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不了的512汶川地震亲历者难愈心理创伤

　　经历了512大地震，让全国人民知道了心理创伤、听熟了心理援助，也使重大事件之后的心理干预工作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这一场地动山摇，给我们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一位亲身经历汶川地震被埋的人作家李西闽自杀未遂；北川县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失去亲人自己还得投身救灾，最终在家中自缢身亡，让人惋惜又震惊。
　　据四川512大地震后公开报道的自杀个案（已死亡）有11例。这仅是公开报道的数据，实际上，大灾难过后民众的心理创伤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
　　我们平时讨论死亡，和灾难现场亲历死亡威胁那种真切震撼的恐惧感，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根据国际一项统计数据，大灾害之后约有30的人可能会在5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处于慢性心理创伤状态。
　　包含创伤后应激障碍、适应障碍、焦虑障碍、抑郁障碍、酒精及药物滥用、躯体形式障碍、创伤后人格改变等。
　　根据当年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发布：四川汶川地震受灾人数为4555万人。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13年前的512大地震后，出现长期心理问题的人数可能高达1518万人。
　　更严重的是，根据数据统计，大灾难后约有10的人可能会患创伤性应激障碍。
　　根据当年在灾区的初步调查，患病率虽然可能会低于国际一般比例，但仍在228万人左右。
　　这一组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让我们注意到对于这部分人群必须进行长期的心理干预和创伤应激障碍防治，并且是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
　　我们以文章开头提到的这两位人士为例，长久暴露于无情的死亡环境中，在事后，随时随地会有闯入性的回忆，生活里的任何线索，都可能触及极端痛苦可怕的情景回放。
　　为防止痛苦重现，自我保护策略会导致心理退化，和过去有联系的线索不能触碰，还会彻底推翻过去的所有经验。
　　因为曾经的经历告诉他，无法对死亡威胁改变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变成彻底的沮丧虚无者。
　　假如事件中涉及到人际关系的，比如这位失去儿子的地方官员，更有无能为力的自责和愤怒，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
　　他会沉迷于如果当时怎样，那么现在怎样的痛苦循环中。在中国尤其是特殊的独生子女政策，从生物角度说，唯一的基因载体发生意外，对失独的父母而言，未来的绝望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灾害地区的民众往往会面临第二次心理地震。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干预的工作必须要深入到学校、社区等这些最基层的地方去。
　　应重点关注高危人群
　　第一种，在地震中失去亲人、或者亲属死伤惨重的人群。
　　尤其是那些痛失孩子的中青年父母。巨大的伤痛让他们难以恢复，极易厌世。
　　第二种，在地震中致残的人群。
　　他们从健全人到残疾人，必定会存在着一系列的生活问题和心理问题。他们的心理失落感很重。
　　第三种，本身就存在心理疾患的人群。
　　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本来就不好，创伤性事件可以加重他们的病情。
　　第四种，因地震导致家园受到严重破坏、财产损失严重的灾区群众。
　　第五种，灾区救援者。
　　指进入灾区参与救援工作的各类工作人员，包括解放军、武警、消防官兵、医疗卫生人员、政府行政人员、媒体人士、通讯保障人员、心理救援人员等。
　　如果一些人有以上双重的身份，就更可能是高危人群。
　　需要注意的是，在重大灾难面前，除了以上高危人群之外，还有看着同胞受难，没法作出更多援手的旁观者，觉得无法多多分担那种不幸，内心也会焦虑自责和不安。这种间接创伤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熙桓心理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13年了，我们缅怀生命的逝去，铭记危急时刻的生死救援、灾难面前守望相助的同时，也应当加强对于类似事件的相关预案，建立长效有序的心理干预和心理卫生服务机制，让人人都拥有基本的心理知识，能观察自身的心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