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靠男人，终究不如靠自己

　　张爱玲一篇小说中，曾经相爱的人在红尘深处重逢，站在光阴彼岸回首过往。
　　女的感慨，这些年，自己往前闯，碰到什么就什么。男的嘲讽，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
　　女的并未生气，也没否认，却补充了一句：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
　　这段情节，让我莫名想起与张爱玲同样列为民国四大才女的萧红。
　　一个人，一支笔，一路流浪，一直遇见，是她漂泊的一生。
　　不同的旅程，不同的遇见，不同的曲折情路，她始终追求爱与自由。
　　人影憧憧，来来往往，在生活这趟列车上，大家相聚又告别。萧红所遇，皆是过客，没有归人。
　　她辗转的命运，像极另一位流浪女作家的心语：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
　　童年与出走
　　人生，十年一步大运。
　　十岁之前，萧红还没看见生活的残酷。
　　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在后花园度过，与黄瓜、茄子为伍，与鲜花、蜜蜂玩耍，与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祖父嬉闹。
　　九岁那年，母亲病故，成为萧红人生最初的感情碎片。
　　小学毕业，萧红想继续读书，父亲不允。无奈之下，她以出家当尼姑为要挟，爱面子的父亲只能妥协，送她去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
　　读中学期间，祖父去世了。祖父让萧红知道，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还有温暖和爱。她也因此将这两样作为永久的追求。
　　二十岁是萧红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她离开了荒凉的家，正如后来文章中所写：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为抗拒父亲所定的婚约，萧红在表哥陆振舜的鼓励下，由哈尔滨去往北京。
　　两人从小认识，可谓青梅竹马。情窦初开的季节，再加上少年意气，陆振舜怀着自我牺牲精神，从哈尔滨退学，先去北京安顿下来，以便萧红投奔自己。
　　一对初生之犊，在初来乍到的城市，一起生活，共同成长。他们很快结识了新朋，大家交换理想，畅想未来，在陋巷简居里谈笑风生。
　　萧红天真地认为，只要有志同道合的伙伴，路就没有尽头。她憧憬千里之外的桃花源，却忽视了眼前的困境。
　　萧红的逆行让家里断了经济支持，陆振舜很快也收到家人的最后通牒。但她不愿放弃，靠变卖旧书艰难度日，箪食瓢饮，没钱买电车票，每天走很长的路去学校。
　　欢声笑语有时，潦倒寂寞也有时。回首这段岁月，萧红写道：
　　小屋是寂寞的，我读着诗篇，自己过个中秋节。我想到这里，我不愿再想，望着四面清冷的壁，望着窗外的天。
　　一份情感，没有坚定意志，没有足够金钱，凭一腔孤勇很难维系下去，哪怕是青梅竹马。
　　迫于家庭压力，陆振舜选择了投降。当初，支持萧红出走的是他，最终，首先归顺家庭的也是他。
　　不知萧红是否暗悔：为何要轻易相信男人呢？
　　南来北往，短梦一场。
　　同居与被弃
　　萧红的出走，败坏了自己名声，还连累了家人。作为家族的罪人，她被转移到一个偏远屯子。
　　有些鸟，为现成食物甘愿被囚禁牢笼；有些鸟，为自由飞翔宁可栉风沐雨。萧红这只生来属于天空的鸟儿，避开监视的目光，最终伺机出逃。
　　为此付出了代价流落街头，忍饥挨饿，受冷风吹。
　　她不愿投靠亲友，宁可跟陌生老婆子回去，借残破的棉絮度过寒冷的冬夜。
　　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那位与她定过婚又解除婚约的富家少爷汪恩甲，再次出现。
　　和萧红一样，汪恩甲出生于东北地主家庭，父亲有地位，家境富裕，他本人仪表堂堂，是小学老师。如果萧红是言听计从的乖乖女，两人倒是门当户对。
　　她可以为了反抗父亲的专制而逃婚，她也可以为了获得自主的生活作出退让。
　　或许，为了获得去北京读书的机会，又或许，男人出于情欲的关怀容易让困境中的女人产生被爱的感觉。
　　作为民国时期的新女性，萧红渴望自由、追求独立，可她又偏偏像一朵绽放的凌霄花，攀援上够得着的树干。
　　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她与一位身份尴尬的男人自己的前未婚夫，同居了。
　　有了经济支撑，萧红身上焕然一新皮大衣，貂绒领，她带上白兰地与马蹄莲花，去北京看望旧日朋友，派头很足。
　　只是，读书一事，没有如愿实现，她与汪恩甲回到东北。
　　在哈尔滨道外，有一家东兴旅馆，两人蜗居在此。起初也许有过浓情蜜语，他还给予她山盟海誓，半年多过去，就开始厌倦了。
　　汪恩甲以回家取钱为由，离开了旅馆，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
　　这个言而无信的男人，给萧红留下些什么呢？
　　六百多元的住宿欠款，还有萧红肚子里的胎儿。
　　她原本以为，漂泊路上有了一份情感依靠，还重新获得去北京读书的机会。
　　到头来，却是遇人不淑，让自己陷入更加难堪的境地。
　　天真的她，再次信错了人。
　　相爱与背叛
　　萧红与萧军的相识具有戏剧色彩。
　　当她债务缠身、身怀六甲时，他出现了
　　萧红向《国际协报》写去求援信，萧军受主编委托，给她来送几本书。
　　在散发霉味的阁楼，他看到挺着大肚子的、披头散发的萧红，看到她的诗歌与画作，又听她诉说过去和眼前。
　　关于当时的感受，萧军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
　　临别时，萧军把原本作为车费的五角钱留在了桌子上，自己步行十里路回到住所。
　　第二天，萧军再次来到旅馆。这一次，两人共赴爱河。
　　从旅馆逃脱，生下负心汉的孩子，又送了人。从此，萧红与萧军携手掀开生命新的一页。
　　在旅馆，没有茶杯，用脸盆接热水喝，你一口，我一口。因为囊中羞涩，看着伙计撤走被褥床单，两人笑得前仰后伏。
　　萧军做家庭教师赚了钱，他俩立马下馆子。
　　填饱肚子，萧红又买了两块糖。躺在床上，吮吸着甜美，两人孩子气地比舌头，他吃的红糖果，是红舌头，她吃的绿糖果，是绿舌头。
　　箪食瓢饮的日子，他俩常在草褥上抱着吻着走过。
　　岁月如此，就像两句歌词：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我们依偎着就能生存，即使在冰天雪地的人间。
　　乱世中，他俩相伴走过很多地方，一起从哈尔流浪去青岛，一起到上海见鲁迅先生，一起去武汉创办刊物，一起迁徙临汾任教
　　相伴五年，两人同生死，共患难，既是爱侣，也是密友。
　　事实上两人性情并不投契，她如林黛玉一般柔弱与敏感，而他喜欢史湘云那样活泼的女性。
　　饮食男女，磕磕绊绊。在她去日本期间，他一度移情别恋。
　　更重要的是，人生追求并不相同。他具有流浪汉与武士气质，始终向往游击队和抗战，而她只想获得一张安稳的书桌，安安静静地写作。
　　既然谁也不愿成全谁，只能分道扬镳，各走各道。
　　他开始就说：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她最后感叹：我爱萧军，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用他俩的朋友聂绀弩的话说：二萧宿命般地分了手。
　　结缡与永别
　　命运想捉弄谁，就会让她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遇见萧军时，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后悔嫁给端木蕻良时，又怀着萧军的孩子。
　　端木偏柔弱，布尔乔亚气质，他愿意对萧红的作品坦诚而无所保留表达欣赏。这份认同感，她从未在萧军那里获得。
　　儿女情长，太过复杂。总之，萧红的情感天平倾向了后到的端木蕻良。
　　电影《黄金时代》中，萧红在婚礼喃喃自述，她对端木没有过高奢求，只想过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
　　她希望自己的婚姻里没有争吵、打闹、不忠、讥笑，只有谅解、爱护、体贴。
　　如此简单的渴望，也难以拥有，因为时代原因，也因为个人。
　　端木说自己想做一名战地记者，所以准备去前线。萧红听到这个计划时何等失望，他没有顾及。
　　从此，萧红一个人乘船，一个人过江，准备一个人随同朋友入川。就像她后来朋友倾诉：
　　我总是一个人在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后来，日本飞机轰炸武汉，端木将仅有的一张船票作为己有，登船与朋友离开，说什么萧红不便，留下等别的船
　　如果爱，宁可放弃逃亡机会，也要留下来与爱人生死与共吧？
　　抛下爱人，独自逃亡，可否算作遗弃？
　　那个不受欢迎的婴孩，生死成谜，答案唯她自知。
　　再后来，战火将他俩从重庆逼至香港。因为那个时候，有人邀请端木去香港编书，萧红也渴望在远方找到安稳的写作环境。
　　在香港，爱情幻灭，寂寞缠身，病痛将她打倒，让她一逃再逃的战火也追来侵袭。
　　萧红患上肺结核，被误诊为喉部肿瘤，白白做了摘除手术，带来更多的痛苦与后患。
　　窗外战火纷飞，窗内爱人病重，端木却要在这个时候突围，并且一再消失不见。这让陪伴在病床边的骆宾基无法理解，他问萧红，这样的人，怎能一起生活三四年？
　　她大概明白了，男人，都靠不住。为此灰心，所以才说：
　　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变得麻木。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去世。享年31岁。
　　传记中说，她死于疾病，与战乱的惊恐。或许更深原因，是死于情感的万箭穿心。
　　临终前，她从枕下摸出纸笔，写下最后的话语：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滚滚红尘，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山长水阔，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
　　换个角度看，萧红从病痛与战乱中解脱，回到了生命永恒的故乡满天星光的静寂之中。
　　作者江徐，80后女子，煮字疗饥，借笔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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