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一部荒诞的筑路史

　　1882年，法国军队攻陷河内后，越南从此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从那个时侯，法国人便开始窥视云南。在他们看来，只要修建一条从河内到河口的铁路，就等于把河口与巴黎直接连接起来，云南就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地区。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使法国人这个异想天开的梦想很快得以实现。1901年法国开始修建越南境内从海防经河内到老街的389公里的铁路。1903年至1910年3月云南境内从河口经腊哈地、碧色寨、开远、宜良、呈贡至昆明的滇越铁路建成通车。
　　在法国人的小火车未开进昆明之前，云南人没见过公路，更不知道汽车是什么东西。他们最熟悉的是古驿道、马帮和帆船，他们利用这些种东西与内地和世界发生着各种神奇和微妙的关系。他们利用这种关系把中越古道上的河口、蛮耗、蒙自、个旧、开远、宜良、弥勒、建水、通海等地经营成了一座座奇妙的古村古镇。
　　可是，到了清末，法国和英国在分别对越南和缅甸进行殖民统治之后，都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云南。特别是法国，在1898的某一天，竟然异想天开而又奇妙无比地设想，从他们殖民统治下的越南修筑一条所谓的滇越铁路，从越南海防直通古老的昆明，这样就可率先打开中国的这道大后门，从而进一步打通中国，占领中国。法国人找到了一个近乎荒诞的理由，先向清政府诉说他们在俄、德、法三国以武力强迫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时立下了汗马功劳，然后以此为由要求清政府同意他们修筑滇越铁路。清政府被这种要求吓了一跳，慈禧太后的大臣们当时已在北京看过一个名叫杜兰德的英国商人专门为老佛爷修建的一里长的西苑铁路，让老佛爷坐在大火车车箱中，用大马把那个大轿子从铁轨上拉过来、拉过去的情景。他们也遇见过另一个英国商人在上海以修筑马路为借口，竟然又修了一条14。5公里的吴淞铁路。他们已领教过铁路和火车的厉害，他们把铁路和火车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有了它，无异于资敌，既便于洋人通商，又便于洋人入侵；而且这种庞然大物还能病民，伤害田庐，破坏风水；另外，它还会导致中国人失业，沿途的舟楫挑夫、行栈铺房，将无以为生，沦为流寇。所以清政府很快下令撤除了西苑铁路和吴淞铁路。
　　当法国人又提出如此样可怕的要求时，清政府当然连连拒绝，连连反对。但始终无法摆脱法国人施加在他们头上的魔法，当慈禧太后领教了法国最厉害的炮舰之后，就忙着签订不平等条约。慈禧太后也许想通了，就让那个如同恶梦一般的古怪之物，落籍在偏远的云南边地也无妨。于是，法国人拿着《中法续议界务商务专条》和《滇越铁路章程》进入云南，开始把那个异想天开和奇妙无比的梦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当然，云南的统治者对这样的洪水猛兽同样害怕，他们立即发出反对修建铁路的声音。他们的声音也与清政府几乎保持一致，他们忧心忡忡地说：查铁路之修，利在彼族，害在全滇。何也？滇省地属边瘠，跬步皆山，行旅往还，必须舆马。若铁路修成，舆夫马脚以及沿途客栈，必尽失业。滇省军兴以后，伏莽原未尽绝，近年裁兵散练，为数更多，再加此辈无业之民，势必腐集为非，乱萌即肇于此。且缅有海盐，越有皎私，味厚价廉，彼族久欲驰禁，均经设法阻止。若铁路一成，海盐、皎私必致肆行充斥，不惟滇省数十万井灶商民立受其害，即每年所征盐课、盐厘数十万两，亦均消归乌有。又滇省地居上游，屏蔽川楚，各省沿边形势动关紧要。今若准其修筑铁路，则重门洞辟，可以长驱直入，达我堂奥，转嫌勘界为多事矣。又滇省出产无可通商，洋货进口俱系奇巧玩物，是我以有用之财作无用之耗费，于滇省民情风俗尤大有关系。即以修路而论，所过田园，庐墓、村庄、寺庙不知凡几，如其可以挪移，小民自无不听从，万一不能迁而必令其迁，不能改而必令其改，无穷争竞，由此而生。
　　法国人当然不管云南人的痛苦感受和坚决反对，哪怕发生了拒洋修路的周云祥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也绝不动摇。
　　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弗朗索瓦的法国中年人于1899年10月来到昆明。他行李中包括七支步枪，七部照像机和大量玻璃底片，四支手枪，三部中国阴历通书，三个秒表，一个晴雨表，四个温度计，五个指南针，一个照准仪和最大1。6米长的几架双筒望远镜。法国政府给他的职务是法国外交部派驻云南府的总领事兼任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在外交官的身份后面，他的历史使命却是督办滇越铁路在中国云南的修筑事宜、协调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考察滇越铁路线路。也正是后一个使命使他与滇南发生了谜一样的关系，他也因此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像谜一样的人。他是个外交官还是个间谍？他究竟是主张修建还是反对修建滇越铁路？他内心深处到底是爱昆明还是反昆明？我们现在谁也说不清楚。此后，他请中国朋友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方苏雅。紧接着，方苏雅好像爱上了自己的工作，开始与他的同事们一起调查从河口到昆明途中各州各县的地质、水文、降雨量、人口、贸易、民族、民俗等等，他疯狂地一路拍照，几乎把他的相机发挥到了极致。他的脚步似乎要踏遍滇南的山山水水、角角落落，他的眼睛不放过这块土地上的方方面面。山川、湖泊、古道、城镇、乡村、城楼、衙门、街道、寺观、总督、巡抚、贩夫、走卒、士兵、美女、乞丐、囚犯一切的一切，通通进入了他的眼睛和镜头。后来，他把这一切影像资料，带到法国的一个乡间，在那里营建了一座命名为小中国的庭院，与他的妻子一起，秘密地为云南守护着一个紫檀木箱，里面珍藏着110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张关于云南的照片。那是一部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黑白史书。我们因此在百年后的1997年有机会看到了这部黑白史书，看到了滇南这片土地在未被资本主义污染前的农耕时代的最本质、最真实、最完整的史诗一般的影像。那一年，云南人真是激动万分，无比真诚地感谢那个像谜一样复杂和可恨的方苏雅。
　　事实上，在滇越铁路云南段刚刚开工一年时，方苏雅因为自己的立场不同而与云南各界发生了种种摩擦、对立和斗争。比如说，他在昆明的大街上招摇、放肆，出入乘坐八人绿轿，鸣放铁炮三响，以示威风；他无理强占昆明圆通寺八角亭作为滇越铁路勘测人员的工作室，被昆明民众群起而攻之，把他们赶了出来；他挑起了震惊全国的昆明教案，而当昆明民众一个个死在官府的刀下时，他鬼魅似地离开了昆明；此后，他又依仗外交特权悄悄带着许多枪支弹药回到昆明，从而引发昆明民众包围法国领事馆，最后酿成了血案。他曾亲眼看到官府的刽子手把昆明老百姓的头颅砍落在地上的可怕场面。那时，他也许害怕了，震惊了，他很痛快，也很痛苦。由于种种矛盾，种种原因，他不得不于1904年离开了云南。在他离开昆明的时候，他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
　　当1902年法国人勘测这条铁路线时，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供选择。他们最初选择的是西路，即滇越铁路要经过我的家乡通海和现在的玉溪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红塔区。但是，不知为什么，法国人最终在筑路时却鬼使神差地避开了人口稠密、经济繁荣、地势相对平坦的西线地区，而选择了江河纵横、人烟稀少、山高林密的东路，即这条铁路修筑到蒙自之后，没有向西转至建水方向，而是继续向北沿着开远、小龙潭、巡检司、盘溪、宜良，直通昆明。这种选择似乎非常荒诞，有悖于筑路的常理，好像把这条铁路的利用价值丢弃了一半以上，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也许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