，再也翻不了身。
　　阿志是幸运的，由于他自己的悔罪态度良好，加之父亲在外奔走向被害人求情，这起事件进入了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社工介入，开始为他争取一次从新再来的机会。
　　离开生活了45天的看守所后，阿志又回到了学校，暂时的。
　　到如今，提起这个孩子，启航中心的李英芳还有些惋惜复学后的阿志，是启航帮助过的成绩最好的孩子。但好景不长，因为家境原因，阿志效仿起其他同学，在学校里卖香烟赚零花钱被发现，在同样行为的学生里，校方唯独劝退了他。
　　后来阿志没能参加高考，只好早早进入社会。
　　深圳一所专门学校
　　针对少年犯群体，一些机构在工读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专门学校，却收效平平。由于担心这类学校名声不好，大多数家庭宁愿失学，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入其中，招生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吸纳优质师资力量。
　　原本就存在原生家庭问题，又受到学校歧视、驱赶，被从社会正常秩序中剥离的少年犯们，只能被迫一直停留在边缘地带。
　　启航这类进行帮教活动的社工机构，成为引导这些孩子，帮助他们脱离犯罪泥沼的几乎唯一防线。
　　事实上，他们日子也不好过。
　　同是公益组织，办公室紧邻启航隔壁的罕见病救助机构，动辄就能筹到几十万，而他们的筹款却无人关注。
　　最近的一次，启航要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筹措四万块钱物资，捐给那些冬天被抓进去，夏天才被放出来，连应季衣服都没得穿的少年犯。这场募捐，只有不到一万来自网友，剩下的，都是李英芳一位朋友自掏腰包支持。
　　很多人认为这些孩子做了坏事儿，为什么还要帮他们？
　　面对这类偏见，李英芳总要费尽唇舌解释，强调少年犯的形成离不开原生家庭问题、社会支持不足以及学校的教育缺失，他们还有得救，不要一棒子打死。
　　基本无济于事。
　　在6月18日的星火计划公益探访活动上，腾讯公益运营负责人梁栋向媒体解释了这类小而美项目筹款难的原因：因为敏感，不得不隐去很多核心信息，导致公众对项目全貌不了解，直接影响到捐款和传播效果。即使存在难度，腾讯今年还是计划推广200个类似的项目。
　　启航中心参与制定的涉罪青少年帮教福田模式
　　滑向深渊的孩子们，更需要被看到，被拉回正确的轨道。
　　刘启智的母亲还记得，那个假期自己对儿子说的最后一个谎，她告诉儿子，老师说不学美术了，要回学校补课。
　　刘启智被父亲送到学校门口后，没有进去，而是去了网吧。第二天，他的班主任把这个半大孩子叫到面前，说要么跪下认错，要么别再读书。
　　刘启智跪了。
　　男孩子这么大了毕竟有自尊心，也有叛逆心理，我知道他是很伤心的。
　　伤心的刘启智，选择亲手葬送了7条无辜的生命，以及自己的未来。他和被害者们，都永远不再会有任何机会。
　　如果那时候，无论家庭、学校还是社会，有人站出来给过刘启智及时的帮助，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尾声
　　2015年2月13日，刘启智和付振立的故事迎来结局。
　　刘启智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付振立，则因未满18岁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判决出来前，刘启智曾经给父母写过一封信：要是法院能给我一个生存的机会，我会尽到自己的责任，想办法尽力给那些家属赔偿；如果实在没有这个机会，我也不怪谁。
　　被捕以后，看守所的审讯室里，警察问刘启智到底为什么要抢劫杀人？
　　刘启智说，他已经回不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