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的尊严去哪儿了？

　　文缪宏才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
　　本文字数不多，但值得深思！
　　商务君按：任何行业的从业者都期望过着有尊严的职业生活。身为出版人，我们的职业尊严如何？日前，学术出版与一流学科建设国际研讨会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举行。会上，上海教育出版社（简称上教社）社长缪宏才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近30多年来，出版人的职业尊严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差。
　　最近35年，我常常会碰到一些让出版人很尴尬的场景：比如我们做教育出版，会跟很多教师打交道，有些老师问，你们社一个书号的费用是多少？我们与民营书商碰面，他们看中上教社的品牌，希望有合作的机会，对我说，书号费用随便开。再比如，初次与行业内或行业外的人士见面，一听我们是教育社，第一印象都是做教材教辅的，很有钱。
　　我相信，这些场景不是我一个人，或者上教社一家社碰到的情况，而是普遍现象。这样的场景多了之后，做了三十几年出版的我会时常迷惑，我们为什么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这些年来，我们的出版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出版业一直是这样吗？没有尊严，不受尊重。回顾我自己的职业经历，我认为，我们的出版是有尊严的，起码30多年前是有尊严的。
　　1989年，我刚刚参加工作不到两年，编辑室主任派我到安徽六安参加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辅导用书的统稿会。当时的参会者是全国二三十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政教系主任或马列室主任，还有一位毕节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党委副书记，他们都是讲师或者副教授，年纪都比我大十来岁，但对我都很尊重，没有人叫我小缪，都叫我缪老师或缪编辑。安排住宿时，多数人住在4人间，我和那位党委副书记住在2人间；吃饭时，我坐在主桌；会议开了将近一周，每次我发表意见，与会者都非常尊重。
　　设想：如果现在，我派一个年轻编辑跟这样一群人开统稿会，他还能享受到我当年的待遇吗？我认为，那些与会者对我的尊重肯定不是因为我个人或我所在的出版社，而是出于对出版业的尊重。
　　1997年，我任发行科长，社里出版了一套华东地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使用的教材，我带队到江苏、安徽、山东三省的一些学校做市场调研。每到一处，都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带着主管相关学科工作的副校长和教材使用科系的主任跟我们座谈。我当时并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但回想起来，现在再带着上教社的同志到某一所师范学校作调研，他们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会出面吗？我觉得基本不会。上教社在学界和出版界的地位肯定要高于当年，我现在好歹也是个社长，但为什么外界对待一个出版人的态度有区别了呢？
　　再举一个早年出版大家的例子，钱钟书先生与周振甫先生的交往，在业内一直被视为作者与编辑休戚与共、相互成就的典型。钱钟书的《管锥编》出版时，有出版社的领导主动提出愿意做责任编辑，但钱钟书表示：我的书出版，还是要劳驾周振甫先生的。之后问世的《管锥编》在自序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周振甫后来回忆说，出版时想把序言中的这句话删掉，但钱钟书坚决不同意。上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为周振甫先生举办从业50周年纪念会，钱钟书推掉了国宴前往参加。我不敢断言，当下有没有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学者，但他对待一个编辑、一个出版人的这份尊重和尊敬，现在还有吗？
　　30多年前，学者，或者一流的学者，对出版人的尊重是存在的。可能有人会认为，我举的例子都是个案，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把当下出版人的尊严日渐丧失作为一个论文题目，这些例子肯定是不够的。但我们的社长、我们的编辑可以自己观察和判断一下，现实情况是怎样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我认为，是因为出版人没有按照出版规矩做应该做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收了不应该收的钱，比如说一些赞助。
　　积弊既久，导致外界的很多人对出版业有这样一个看法：只要有钱，就可以玩一把出版。只要给出版社钱，他一招手，我们就颠颠儿地过去了。我这里有一本书想出版，我给你XXX赞助，可能很多出版社都愿意做这样的项目。我们给外界留下一个这样的印象，这太糟糕了，致使出版业的尊严一点点地丧失。
　　也许有人会说，那为什么施普林格、爱思唯尔，没有因为收钱而丧失尊严？我觉得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出版业点石成金的能力还不够，我们没有了周振甫先生这样的编辑，我们的经营管理者对出版社的经验管理能力还太弱。
　　我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我任上教社社长之后，上海市教研室一位领导和上海小学数学教材的主编曾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点：上教社当年每个学科都有12位编辑，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是很高的学术地位的，他们讲一句话，很多人都要听一听的。但现在没有了，我们也很想培养出这样的编辑。
　　归根结底，只有把自身的内功修炼好，不要收不该收的钱，出版业才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或者把失去的尊严重新召唤回来。
　　（本文系记录稿，已经作者审阅）
　　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指导，《出版商务周报》、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21主题出版论坛将于2021年7月14日14：00在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