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孝顺父母，但它有话要说

　　爱丽丝米勒说：只要真相不为人所知，或一个人对父母亲真正的感觉持续遭到忽视，那么身体的病症就不会消失。
　　伍尔夫自幼被哥哥性侵，却不敢告诉父母，一生为忧郁症所苦。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的无力感，源于他压抑对童年教养的愤怒。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于父亲的残暴，不敢表达，导致长期失眠、为癫痫所苦、同时又沉溺于赌博无法自拔。卡夫卡写下一封《给父亲的信》，想与专制的父亲沟通却得不到母亲的支持，四十岁便因肺结核而撒手人寰。
　　01hr孝顺父母的另一面
　　自古以来，东西方都把孝顺父母视为至高道德，中国古话说百善孝为先，而西方戒律中也清楚写道：应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
　　当孩子出生时，他们最需要从父母身上得到的是爱我指的是慈爱、关注、照顾、和蔼，以及沟通的意愿等。
　　如果这些需求被满足了，孩子的身体将会保存着被关爱照顾的美好记忆，在长大成人之后，也会将同样形式的爱继续传递给下一代。
　　但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满足，那么ta将一辈子渴望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需求能被满足。在日后的人生中，这种渴望将会转嫁给其他人。
　　比较起来，越常被剥夺爱，或是越常被以教养之名而遭受否定或虐待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就越离不开父母（当然，这里也包括其他在养育过程中的人），ta们期待获得以前父母在关键性的时刻未按其所需给予的一切。
　　这是身体的正常反应，身体知道它缺少了什么，它忘不掉那些匮乏。匮乏或空洞一直都在那里，等待被填满。
　　普鲁斯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就说过：因为我宁愿病发而让你满意，也不愿无病而引你厌恶。
　　那些曾在童年受虐或遭到不善对待的人，要想符合孝顺的道德规范，只能通过极力压抑与分离自己的真实情绪。
　　他们无法爱与尊敬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始终会不自觉地畏惧父母。即便他们非常想要与父母发展出舒适、互信的关系，但仍然无法做到。
　　反而，这些压抑的情绪通常会具体化为一种病态依附，但这种依附不能称为真正的爱。
　　02hr身体不会说谎
　　我们所有的经历，有两种记忆方式：
　　一种是我们真正感觉到的，也就是那些被身体记录的；另一种则是我们应该感觉到的，是为了符合早就内化的道德规范和标准。
　　身体根本不懂这种道德规范。身体是真相的守护者，因为它背负着我们一辈子的经历，并负责让我们能和真相生活在一起。
　　透过病症，身体迫使我们让真相也能进入意识之中，借此让我们能和那个曾经被我们忽视，但一直在我们心中的孩子和谐地沟通。
　　当我能感觉长久以来封锁在身体之中的情绪，我才能开始摆脱自己的过去。
　　如果我的身体基于某些它自身非常了解的原因，拒绝去爱或尊敬父母，那么我就无法强迫自己去做。
　　我曾试着只感受美好的感觉，忽视不舒服的感觉，以便合乎道德规范与我所接受的价值体系。
　　我努力成为一个被疼爱的女儿，但我并没有成功。最后我终于理解到，如果一开始爱就不存在的话，我是无法强迫爱出现的。
　　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一旦我不再强迫自己去爱，停止遵从强加于我的道德规范，爱的感觉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例如：我对孩子的爱或是对朋友的爱）。
　　只有当我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且敞开心胸接受我所有的感觉（包括那些负面的感觉）时，爱的感觉才会出现。
　　当我认知到我无法操控自己的感觉，我既无法欺骗自己也无法欺骗别人，而我也不想这么做之后，我如释重负。
　　03hr去看、去爱童年的自己
　　当年纪越大，就越难从别人身上获得想要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
　　但身体的期待却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停止甚至完全相反！期望通常会转嫁给其他人，最有可能的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儿孙。
　　离开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能对这种机制有所自觉，并借由自我觉察的过程，竭尽所能地看清我们的童年真相。
　　我们便能给予自己从出生以来或更早以前就等着被填满的需求。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给自己提供未曾从父母身上获得的重视、尊重、对自身情绪的理解、必要的保护，以及无条件的爱。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一项特殊的能力：去看见、去爱童年的自己。没有这种爱的能力，我们就不会知道爱是什么。
　　我们不需要那些想为我们提供方案的教育家，也不需要那些权威告诉我们怎么做才是对的。
　　不，我们需要的正是完全相反的人：也就是一个偏心的陪伴者。
　　当我们的情绪，在ta与我们面前一步一步地揭露童年曾承受过什么，以及过去必须忍受些什么时，这位陪伴者可以陪我们一起体验我们孤单、年幼时的惊惧与愤怒。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陪伴者，我称之为知情见证者。如果我们得到这种陪伴，我想我们就可以从此刻开始去帮助我们心中的那个孩子，去理解他的身体语言，去探究ta的需求，而不是像我们的父母那样一直以来忽视这些需求。
　　人们可以在这样的过程中解除自己的病症、摆脱抑郁、重获人生乐趣、脱离筋疲力竭的状态。
　　而且，一旦我们不再需要将精力耗费在压抑自身的真相后，能量就会滋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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