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教作文，莫言卖茅台中国文学已死？

　　来源往事叉烧
　　3月份，写出《活着》的作家余华，在沉寂了八年后，出版了长篇小说《文城》。《文城》出版不久，余华受邀参加了一个教育机构举办的演讲，主题是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余华登台时，主持人说这场演讲：不谈文学，只谈作文。之后不到十分钟的演讲中，头发花白的余华眯缝着眼，全程低头念稿，还是说得磕磕绊绊。余华真的穷到要给培训机构站台吗？显然不是。当当新书销售榜单上，《文城》保持着近30日第一的位置。而榜单第三名，是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擎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刘擎近期不仅参加了《奇葩说》，余华参加的那场作文培训演讲，他也是到场嘉宾之一。这场演讲过后，有人将余华的现场照片发布到网上，配文文学已死。网友补充道，余华是1977、1978两届高考落榜生，他能教好作文吗？
　　文学的黄金时代
　　1977年，高考恢复，余华在志愿一栏填写了北大和清华，但是落榜了。之后他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被父亲安排进了海盐县武源镇做牙医。
　　余华每天都干着同样的一件事情，看患者的嘴和牙齿，手握钢钳，工作八个小时。
　　空闲的时候，余华会走到窗口，冲着外面的大街发呆。他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假设心脏在大腿里面，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然后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悲凉。余华不甘心自己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做梦，于是开始了写作。
　　八十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编辑都在认真地阅读读者自由来稿，一旦发现了好作品，整个编辑部都会兴奋起来，互相传阅。
　　当时寄稿件不用花钱，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个角，刊物就可以免除邮费。余华的作品免费地在各城市间旅游，要是被退稿了，就用胶水粘上另一个杂志的地址，再扔进邮筒。
　　二十三岁那年，余华接到了《北京文学》的电话，编辑告诉他，他投稿的三篇小说都可以发表。
　　1983年11月，距离余华开始拔牙已经五年，他离开海盐，到位于王府井的《北京文学》编辑部改稿，正式开启了写作生涯。
　　同一时间，莫言正在部队当教员，期待通过自己的良好表现博得领导的赏识，顺利提干。但总政治部忽然下来的文件浇灭了他的激情，所有干部必须经过院校或者是训练大队的培训才能提干。
　　年轻时的莫言
　　文件下达后，莫言心情极度苦闷。他不想复员返乡，回到高密县东北乡的麦田中，过着终日劳作没有尽头的生活。于是他把文学当作人生的机会，发疯阅读写作。
　　当时，两篇短篇小说的稿费相当于一名干部三个月的工资。
　　1981年，莫言在保定文联办的《莲池》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一年后又发表了《丑兵》。
　　小说给了莫言命运的转机，政治部副主任和宣传科科长推荐他破格转干，他还接到调令，从河北保定的狼牙山脚下，调到北京长城脚下的延庆。那个年代，写作是很被重视的能力。
　　1987年，莫言写出了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毕业没多久的张艺谋想拍这个故事，莫言就把电影版权以800元的价格卖给了张艺谋。
　　莫言和张艺谋
　　三十年后，莫言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说：直到现在，我依然动用的还是我二十岁以前积累的生活资源。二十岁以后的东西，基本上还没有正儿八经去写。
　　变迁的鸿沟
　　莫言十岁不到，就赶上了自然灾害。为了填饱肚子，野草、树皮，什么都吃，被饿出了想象力。
　　1961年春天，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亮晶晶的煤块，他和小伙伴一拥而上，每个人抢起一快煤，咯嘣咯嘣啃起来，觉得煤块越嚼越香，还说味道好极了。
　　余华的生活经验则来自童年的医院。
　　因为父母都是医护人员，余华几乎是在最残忍的环境中成长。父亲的身上总是沾满血迹，即使是口罩和手术帽也都难以幸免。从手术室出来后，父亲会对余华看上一眼，叫他去食堂吃饭。
　　那些因病去逝的人，在他们的身体被火化之前，都会在余华家对面的太平间里躺上一晚。他几乎每晚都能听到凄凉的哭声，甚至有时候在睡梦中被哭声吵醒。
　　念中学时，余华从大字报上领略了人的想象力。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虚构、夸张、比喻、讽刺他看着这些他都认识的人，用怎样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震颤不已。
　　他曾近在咫尺观察过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那个犯人在枪毙之前，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活着》
　　和莫言一样，来自混乱年代的残酷记忆构成了余华创作的源泉。二十六岁开始，余华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三年内，他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中，二十九个人在他的作品中非自然死亡。
　　时代记忆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一大批作家涌现出来。在作家行列里，除了余华和莫言以外，还有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严歌苓、苏童、刘震云、北岛、韩少功、张炜等中青年。
　　这是一批看鲁迅文章长大的作家，在他们小时候，鲁迅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重要词汇。但市场经济发展以后，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进餐饮业和旅游业，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余华经过武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下海的中国作家们
　　2012年，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二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莫言以年度版税收入2400万元排名第二，而幻想小说作家江南以2550万元收入位居榜首。
　　2019年时，莫言的名次则跌到了32名，大冰、苑子豪、张嘉佳、刘同、张皓宸都在他之前。
　　纯文学图书市场正在以疯狂的速度缩水，独属那个年代的一手经验再难以吸引到新一代年轻人。而郭敬明的《小时代》前两部，总投资四千万，累计票房八个亿。
　　纯文学作家们也尝试了一些突围之法，比如2020年8月，《晚熟的人》上架时，莫言去抖音上做了新书宣传。
　　他发布的视频，第一条点赞61。1万，第二条6。4万，而最新的一条只有寥寥四千。
　　即便当当网和莫言本人账号都在视频带货，《晚熟的人》当天销量也只有1。5万。在豆瓣上，王俊凯的图文写真《十九岁的时差》有1。6万人读过，而莫言《晚熟的人》只有4千人读过。
　　莫言新书发布后一个月，茅台举办了一次高端定制软文大赛，要求每人创作一篇不少于2000字的散文，用于APP下载宣传。
　　参与这次采风创作的，是以莫言为首的十位茅盾文学奖得主。
　　莫言为九百九十九斤九两茅台酒封坛
　　莫言的文章题目是《莫言：对于茅台酒而言，任何的形容都显得单调》。
　　作家阿来则写了一篇《香茅的茅，高台的台》，文中引用古典文化：古代茅草在中国礼仪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古代人垒台子望远，拥有非常美好的传统文化气息。他建议从中国的诗歌传统深度挖掘这两个字，还提议从24节气深度挖掘生产流程的文化。
　　神像被搬下了神坛，赞美歌变成了流行乐。人们很难把中国文学的脊梁与软文写手这两个身份联系起来，文学与功利之间形成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契。
　　比起余华和莫言遇到的商业化困境，贾平凹面临的争议更为激烈，被直指学阀、特权和世袭。
　　3月初，贾平凹之女贾浅浅的诗歌在网上广为流传。她的许多诗，不但充斥着屎尿屁，还透露着一种强行分行的鸡贼。比如那首《真香啊》：
　　晴晴喊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们跑去
　　郎朗已经镇定自若地
　　手捏一块屎
　　从床上下来了
　　那样子像一个归来的王
　　贾平凹与贾浅浅
　　指向贾浅浅的争论，最终波及到了贾平凹本人。根据媒体报道，在贾平凹成为陕西省作协主席的2007年，他就入股了一家高科技工程材料公司。字画领域也成为他的变现途径，如今他的一尺字可以卖到几万块钱。
　　文学之外的边角料过多，以至于那本著名的《废都》都遭遇了再次审视。
　　恰饭的要点
　　八十年代，这些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曾是最勇敢的一批人。
　　当时中国大陆被毁坏的文学体制得以重建，余华、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等先锋作者文学作者不满当时小说叙述形式的单一，开始追求叙述的多元。许多文学杂志将这批不听话的作者拒之于门外，认为他们写下的不是小说，而且有政治风险。
　　这些作者没有因为三言两语就改变了写作方向，仍旧坚持投稿。当时巴金在《收获》杂志担任主编。他支持了这一批敢于表达的年轻人，1987年《收获》的第五期和第六期，推出了先锋文学专号。
　　余华在书里写：有点像美国的作者在《纽约客》发表小说那样，不同的是《纽约客》的小说作者都是文学的宠儿，《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是当时文学的弃儿。
　　最初动当作家的念头时，他们都是为了吃饱饭，但当他们真正开始写作时，一字一句都流淌着这片土地上真实发生过的、能触动到人心的经验。余华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莫言写出了《生死疲劳》《蛙》《丰乳肥臀》。
　　在他们取得了文学层面的成功之后，人们还期待他们沿袭文人风骨，给出有批判性的见解，启发公众理性思考。
　　但作家们似乎没能承接住。
　　回到余华讲作文的那场演讲，从现场视频来看，他给出了几条关于应试教育的建议。
　　余华说：他们不一定能细读全文，但是他们有一双火眼金睛，专门看作文闪亮的地方。所以，如何写出亮点至关重要。
　　他还提醒学生，事先准备的素材可以应对不同作文题目，希望他们能抓住重点。
　　余华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所传授给中高考生的这些诀窍，恰恰映射出了纯文学式微背后的深层原因：一切写作以功利为导向，要么为了升学，要么为了成名。
　　文人还能做什么
　　余华讲中高考作文的那家培训平台，也曾邀请娱乐明星陆毅和鲍蕾夫妻、陈小春和应采儿夫妻参与公司的新品发布，他们的孩子也在这家培训机构就读。同样的事情到了余华身上，大家就不能接受了。
　　其实，莫言、余华可能找错了下海的方式。
　　就在余华作文演讲的前几天，许知远在《吐槽大会》上获得了大量赞美。
　　许知远用鲁迅《秋夜》里的语句讽刺金星。原句是：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节目中这句话被化用为：我估计鲁迅听完金星说的，一句是脏话，另一句也是脏话。
　　小学课本里的一句化用也被认为是有文化的表现。
　　《吐槽大会》上的许知远
　　许知远是专栏作家，但人们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他是书店创始人，但他的书店屡次濒临倒闭；他在为梁启超写传，销量也不高。直到上了一次《吐槽大会》，他念了脱口秀编剧修改润色的稿子，有文化才成为一个被承认的标签。
　　如今的时代，段子、视频、头条成为更契合社会表达的渠道，严肃文学处境尴尬，显得无比荒谬。
　　曾经扶持过一批文学前辈的《收获》仍然在出版，只是已经没人看了。为了笼络年轻人，《收获》做起了阅读APP，但和其他的阅读APP一样，毫无起色。
　　多年前，肖全曾经为余华曾在团结湖附近拍下一张照片。
　　1993年的团结湖附近，荒凉得像个四线城市郊区，只有孤独的电线杆和公交站牌。而今时今日的团结湖，挨着工体，靠着三里屯太古里，成为北京潮流文化的集聚地。
　　也许一切就像余华在他的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说的：近四十年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余华如果正确认识自己，就不会去讲应试作文，而是拉着莫言登上脱口秀的舞台。或者成为《吐槽大会》的飞行嘉宾，向所有读者展示作家特有的幽默。
　　那样，效果肯定比许知远更好。
　　部分参考资料：
　　〔1〕、《莫言是如何走向写作之路的》，今日名流，叶开
　　〔2〕、《我是怎样走进文学的》，莫言
　　〔3〕、《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余华
　　〔4〕、《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余华
　　〔5〕、《你那么努力，终于可以为茅台写软文了》，花儿街参考
　　〔6〕、《认为余华教作文就是文学已死，是对文学的误解》，新京报
　　作者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