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一个拍电影的农工

　　文猫小姐
　　张艺谋今年70岁，带着他的第22部电影《一秒钟》和观众见面。
　　在威名在望的第五代导演中，张艺谋当属拍片数量最多的一位；按他自己的话说，他也是那一代的导演中遭受最多批评的一位。如今，那批导演收山的收山，上综艺的上综艺，只有张艺谋经历了商业电影的洗礼，拍出《三枪拍案惊奇》和《影》之后，还能回来再拍那个时代的故事。
　　也许从这一层面上看，对于《一秒钟》表现出的种种残缺，我们愿意多加两分滤镜。有人把《一秒钟》比作是《活着》的延续，这当然是一种过誉，两部片子不能同日而语。但在烂片当道的中国电影视市场中，《一秒钟》也算是最后的倔强了。
　　人人都说，那个有心拍出好作品的张艺谋回来了，就连官方媒体的宣传，都把张艺谋回归初心的标签打在了文案上。这句话颇有一语双关之妙，有的理解为这是张艺谋对胶片的怀念，也有的认为那个拍了《红高粱》《活着》的导演又开始找回拍电影的初心了。
　　其实对于张艺谋，一切并没有那么复杂。
　　《一秒钟》的上映之坎坷，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部拿着2019年年初龙标的电影，早在去年就已经报名参加了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终却因为技术原因紧急退出。之后档期一推再推，还发生金鸡开幕片被撤档的突发事件，最终才在11月27日尘埃落地。
　　也正是现实中的种种遭遇和困难，和这部讲特殊时期电影放映的故事在时空上形成一种呼应，使得电影内外更具故事感。
　　《一秒钟》改编自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故事背景是那个噤若寒蝉的年代。电影讲的是劳改犯张九声从农场逃出来，为了赶在《英雄儿女》播放前看到之前的新闻记录，因为那里面有他女儿的一秒钟镜头。一路上他和为了弟弟出来偷胶片做灯罩的刘闺女相遇，两人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而电影没有做出来的是，张九声的女儿因为父亲是坏分子不得不积极争取表现，在那个新闻里，她为了争做积极分子抢着扛面袋，最终被车子撞死了，这也是张九声对播放电影如此激动的根本原因。
　　电影的结尾也不是原来的版本，在一次次因技术原因被驳回的过程中，张艺谋补上了如今的电影结局，才得以让电影顺利上映：刘闺女换了蓬头垢脸的装束，扎起麻花辫，整齐干净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也只有在审查如此严的时代，整部电影的松散和不完整才能被视为一种壮美的遗憾。这份遗憾一半是给创作过程的艰辛，一半则是给张艺谋还愿意逆流而上拍电影的情怀。
　　很多人以为，张艺谋面对如此大的困难也要拍出这么一个时代的故事，那一定是承载着导演内心的某种坚持和对现状的反抗，影片出来后不少人为这部作品赋予这样那样的寓意。
　　的确，翻开张艺谋的履历，文革是他最爱的题材，早年的《红高梁》《我的父亲母亲》《活着》《山楂树之恋》《归来》，再到如今的《一秒钟》，背景都是关于那个时代的那些事。
　　但只要了解了真实的张艺谋，大致会失望的吧，事实上他和陈凯歌不同，并没有为这些作品赋予那么伟大的意义的本意。其实早在《山楂树之恋》的时候，他就做过一次解答：
　　我迷恋这个题材，是因为文革发生在我16岁到26岁之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时代，它对我而言有着特殊意义，给我的记忆和烙印也很多。我总觉得那个时代，过去那段历史时期有很多很生动的故事，很多很特别的人性渴望。所以，我还会铆着劲、期待拍摄这么一个题材的好电影。
　　《一秒钟》的纪录片中，张艺谋给编剧写了一封信，信中强调，政治和苦难都是既远又淡的背景，有一点《活着》的意思，也有点儿冷幽默，格局很小，没有流行的那种戏剧性。这封信正好代表了张艺谋对这部电影的真实定位，没有那么深刻地批判意图，从一开始他就只想拍一部关于那个时代看电影的既感人又悲伤的小故事。
　　正如在张艺谋所说，他的成长时代伴随着那个挥之不去的年份，而张艺谋本身也和他电影里的主角一样，是从小被人从门缝中看大的孩子。这段带有恐惧意识的记忆伴随着他的一生，进而形成了他如今的性格，不去思考宏大的理想，专注地把眼前的事情办好。
　　这大概是经历过苦难的人之间的共通点，不追求心中的理想天国，没有警示世人的崇高思想，没有创造伟大作品的豪言壮志，一切只是为了生存。
　　出生于1950年的张艺谋正好赶上了文革的时代，和张九声的女儿一样，他的家庭成分也不好。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大伯赶在解放前跟着国民党逃去台湾，他还有个二伯，由于下落不明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这样的出身让张艺谋从小被冠上黑五类狗爬子的骂名，他们家也成了大家特别关注的对象。
　　恐惧，害怕，是深藏在张艺谋心里的那股阴影，为了在这种环境下安全地活下去，他逼着自己快速学会一门手艺：画画。他专攻画毛主席的画像，画得惟妙惟肖，又大又鲜活，然后用拖把沾染红色漆料，在墙下写下打倒某某某。红色的颜料沿着大字往下掉，似鲜红的血液。红，成了他日后电影的标识，是生命的象征，也是恐惧的象征。
　　《山楂树之恋》里的静秋为了顺利顶替母亲在校的职位，主动请缨参加学校篮球补休活动，拖着单薄的身躯搬运水泥。而十几岁的张艺谋下放农村时，没有谁的吩咐，自动拎着颜料拖把，把每户人家的墙上都画满毛主席的头像。
　　每当听到村民们围在一起观看欣赏他画好的作品时发出的赞叹，他沉甸甸的心又落下了几分，嘴角露出自豪的微笑。
　　手艺能够保住他不会吃太多苦头，却无法让他的身份被组织肯定。在陕西第八棉纺织厂织袜工艺车间当工人时，每次晚上厂里吃饭开会，都会喊不是党员的出去，张艺谋和几个成分不好的哥们只能捧着饭碗出去，到后来厂里的负责人直接喊，张艺谋出去。
　　这样不被承认的日子延续到他上北京电影学院，他一直揣着一颗心战战兢兢地过。
　　当年他赶上了文革后第一场大学招聘，一开始他没敢想读大学，看着工友们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他故作潇洒地不做任何反应。直到他的好哥们问起，他才说出实际想法，原来他怕自己的出身不好，考了也读不上书。
　　是好友的鼓励才让他的大学梦在心里渐渐萌芽，当时他想过读设计，学画画，还想过去考取西北畜牧业，原因是那边的录取分数线低。不管读什么，能够考上大学就行，那是张艺谋当时的心态。好友看着张艺谋一身的好手艺，设计能力出众，摄影技术极佳，最后选一个畜牧业，于是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考取北京电影学院。
　　这个建议改变了张艺谋的一生，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北京。当时他还精心做了一份作品集，在招生现场连续观察了三天，自觉其他考生的作品都没有他的好，这才斗胆提交了作品集。
　　张艺谋的摄影技术极佳，以后在《黄土地》《一个和八个》里我们深有体会。那份摄影集自然得到老师们的一致认可。只是当时张艺谋的年纪太大，比北电招生的年龄限制大了3岁，这让张艺谋差点考不上。
　　最后他托了关系，三拐四拐，才托人把摄影集送到了文化部部长黄镇手中，这份作品征服了黄镇，他大手一挥，才有了后来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
　　张艺谋作为破格录取的学生被招进北电，成为全班年龄最大的学生，他的同班同学有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自认为手艺不错的张艺谋进了北电才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陈凯歌和田壮壮是都是出身演艺世家，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是中国早期的大导演，曾执导过《杨门女将》《海霞》等作品。田壮壮的父亲田方正是《英雄儿女》里面的军事指挥员王政委扮演者，而母亲于蓝是中国著名演员，凭借《革命家庭》里的周莲拿过第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陈怀皑
　　和张艺谋手为自学摄影抄了几十本的读书笔记不同，他们有着实打实的艺术基础，口里说的都是张艺谋不知道的知识。张艺谋年龄最大，没有教育基础打底，又因为自知自己的学生身份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总是沉默寡言，静静地呆着。
　　他的大学好友回忆，那时候他做好了随时卷铺盖回去的准备。每次假期回去，他总是抱着几个兄弟的手悲壮地说，下次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但不能怪他，这个黑五类的身份伴随着他二十几年，生活中总是充满了不安。他自己说，他就像是没有家的孩子，去到哪里都不被人承认。终于大学顺利毕业，那时中国还是统一分配工作。陈凯歌和田壮壮自然而然留在北京，而破格录取的张艺谋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师。
　　当年的广西是个非常荒蛮的地方，被分配到那里，也就意味着未来的生活条件会很艰苦。田壮壮知道这件事情后，曾经让父母帮忙用点关系让张艺谋留在北京，最终无果。张艺谋的前妻肖华曾说过，那段时间张艺谋总是呆在一个地方不停吸烟。
　　也是在那个环境下，激发了张艺谋要干出点成绩的决心，这才有了后来的《一个和八个》。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这几个分配到广西制片厂的人聚到了一起，商量着要拍出一部和别人不同的惊艳制作。由张军钊导演，张艺谋、肖风摄影，何群美工，最后拍摄出了这部经典的作品《一个和八个》。
　　这部电影被称为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而电影最为惊艳的就是张艺谋的摄影。陈凯歌为张艺谋写过一篇《秦国人》，里面写到，《一个和八个》有着极端夸张的不对称和不均衡的构图，凭借着画面造型的力度和象征性震撼了中国电影界。
　　一部电影足矣让张艺谋的知名度瞬间打开，陈凯歌就是看到这部电影，这才找到张艺谋一起合作《黄土地》。
　　陈凯歌和张艺谋
　　如果在摄影这份工作上一直做下去，张艺谋现在也会成为业内有名的摄影师。但张艺谋很快便意识到了摄影师的晋升之慢，那时候他迫切需要一份可以快速证明自己的工作，于是想到了跨界做导演。
　　《红高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这是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影片的横空出世成为震惊中国影坛的一件事，那是中国首部摒弃了宏伟叙事，着重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电影，颇有创新的意味。这部电影拿到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也是中国在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首次获得最高奖项。
　　之后张艺谋用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证明了他在电影上的造诣。他早期的作品带有对中国传统封建意识的深刻认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到了《活着》更是将小人物在巨变的历史中浮沉表现的淋漓尽致，这部电影也成了张艺谋电影作品的分水岭。
　　很多人把张艺谋的这种批判性视为他的理想追求，可对于他而言，一切没有那么崇高。他熟悉农村，熟悉中国的封建礼教，也熟悉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没有那么大的企图心，只想要拍摄一部好看的电影，就像之前别人需要他画毛主席画像一样，也希望如今别人需要他来拍电影。
　　所以当《活着》出征戛纳获得评委会大奖，却遭遇国内禁播的命运之后，张艺谋马上收起了拍摄这类题材的心，转而拍摄了《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
　　幸福时光
　　《英雄》是中国电影面向商业化的一部标志性电影，却也让张艺谋背负上了太多骂名。拍出过《红高粱》、《活着》等深层次电影的导演如今向资本低头，交出这么一部空有大牌明星，大场景，故事索然无味的电影，着实让人不能接受。
　　坊间关于张艺谋堕落的舆论层出不穷，可这部电影最终拿下1。77亿的全球票房成绩，创下中国电影全球票房最高纪录。这部电影也许让中国观众很不喜欢，却让投资商喜笑颜开，张艺谋的首次吃螃蟹可谓是大获成功。
　　有用，这就是张艺谋的生存守则，不管是对团队有用，对观众有用，还是被资本需要。他说，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
　　是成长经历使然，令他每时每刻都在做个有用的人，不能被别人淘汰，也不能被社会淘汰。和他一起工作的伙伴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休息，张艺谋的精力旺盛是圈内出了名的，他十点起床开始一天唯一的一顿饭，之后马不停蹄地开会，工作，拍摄，晚上回家剪片看片，凌晨五点睡觉，周而复始。
　　和很多名导五年磨一剑不同，张艺谋算是很高产，接受许知远的采访时，他说，他不爱惜自己的羽毛。是的，他常常手里两三部电影同时拍摄，好的次的都有，自然拍出来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
　　但他无法让自己的手头空下来，空下来，就代表着没人要、被淘汰。所以他逼着自己做一个轮轴转，一直在工作的手艺人。有好的剧本，那么他就雕出一件惊艳世人的精品；拿到次等的剧本，那么他就雕出一件略有瑕疵的残次品。
　　执导了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以后，张艺谋获得了国师的美名。但就这顶高帽，他一点都不喜欢。他对方希说：我真没想过自己是什么国师，好像就真的了不起了。都没有。我只觉得，阿弥陀佛，没弄砸。
　　他从不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也从不觉得自己的作品要拔高到什么样的高度。他只是着手于手中的每一部作品，每天看片、看剧本、创造出新的影片。只要工作了，那么他就踏实了。
　　如今70岁的张艺谋，有着用之不竭的精力。一部《一秒钟》后，接踵而来的还有《坚如磐石》《最冷的抢》。他没有停下脚步，一部一部地默默地拍，不上综艺不休息，一年只有在宣传的时候能够才能在镜头前看到老谋子的影子。
　　他就像一个勤勤恳恳的农民工，没有太多的杂质，每天按部就班地干着同一件事。每一部电影上映，就是他种植的植物开花结果。他收割了这一波，重新开始松土、播种、浇水、收割，直到他干不动的那一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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