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铜鱼到底属不属于古钱币

　　铜鱼是常发现于两周墓葬中的一种鱼形青铜器，其形制长短不一，制作随意性较大。部分学者认为铜鱼可能是两周时期的一种货币，有的学者则提出了质疑。自铜鱼被发现始，关于其是否为币的争论也接踵而至，但始终没有确切结论。虽如此，铜鱼仍被很多藏家作为货币收藏，甚至很多知名钱币拍卖公司在未弄清铜鱼属性的情况下就贸然上拍。随着近几十年考古学成果的不断发现和丰富，笔者认为有条件也有必要对铜鱼的属性再进行考古学和钱币学的综合性考察，以期推动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
　　一关于铜鱼是否为币的争论
　　《古钱大辞典》载郑家相先生的《贝化概说》云：渔民所用之化币，于贝化之外，更有所谓鱼币者，鱼币亦铜质，鱼形，一面平夷，一面有首有尾，有目有鳞，如半片之符鱼，大小不一，有长二寸许者，有寸许者，近在黄河沿岸，颇有出土，制作简率，每有一孔，不一其处以便穿贯。或疑非币。予曰，此上古金属时期黄河沿岸渔民所行用之币也。渔民于贝化之外，而复铸此鱼形之币，与贝化并行，其值必较大于贝化。惟古人如何行用，一鱼之值当贝化若干，今则无从考证矣。当金属时期，农业发达，渔民势力逐渐减少，故渔民所铸贝化及鱼币，行用时间甚短，而农民所用之铲布，渐及普遍，贝化、鱼币因之遂归淘汰。但该著的编者丁福保先生则认为鱼币非币。另外鲍鼎先生在《泉币》上也撰文，从文献中记载鱼在上古所占的重要性的角度论证了铜鱼是上古时期的货币，但并没有给出实物性的证据。建国以后随着科学考古的进一步发展，铜鱼有了更多的发现，关于铜鱼是否为币的争论也进一步展开。在弓鱼国墓地发掘之后，王桂枝先生在《中国钱币》1993年第2期撰文《浅谈（弓鱼）国墓地出土的货币》把（弓鱼）国墓地出土的海贝、玉贝、铜鱼等器物都归入货币行列进行研究，并且根据铜鱼有使用痕迹、制作精美、铜锡合金的稀有性等特征否定了发掘者认定铜鱼为墓主配饰的结论，认定铜鱼是商周时期的货币。随后朱华、邹志谅二位先生撰文《关于〈浅谈（弓鱼）国墓地出土的货币〉之辩证》对王桂枝先生的论证提出了质疑，并根据考古发现的器物位置关系和《礼记丧大记》中关于棺饰铜鱼的记载否定了王桂枝先生的看法。朱华和邹志谅两位先生对铜鱼的论证充分考虑了器物的出土环境和相关的历史文献，相对来说论述较为准确，但由于材料所限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随后关于铜鱼是否为币的争议仍在继续，先后有蒋五宝、高全福《谈先秦铜质鱼饰的属性》，蒋五宝《秦国初期的金属货币铜鱼》，梁学义《青铜鱼、磬、戈是古币吗？》，花国民《试谈铜鱼的货币特性》，王纪民《战国铜鱼也是币》等文围绕铜鱼是否为币展开讨论，但都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确切结论。
　　二铜鱼属性的考古学观察
　　首先看一下建国以后经过科学发掘出土铜鱼的情况，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铜鱼出土地点近百处，且铜鱼绝大部分仅发现于墓葬中，而发现铜鱼的墓葬主要集中在陕西、山西、河南一带，出土铜鱼墓葬的时间集中在西周中早期到春秋中期，春秋中晚期以及以后的墓葬基本没有铜鱼发现。出土铜鱼较为集中的墓地有上村岭虢国墓地、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11等。要搞清铜鱼是否为货币，首先要判断它的年代。从铜鱼的出土情况来看，由于铜鱼一般出土在年代相对明确的墓葬中，不难判断铜鱼的使用时间主要集中在西周和春秋早期，春秋中后期以后铜鱼已经弃之不用，因此部分学者对于铜鱼年代的推断有问题，铜鱼使用时间上限不到商代，下限不出春秋。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空间使用范围，从考古发现来看主要集中在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一带，这一带在两周是中原腹地，是周天子的主要势力范围，因此鱼币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两周文化较为发达的腹地。因此有学者推测铜鱼的使用者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确。我们再来看一下铜鱼出土时的情况
　　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1铜鱼分布情况14
　　从图上我们不难看出铜鱼的分布和摆放是有一定规律的，而且铜鱼穿孔处多发现丝织物的痕迹，结合其与贝等排布规律来看，不难推断它们是串连在一起的。有学者根据铜鱼常与贝同出这类现象，考虑到贝在商周时的货币属性，从而推断铜鱼也是货币，更有学者通过这种串连组合推断他们之间货币换算问题，这种考量是不准确的。首先，贝的确具有货币属性，但贝同时具有装饰属性，而且贝作为装饰品使用的时间远超过作为货币使用的时间。在商周墓葬中贝一般是做装饰物出现的，即使作为货币单独出现，也很少出现串联的情况，与铜鱼同出的贝多经过打孔串联，应当是一种装饰品而并非作为货币，更无从谈及货币兑换的问题。而从铜鱼均匀按特定规律排布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有意为之，而不是一种常见的货币存储形式。再来观察一下铜鱼使用者的情况，出土铜鱼的墓葬在现已发掘两周墓葬中并不算多，且集中在中高级墓葬中，其出土数量少则几十枚，多则数百枚，很少出现单个出土的现象。以上村岭虢国墓地为例，此次共发掘234座墓葬，其中出土铜鱼的只有6座，且这6座墓葬均为中高等级墓葬輥輳訛。虢国墓地墓区界线明显、时代集中，而在同一时期墓葬中如果铜鱼是作为货币下葬，考虑到货币的流通性，那么它是不应该有等级之分的，即便是按财富等级划分，墓葬之间也只能出现陪葬铜鱼数量多少的差异，而不会有如此明显的政治等级界线。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目前铜鱼仅发现于墓葬中，如果铜鱼是作为当时的流通货币，是不应该仅仅出现在墓葬中的，此问题下文将另作分析。那么铜鱼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有学者已经指出《礼记》中有关于贵族在墓葬中使用铜鱼的记载。《礼记丧大记》载：饰棺者，以华道路及圹中，不欲众恶其亲也。大夫以铜为鱼悬于池下，揄揄翟也。青质五色画之于绞缯而垂之。以为振容。象水草之动摇行则又鱼上拂池。杂记曰：大夫不揄绞属于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则去鱼。15由此可知铜鱼是挂在修饰棺的池下面修饰用的，目的是以华道路及圹中，不欲众恶其亲也。而从铜鱼出土的情境来看也符合文献中的叙述，首先铜鱼的排布很有规律，一般分布在棺椁之间，并且呈现和贝等其他饰品串联的状态。文献中有士则去鱼的记载，说明铜鱼的使用是有等级界限的，这和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也较为符合。因此发现于两周墓葬中的铜鱼应当是墓葬中的一种棺饰而非货币。
　　三铜鱼属性的钱币学考察
　　历史文献中缺少关于铜鱼在两周时期做货币的记载，中国金属货币第一个高峰在春秋战国时期，而铜鱼的使用时间比它们较早。西周时的青铜铸造技术是足以支撑货币铸造的，但是之所以春秋战国才开始进入金属铸币高峰期是因为西周时期的商品化程度还不够，还不需要大量的流通货币。货币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如若铜鱼作为货币存在，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它的使用范围仅限于贵族中的上层，而且数量不多，因此无法实现其货币流通的职能。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同时期虽有贝作为流通货币存在，但基本上仍然处于以物易物的时代。中国古代的金属货币是具有宝藏功能的，因此有大量的古代钱币窖藏发现。如果铜鱼是货币，那么从它的出土形式大概可以看出它在流通过程中的储存形式和手段。而从实际情况来看，铜鱼仅出现在少数高规格墓葬中，且出土数量有限。比其稍晚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铸行的货币主要是以窖藏的形式发现的，而铜鱼没有发现任何窖藏和特别的存储行为。以洛阳发现的布币为例，1948至1997年间，洛阳地区发现空首布窖藏38起，而墓葬出土仅为13起16。铜鱼如若作为钱币流通，在同时期的城址和生活居址应有大量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其次货币是商品交换中最为活跃的媒介物，一般都是数量多、分布广。就铜鱼发现的数量而言，如若是作为流通货币显然不是太多。燕国故地出土的货币数量，单就明刀一种总数就在20万以上17。另外，流通货币的铸行应受到轻重论和子母相权理论的制约，轻重大小应当有一定的规制，其等级划分应有较为明确的界限。就铜鱼本身观察而言，铜鱼在同一墓葬中出土的形制都没有固定的标准，形状各异，具有很明显仿生的特点，随意性很强。因此铜鱼在两周是不可能为币的。
　　四余论
　　本文通过整理分析两周铜鱼出土和发现的考古学材料并结合历史文献和钱币学观察，得出了铜鱼是两周棺饰而非钱币的结论。笔者水平有限，若有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无论是钱币收藏还是研究，保持客观严谨的态度是我们泉界一直所追求和倡导的。然而受到学科领域的限制，对于一些新的研究材料和成果我们接受的并没有那么及时，因此我们要积极去了解更多的钱币学以外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保持不断创新的思维积极接纳最新成果，以此推动钱币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