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女知青离奇失踪，母亲苦寻40多年，凶犯究竟是谁？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国家的大力号召与组织下，城市里广大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踏向了上山下乡的道路，高歌奋进地写下了一段难忘岁月。
　　但是，在这种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下，却也有人再也没能回到城里的家，朱梅华就是其中的一个女知青。
　　当年朱梅华离奇失踪后，在调查过程中，连队里的指导员还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却一直没有结果，而她的母亲四十多年来都从未停止过对女儿的寻找，这究竟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女知青知青下乡、插队云南
　　1953年2月，朱梅华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朱梅华性格开朗，能歌善舞。
　　1970年，17岁的朱梅华即将从上海市新会中学毕业，本来打算继续升学读书的她碰上了当时国内的一个特殊时期：国家提倡知青上山下乡一片红，朱梅华也被分配到云南的西双版纳。
　　就这样，1970年初夏，朱梅华踏上了奔赴云南西双版纳的列车，跟着84名初中同学一起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境内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七营三连。
　　云南西双版纳
　　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气候湿热，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些知识青年到来之后，很多人都只能住在自己搭建的只有土坯墙、茅草顶的简陋屋子里，而上厕所则要走到建在室外的公厕去。
　　这些知青每天的任务就是在中缅边境的沟谷雨林中毁林开荒，种植天然橡胶。
　　谁也不会想到，在朱梅华下乡后的第四年，即1974年4月2日晚，她会在连队驻地单独上厕所时离奇失踪。
　　朱梅华离奇失踪、调查无果
　　1974年4月2日，那是一个平常的夜晚，白天被安排打杂草的朱梅华回到宿舍洗完澡躺下之后就累得不想动弹，在大概九点半的时候，她突然想上厕所。
　　因为条件落后，连队的驻地没有厕所，最近的公用厕所也在80米之外的地方，而且设施极为简陋：先用土坯围成1米多深的坑，然后盖上茅草当作棚顶，中间再用一道高墙把男女两个厕所隔开。
　　男厕的入口面向连队的方向，而女厕的入口则是面向橡胶林和通往二团八营十三连的小路。当时茅厕四周的茅草长得很高，环境非常隐蔽，并且厕所灯泡被人偷过两次后，连队就沒再装上过，所以女知青们平时都是结伴才敢去。
　　朱梅华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于是就问同宿舍的舍友刘桂华要不要一起去，但是刘桂华说自己之前已经上过了，于是朱梅华又问隔壁寝室的上海知青杨寿银，杨寿银也已经去过，朱梅华只好自己一个人去。
　　洗完澡之后的朱梅华穿着一件粉红色衬衫和一条薄薄的睡裤就想出门上厕所，刘桂花提醒她夜里天气正凉，才又穿上了一件牛仔外套。
　　从宿舍到厕所，中间得穿过一片黄土地的篮球场，一路上没有路灯照明，于是朱梅华拿上了一盒火柴。
　　半个多小时之后，天空开始飘起了雨，而后越下越大。
　　正打算睡觉的张桂华想起朱梅华出门时既没有拿伞也没有穿雨衣，所以有点担心地在门口张望着，但一直没有见到有人回来，担忧焦急的她开始朝着厕所的方向大喊朱梅华的名字，回应她的只有那哗啦啦的大雨声。
　　喊了一会，张桂华认为朱梅华也有可能为了避雨就近住在对面的女宿舍里了，于是就把门关了睡下。
　　知青宿舍
　　第二天一大早，醒来的刘桂华发现朱梅华还没有回来，并且没有洗漱的痕迹，直到吃完早饭，一直到上工的时间了朱梅华都还没回来，对面宿舍也说没有见过朱梅华，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张桂华立即报告给了连队领导。
　　因为当时上海市派出的知青慰问团正在云南建设兵团慰问和了解知青下乡后的情况，因此朱梅华的失踪引起了从连队到营部、团部、师部，甚至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重视。
　　全连立即停工，所有人拿着棍子和柴刀出动，在坟场、农场和大山中边喊边找，知青们还走家串户，先后到码头、车站、旅馆等地寻找，又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同时上级还成立了专案组、出动了军犬，沿着河流和水库进行了搜寻。
　　刘桂花在连队厕所的旁边捡到了朱梅华出去时穿的一双黑色布鞋，但是这令人更加担心是不是朱梅华已经遭遇不测。
　　除此之外，如此大张旗鼓、地毯式的搜寻，仍然没有找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夜里的一场大雨，似乎把一切痕迹都冲洗得干干净净。
　　知青们
　　专案组进行了一系列分析讨论之后，只能推出几种可能性。
　　一是朱梅华耐不住下乡后艰苦难耐的知青生活于是偷偷逃回了家，毕竟当时知青探亲回归的事情也不少。
　　但是在调查人员去探访其家庭时，朱梅华的父母一听说女儿不见了都着急得四处打探，无果后立马坐火车来到云南加入成为了调查大军的一员。
　　二是朱梅华可能非法越境，进入离生产队不到20公里的缅甸境内去了。
　　但是清点朱梅华留下的东西后大家发现，除了父母给她买的那一块价值约200元的瑞士产手表之外，宿舍里的其他衣物钱财都没有被带走，这就排除了有计划逃走的可能性。
　　并且在她失踪之后，边境的侦查员并没有发现任何一起非法越境事件。
　　三是厕所附近可能埋伏着歹徒，歹徒对只身一人的朱梅华行凶后毁尸灭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年轻漂亮又善于交际的朱梅华与人发生了情感矛盾并招致情杀。
　　于是专案组对朱梅华的人际关系和身边人员流动展开调查，把所有人都一一叫过去审问，大家笼罩在一片恐怖氛围之中。
　　尽管人群中流传着许多版本，但是其中可信度最高的便是情杀。
　　调查人员发现，朱梅华的前男友祝为鸣曾在案发当晚以还《大众菜谱》一书的名义去寝室寻找朱梅华，十来分钟后才离开，出来后又朝着厕所方向走去。
　　而他的室友也反映，当晚祝为鸣似乎怎么也睡不着似的在床上翻个不停，深夜里祝为鸣还出去过大约一刻钟的时间，后来被调查人员证实是去解手。
　　虽然专案组认为这个时间祝为鸣没法处理尸体，但是不能排除联合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并且祝为鸣之前还在朱梅华的火柴盒上写下火烧朱梅华的字眼，所以调查人员还是把他关押了起来。
　　在严格逼问之下，祝为鸣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杀害朱梅华，并且为了早点出去他还进行间歇性断食，不吃不喝也不愿走动，就一直躺在床上，就这样过了半年多。
　　不堪忍受的祝为鸣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捡起捆绑他的绳子就准备上吊自杀，不过被人救下了。后来祝为鸣的一个叔叔到北京上访，北京相关部门发函下来说沒有确切的证据不能长期关人，于是祝为鸣被释放。
　　尽管如此，一直到1995年祝为鸣死去，在有关部门的材料里，他的嫌疑也始终没有解除。
　　一条条线索接二连三地断开，案件似乎就这么被搁置了下来，一条活生生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被大雨吞噬得无踪无迹了。
　　指导员被疑、供罪又翻案
　　半年多过去了，连队里发生了一件事，使朱梅华的失踪案件再一次激起了水花：连队的蒋指导员因侮辱自己来连队走亲的侄女被人告发。
　　于是大家都不由得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蒋指导员能对自己的侄女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难道不可能对朱梅华由爱生恨最后杀害她吗？
　　但是作为连队指导员，加上他当时还是专案组成员之一，所以案发之后的调查里没人怀疑到他的头上。
　　如今，蒋指导员被列入怀疑对象后，众多疑点也一一浮现。
　　在大家的印象中，平日里沉默寡言，说话做事又极其粗鲁的蒋指导员是使人害怕的，而朱梅华年轻貌美又开朗大方，也许蒋指导员暗地里就惦记上了她。
　　这从一次事情中就能够看出来：那是在一次干完活返回的途中，朱梅华和队里另一位男知青边走边聊，慢慢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由于两人曾经在上海时做过同学，关系本来就比较好，所以大家也不以为怪。
　　等队伍回来十分钟左右之后，两人才回来，而两人有谈有笑的画面正好落在了站在宿舍门口的蒋指导员眼中。
　　蒋指导员不动声色地把男知青叫了过去，让他把手伸出来，男知青不明所以地伸出手，结果蒋指导员一边用力打他的手一边怒骂不要脸，之后又让男知青伸出右手，如此重复。
　　在大家看来，男知青只是和朱梅华说了几句话而已，并没有犯其他错误，蒋指导员却如此生气，想来是因为看到朱梅华和其他男性接触而产生嫉妒和不满。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合理解释了。
　　同时，调查人员发现，蒋指导员的两间房间中，其中一间房的窗户是用纸糊住的，并且细看之下上面还有几个小洞。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从这些小洞之中看出去，可以把每一位知青门口的状况尽收眼底。也就是说，朱梅华上厕所时是和别人结伴同行还是独自外出，在房间里就可以了如指掌。
　　除此之外，蒋指导员还做过绝育手术，不用担心女知青怀孕，正值壮年又身居要职的他对周边环境又极其熟悉，这一切都使他具备极大的作案条件。
　　于是调查人员迅速把蒋指导员列入了重点怀疑对象，并很快制定出抓捕方案。考虑到蒋指导员有枪，担心强抓会打草惊蛇让人跑掉，专案组便先安排了黄裕茂、杨寿民和杨寿林三个知青埋伏在蒋指导员家门口的山坡上，观察其一举一动。
　　保卫科长带着人开来一辆四驱吉普车，不动声色地以团部开会的名义把蒋指导员带走了。
　　蒋指导员被捕后，当连长董朝同和副指导员周萍与他的妻子的谈话时，不经意从其口中套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就在案发当晚，蒋井杉的妻子看到丈夫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全身都被雨水淋湿、脚上全是泥、肩上还扛着一把锄头，到家之后连一句话都没说便开始脱衣洗澡。
　　而在蒋井杉洗澡之前，妻子还注意到他把一块手表悄悄地塞进了墙缝之中。
　　巧合的是，朱梅华就有一块回上海探亲时父母为她买的价值185元的瑞士天克诺手表，而这手表后来在清点朱梅华的遗物中并没有发现。
　　在看守所拘留期间，在调查人员的严格审问之下，蒋指导员对罪行供认不讳，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经过。
　　原来在此之前朱梅华请了探亲假，于是那天晚上蒋指导员趁妻子去了二连要很晚才回来，就以带东西为名把朱梅华骗到家里，拿了钱给她后色心上头就想要和她发生关系。
　　被拒绝后蒋指导员恼羞成怒，害怕事情败露出去的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朱梅华掐死了。
　　之后蒋指导员还说自己杀死朱梅华之后便将她埋在了连队的猪圈里，后来担心尸体发臭，又叫人买来水泥把猪圈周围都铺得严严实实。
　　听到这么详细的交代，大家都以为事情会水落石出了，第二天保卫科长就带着人去挖猪圈，结果挖了个底朝天也没发现朱梅华的半点痕迹，于是又回去再审蒋指导员。
　　得知大家并没有找到尸体，蒋指导员又开始翻供，对之前交代的事情都拒不承认，说自己只是屈打成招，想早点摆脱。
　　由此，尽管蒋指导员的嫌疑重大，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所以也无法定罪。最终，他只是因为侮辱其侄女一事被判刑七年。
　　之后的两年，朱梅华的失踪案再也没有发现新的线索，此案陷入了绝境，最后当地公安部门只能将它作为悬案登记在册。
　　调查到此就基本结束了，但是朱梅华的失踪以及凶手还未落网的事情在知青群体中引起了巨大震荡和恐慌。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管是女知青还是男知青都再也不敢去上厕所，大家心怀恐惧：今天消失的是朱梅华，下一个没准就轮到自己了。于是回家探亲时逾期不归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家长们根本不放心子女的安全。
　　老母亲念女、几十年追寻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知青们各自都回了家，朱梅华却再也没法回去，她就这样消失在了那片远离家乡的土地上，当年的办案人员也已经退休或是死去。
　　当地的人们或许早已经忘却这件令人惊骇的事件，但是公安局里封存的卷宗没有忘，当年亲历的知青们不敢忘，朱梅华尚在人世的老母亲更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2002年，在朱梅华失踪后的二十八年，作家刘晓航为写一部真实记录云南知青大返城经历的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要回家》来上海采访，为了帮助核实相关信息，孙向荣前往上海寻找朱梅华的家人，见到了朱梅华的老母亲陶阿妈。
　　面对来看望自己的当年知青，谈起失踪的女儿，这位陶阿妈顿时老泪纵横。
　　刘晓航
　　她拿出1973年女儿朱梅华回上海探亲时拍下的照片向孙向荣讲到，当年得知女儿失踪后，朱梅华的父亲当场便昏倒在地，两人前往寻找无果，后来也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在日思夜想中，老朱在1988年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从未放弃寻找女儿的陶阿妈便委托孙向荣跟当地的公安部门联系，看看能不能再次调查这个失踪案件，于是孙向荣整理出书面材料先后寄出了十多封信，没想到一直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在2009年，上海电视台以《西双版纳女知青失踪之谜》为题向观众介绍了朱梅华失踪的始末。节目播出后，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原来的知青们心中更是勾起了强烈震痛，于是原七营三连的知青们在上海聚会时又谈起这件事。
　　孙向荣
　　会上，大家议论纷纷，也发现了不少集中在蒋指导员身上的疑点。
　　首先在搜查的地点上，尽管当时大家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搜查，但是却漏过了连队附近的一片沼泽地。
　　而大家刚来时蒋指导员就跟他们说过，即使是牛羊陷进沼泽地里也不会留下半点痕迹，所以当时搜查时大家都不敢过去，也没有把沼泽地和失踪的朱梅华联系起来，其他侦查人员也不知道附近有沼泽地。
　　而沼泽地隔绝了气味，所以当年军犬出动也没找到半丝痕迹。
　　其次是在唯一的物证朱梅华的黑布鞋上，当时张桂华找到鞋子时，发现两只鞋子是一前一后的样子，而且鞋面朝上，鞋尖有规律的指向八营十三连的方向，这无非是在告诉侦查人员，朱梅华往十三连的方向走了。
　　再联系到在朱梅华失踪的第二天上午，正当大家都心焦地寻找朱梅华时，蒋指导员却是悠闲地蹲在自家门口抽着水烟筒，并且是他指着八营十三连小路的方向让知青去查看然后找到鞋子的。
　　这三点结合起来，大家才恍然大悟，很有可能是熟悉沼泽地性质的蒋指导员利用黑布鞋伪装出了作案现场来误导大家搜查的方向。
　　另一边，得知节目播出的陶阿妈以为女儿的失踪有了新线索，于是让朱梅华的弟弟朱林找到孙向荣，希望能得到知青们的帮助，向相关部门要求继续寻找朱梅华的下落。
　　2013年10月，七营三连40多位老知青相约回云南看看，当年知青们栽下的橡胶树已经茁壮成林，曾经的指导员蒋井杉成为80多岁的老人，那片令人恐慌的沼泽地也已经变成了香蕉林。
　　朱梅华曾经所在连队的副连长董照同和副指导员周萍在西双版纳定居后经常到缅甸去走亲戚，他们一直抱着幻想，希望能在那里碰见隐姓埋名生活安定的朱梅华。
　　2018年11月18日，在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建场六十周年庆典前夕，在当年知青们的集体请愿下，农场里的龙泉公墓立起了一块特殊的墓碑，墓的主人便是失踪了四十五年的上海女知青朱梅华。
　　它承载着人们对朱梅华失踪的记忆，也寄托着朱梅华的亲属朋友对她的深深思念。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段知青下乡的日子如云烟般早已消逝在空气中，而朱梅华却始终是陶阿妈和知青们心里难以忘记的伤痛，她究竟身在哪里？亦或魂归何方？
　　参考文献
　　上海女知青热带雨林失踪记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200905
　　华夏知青20091024
　　朱梅华失踪一个不得不再讲的故事孙向荣20110402
　　老知青家园20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