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历史,总能够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往往天各一方,横跨南北。古代统治者为了解决这一现象,就需要在两地之间修建漕运,保证南北贯通和经济政治的流通性,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就是需求下的产物。 然而,为了供应京师地区,漕运也演变成为向统治者输送供给的专供渠道,漕运调粮也成为一项举国上下的浩大工程。 01, 漕,原意指的是水道运量,到了秦汉时期,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需要依靠漕运来运粮,所以,称之为漕运。 漕运是中国封建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被统治者称为安社稷之奇策,也被称为粮道的咽喉地区,政治经济意义重大。 漕运的主要功能包括粮食的征收,交仓,运丁和屯田,运河河政等,是古代政府征收粮食之后,通过水路,辅以陆运,将它们运送到京师或者指定区域的一套管理制度,也称为漕转。 先秦时期,我国的漕运还没有出现,不管是王朝贵胄,还是诸侯割据,都无法长期任性的征调各地的财粮赋税,那时候,运粮成本巨大,费时费力,所以有千里不馈粮的说法。 随着秦朝封建统治出现后,漕运随之兴起,秦朝统治者不仅可以通过漕运这一手段,调集到京师以外地区的物资和粮食储备,为京师的经济政治发展增添保障。 楚汉相争,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刘邦军食,对汉军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漕运的数量和规模也不断增大,到了唐朝时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唐代经济最发展的地区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唐王朝的主要物资供应都来自于那里。 在南方经济崛起之后,漕运又沿着南北的运河深入到了江南各地,根据《新唐书食货志》中的记载,在开天年间,唐王朝每一年向江南征收的漕粮就达到了400到500万石之巨。 古代的一石换算到今天的单位为62。5公斤,400万石大约为31。25万吨。 漕运发展到了明代的宣德年间,规模已经达到了顶峰,每一年通过漕运的调粮都达到了600万石,主要来自于江浙,安徽,湖南等农业发达地区。 明代的曹臣曾经说过:夫江南,朝廷之厨也,可见统治者对于漕运的依赖程度。 02,通关米结 不管是任何一个地区征收的漕粮,验收合格是第一要务,比如对米,麦的质量,品种,斤两需要严格的按照统一标准来上交。 保证米麦合格且没有掺杂才可以验收通过上船,俗称通关米结,如果装上船之后,才发现有任何的差错,那么监兑官、领运官及押运人员都要承担相应的处罚和责任。 如果粮食验收没有合格,那么朝廷也会对这个州县的官吏进行处罚,所以,在征收漕粮的时候,监兑官和老百姓总是发生对于米麦的质量争执。 当漕粮验收通过,上了漕运之后,在运河上还会遭遇到交通堵塞的情况,和今天的堵车毫无差别。 那时候没有限行政策,为了提升漕运上船只的通行效率,节省时间成本,清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通行秩序,按照距离京师的远近来依次排序。 第一梯队是山东,河南的粮船; 第二梯队是江浙和两湖地区; 第三梯队是江西的粮船; 依次排序,有秩序的通过,同时,各个省份之间也有先后的秩序,按照重要性来排列,偶尔也有不遵守秩序的,清政府还会再次发禁令强调秩序。 03,漕运的双面效应 漕运运量较大,运输成本较低,促进了经济和运输物资的交流,颇受历代统治者的青睐。然而,由于漕运是完全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所以,在统治者无休止的利用和发展下,老百姓的成本和负担进一步加大,造成了高风险和高代价的结果。 首先,在修建运河方面,花费的成本巨大,汉武帝为了保证能够大规模的征调巴蜀的粮食,曾经征调了数万民夫,花费了数年时间,在秦岭山开凿褒斜水路; 隋朝时期,兴修大运河,征调了全国的数万民夫,甚至将妇女,老人也被驱赶到了工地劳动,为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明代的永乐年间,兴修会通河工程,调用了30多万民夫,历时一百多天,花费了银子百一十万二千五万有奇,可谓是劳民伤财。 其次,征收粮食就需要合适的粮船,而负责漕运的船只可不是一般老百姓打渔用的船只,而是需要统一规定的政府打造的大型商船,这是需要大量的劳力成本。 比如,在北宋的汴河旁边,每一年都有6000多余艘漕船,在长江,黄河等地域边上,也有上千艘的漕船,准备随时被征用; 到了明朝,全国的漕船总数达到了一万多以上,每一艘船只的造价从120两白银增加到了1000两白银,而这些费用,明朝的政府只负责一半,清朝的政府负责五分之一,其余全部靠百姓自筹。 为了修建这些漕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征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连北宋的大文豪苏辙都惊叹山林之木尽于舟楫。 除了这些政府规定的劳动和徭役之外,老百姓还要面对着征收漕粮的官吏勒索和敲诈。 各种的勒索也是巧立名目,上到漕督衙门,下至看守小吏,在老百姓交粮的过程中,还会被重重的再扒一次皮,比如遮拦,御道,巡路等层出不穷,老百姓苦不堪言。 一直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漕粮全部改用机动船和铁路列车运输。辛亥革命后,漕粮的征收基本折色,从此,漕运始告结束。 中国的漕运从秦王朝开始,到清王朝慢慢消失,正好贯穿了中国古代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历史时期。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漕运机构虽然促进了经济和运输物资的交融,然而漕运权属始终隶属于皇家官用,自始至终没有发展出民用的漕运运输机构,老百姓始终没有享受到这方面的服务。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明史食杂志》、《新唐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