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泰坦尼克迟到百年的真相，这部宝藏纪录片是如何诞生的？

　　昨天，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周年的日子。
　　一部关于泰坦尼克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也在今天正式上映了。
　　我们昨天也刚刚给大家安利过这部电影，感兴趣的戳
　　泰坦尼克背后的谎言，终于有人敢戳穿了
　　一百多年来，关于这起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海难事故，历史学家、媒体和爱好者提供了不同方向与深度的调查、报道与讨论。
　　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随这艘传奇巨轮一同沉入了3700米深处的大西洋。
　　一百多年后，纪录片《六人》将视角聚焦到鲜少有人关注的历史角落泰坦尼克上六名幸存的中国人。
　　经历了近五年时间，跨越了中、美、英、加四国二十多个城市的调查，这些中国幸存者在沉船之夜的遭遇，以及灾难之后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才最终浮出了历史的水面。
　　有人可能会问：经过了这么多年，花那么大精力找这些人真的有意义吗？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我们与影片导演罗飞和首席调查员施万克的对谈中，寻找到答案。
　　影片首席调查员施万克（左）和导演罗飞（右）
　　罗飞和施万克这对搭档，一个来自英国，一位来自美国，但都在中国工作生活超过20年，讲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谈到终于问世的新作，两位主创和我们分享了影片艰难的创作历程，以及许多精彩的幕后故事。
　　比如，他们最初仅仅凭借着8个由拼音构成的中文名，一步步梳理出了幸存者的人生经历。
　　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无数阻力。
　　因为缺乏人手和资源，研究前期推进的节奏异常缓慢。其他专家和爱好者也投以否定与怀疑，认为整个调查有着美化、洗白中国幸存者的不纯目的。
　　甚至在一开始，罗飞和施万克根本无法确定，这部纪录片能被拍出来。
　　他们面前，是一大片未知的世界。
　　只能一边探索，一边前行，摸索着进入黑暗的深处。
　　那么，他们是如何跨越障碍、化解困境的呢？
　　以下，让我们正式进入采访部分，一起看看《六人》是如何诞生的吧。
　　桃桃：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提到泰坦尼克号，首先想到的就是卡梅隆的同名电影，很多人都是通过那部影片才知道泰坦尼克沉船事件的。对西方世界来说，泰坦尼克号意味着什么？你们对它有着怎样的情结吗？
　　施万克：我在美国新泽西长大，那里离海比较近，所以很小就对海洋和比较有名的沉船感兴趣。
　　我小时候就已经知道泰坦尼克号的存在，我觉得大部分美国人、英国人对泰坦尼克号有基本的了解，可能不是从头到尾那么详细的了解，但应该听说过这起事故。特别是在纽约周围，因为纽约是泰坦尼克的目的地，纽约、新泽西州都有人在船难中去世。
　　罗飞：泰坦尼克的代表性很大，它不仅仅是一个悲剧事件，而且已经融入到文化，成为语言了。
　　如果你要形容一个很宏大的事物，很夸张的情况，或非常惨烈的悲剧，就会用到titanic这个单词。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这个单词了。
　　而在文化里，它也有另一重寓意，代表了人类的傲慢。人类自认为很了不起，却无法控制大自然。
　　桃桃：你们最开始怎么了解到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的？
　　施万克：2013年我和罗飞刚拍完《海神号事件》（同样是一部关于历史上著名海难事故的纪录片），我们觉得合作很成功，所以想考虑下一个项目拍什么。
　　我从小一直对海洋历史很感兴趣，当然还继续想拍海洋历史的故事，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海洋历史故事。
　　于是我在网上不断搜索，看到了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人的信息。8个人中有6个人幸存，这个幸存率很高。
　　罗飞：特别高，比所有其他国家都高。
　　施万克：对，那怎么可能？所以我继续搜索，当时信息特别少，我了解到他们获救后在纽约港又上了另一艘船，然后就消失了，线索就这么断了。
　　怎么可能呢？泰坦尼克号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从来没有人在媒体或者网络上提到过，我的爷爷或亲人是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他们六个人中就没有人结婚生子，没有亲戚、后代和朋友出来提及这个故事？
　　我当时觉得不可能，我们应该去继续寻找和挖掘。
　　桃桃：当时罗飞导演就决定就这个题材拍一部新的纪录片了吗？
　　罗飞：没有，施万克是海洋历史学家，他感兴趣的是泰坦尼克，这是他非常擅长的部分。我是拍纪录片的，我感兴趣的是人物。
　　历史纪录片对我来说有个大问题，它的叙事要如何表现？都是过去的老东西，幸存者已经去世了，常规的历史纪录片要么是靠采访，要么是传统的旁白，这些形式我都不太喜欢。
　　我更喜欢像破案一样，去深入挖掘事件的真相，通过现代人来讲述过去的故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的，我对故事的两端都感兴趣。
　　桃桃：介入拍摄的时候，已经找到了幸存者的后代？
　　罗飞：完全没有。施万克跟我说这个项目时，我纠结了一段时间。我知道这个项目很大，如果真的要做的话，需要很多的时间。而且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我很害怕没有新鲜的信息和素材。如果没有新东西，就真的不拍了。
　　也是那段时间，我开始和一些中国朋友聊到这件事，谈到我的纠结，不知道要不要拍，不知道拍出来会是什么样。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包括我行业里我非常尊重的人，都非常好奇，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不可能吧！
　　因为我也知道泰坦尼克有700多名幸存者，他们的信息基本都很清晰了：哪里出生、去世的，工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几乎每隔周年，都有媒体采访他们的后代。但唯独这6个中国人，消失了。
　　所以慢慢地我自己也开始感兴趣了，然后也尝试拍了一些素材，看看能不让他们的故事由模糊变清晰。
　　桃桃：整个调查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
　　施万克：应该是三年左右。
　　罗飞：三年四年的时间。
　　施万克：一开始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研究，最初我觉得感兴趣，认为这个题材可以考虑。导演又花了一段时间详细了解，看看有没有可以发现新故事的空间。我们也会问周围的朋友，他们认为这个题材是不是有意义，然后这个项目才正式开始。
　　罗飞：因为这样的项目，也不是商业片，我们也算是自由创作者，去做这个事情，拍摄这些素材。所以我们一边各自忙自己手里的项目，一边抽空研究这个。
　　一开始我们是这样做的，后来也有一些志愿者加入了我们团队。过了一段时间，一些制作成本都来了，我们就开始认真去做这件事。最开始差不多过了两年，最后三年我们几乎都在专心做这个。
　　桃桃：17年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微博上发布了相关的研究视频，当时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关注度。从那时到上映的这段时间里又发生了什么？
　　施万克：最早期的研究，应该都是在网上查资料，都是在上海展开的。我偶尔回美国，会在档案馆查些资料。
　　罗飞：我回英国的时候也会去国家档案馆，施万克在美国研究当地的资料。但问题是，总是靠我们两个人，或者加上我们助理的力量，调查的节奏会非常慢。
　　如果从头到尾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做到现在这个程度可能需要20年的时间。
　　施万克：研究范围太大了，如果我们只选一个人，研究他的一段人生，比方说方荣山的故事是最完整的，那么我就只拍方荣山的故事，那应该会简单一点。但如果真的要讲述六个人的故事就很难。
　　一般来说，我们拍纪录片的都比较幸运，但如果我们更幸运，这六个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一起，是兄弟、邻居或朋友，那当然简单得多。但他们散开了，没过几年就分散到各个国家了。
　　方荣山（右一）
　　桃桃：调查过程中，有遇到让你们非常绝望的时刻吗？
　　罗飞：我们一开始只有最初写有8名中国乘客的名单。那个名单是最困难的。
　　施万克：我们只有这份名单，没有别的资料。还是用英文写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这些名字从哪里来的。是他们自己写的，还是航线公司提供给白星公司的，还是他们去前台登记，英国水手帮他们写下的。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本名，还是小名，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方言。
　　但我们不会放下任何一条线索，看到一条小丝就拉一拉。如果拉断了，就断了，但如果还能继续拉长，那就继续追查，看它能引向哪里。
　　比如说，我们还找到了幸存者名单，上面有六位中国幸存者的名字。我们知道他们从泰坦尼克号上又登上了安妮塔货轮，那艘船的船员名单我们也找来看了看，那个名单上他们签了自己的中文名字。
　　罗飞：发现安妮塔号的名单的时候真的非常兴奋，因为好几十年都没有人发现过这个名单。之前也有中国记者去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几个人的名字。
　　实际上不是没人知道中国幸存者的事，乘客名单里已经有他们的名字了，但包括一些业余的爱好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很早以前就放弃继续追查了。他们认为找不到了，也劝我们说，不要继续做了，他们已经尝试过了，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我们最初也跟他们联系，想了解他们知道的信息，也告诉他们想要做这样一个纪录片项目，很多人听到之后都表示反对。
　　一方面，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资格去做，因我们是新手，他们一辈子都在研究泰坦尼克，非常熟悉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之前西方报道也提到，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的行为不太好。他们怀疑我们一直住在中国，想要美化、洗白那些中国幸存者。
　　桃桃：你们怎样看待这些报道呢？
　　罗飞：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偏见，但没想到泰坦尼克号上会有这么明显的偏见。我们研究越深入，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觉得这是偏见，而是事实。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偏见，也有很多白人不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偏见的声音要更大一些。
　　桃桃：过去了一百多年，对中国幸存者的偏见仍然存在。
　　施万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有一个正确的故事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传统是这样一种观点，所以我们也就保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很好的改变，那我们就继续这么做、这么说。
　　但这是100年前的事情，人们没有必要用1912年的眼界去看待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视野去重新看待它。
　　我们并不想美化这个故事，只想用客观的视角，比如物理学的方式，试验这些事情能否发生，或者有没有什么证据来否认这些报道。
　　纪录片中，施万克建造了等比大小的泰坦尼克号救生船，试验中国幸存者是会否像报道提到的躲到了座位底下
　　幸存不是错误。如果泰坦尼克号上某一个男性乘客送他妻子孩子上救生船，他认为自己不应该上，那这是他的选择，我们也可以为他鼓掌。
　　但如果还有其他男性，不管他来自哪国，没有抢夺其他人座位的情况下也有机会上救生船，那他也有幸存的权利。
　　罗飞：所有的救生船走的时候都有空位。有一艘差不多满员了，还有一些一半人都没有坐满。
　　桃桃：卡梅隆担任了影片的监制，他是怎么参与到这个项目的？
　　施万克：其实我们早期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泰坦尼克号》里被删掉的中国乘客获救的镜头，那时候我们意识到卡梅隆在20年前拍电影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故事了，那他还有没有其他发现？
　　而这个镜头和结尾Rose获救的场景很像，所以这段戏是不是取材自中国乘客的真实经历？我们觉得他能够对纪录片很大的帮助，所以找到他帮忙，并不是因为他是詹姆斯卡梅隆，因为他的名气和地位。
　　后来我和罗飞通过不同的朋友接触到他，我们发现他早已经知道了这个项目。他回复说，如果想采访的话，可以飞到新西兰吗？
　　卡梅隆当时正在新西兰拍摄《阿凡达2》
　　罗飞：真的没想到，我们前一晚给他发了Email，第二天早上他已经回复了。最后他真的给我们做了监制，不只是单纯挂了名字，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电影人。我们向他请教了内容上一定要解决的疑惑，另外他也帮我们做了发行和版权方面的工作。
　　桃桃：从影片最终的呈现来看，有什么比较惊喜或遗憾的地方吗？
　　施万克：我们一直相信会找到后代，找到他们至少一部分的故事。遗憾的是，有两三名幸存者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故事。
　　研究过程中，也有人和我们联络过，他们说家里的某位亲人，可能是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者。但他们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
　　桃桃：所以这部影片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人会续写这些幸存者的故事。
　　施万克：纪录片只是这个故事的第一步。如果过一段时间还有人愿意去研究，或者有了新的发现，我们当然会非常高兴。
　　让我们回到最初那个问题，探寻这些人的经历，真的有意义吗？
　　《六人》的一切努力，只为提供一个让人们知晓、了解那段历史、那群人的切口。
　　而知晓，是正视与尊重的开始。
　　罗飞在导演手记里，用中文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多一个人见证，真相就多一份意义！
　　影片会落幕，但《六人》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历史的残骸还有更多的真相等待打捞，但愿故事完整的那一天，终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