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情味与规则

　　从两个生活片段说起，因为这些日常的生活片段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的不同就体现在一些平常的生活细节上。
　　人情味
　　波士顿的一个华人旅行社组织旅行团到纽约和华盛顿观光。一上车，中国人自来熟，老家是哪里的？来美国多长时间了？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的隐私观念，诸如此类的话题一打开，大家一下就没有了距离，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久别重逢，一路上热热闹闹的，一程又一程。
　　返程时，旅行社为了多挣一些钱，在纽约又拉了一些客人。美国人大概也知道乘坐华人旅行社的车省钱，在纽约的中国城就上来几个美国人。这样一来，前面的中国人和后面的美国人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前面的中国人如同炸开的锅，人声鼎沸。前排的、后排的，左边的、右边的，聊作一团。离得远的，说不清，听不见，聊得不过瘾，就把头和身子探到过道上。冷不防，偶尔瞥见后面的美国人，个个正襟危坐，互不相干，默默地看着前面的中国人，似乎不理解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如此亲密无间这种景象真是一幅绝好的中美文化的对比图，也让人立即明白了美国人的自由是以孤独为代价的。
　　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中，其他国家的孩子，包括日本的、韩国的孩子都规规矩矩，即使无所事事，也无聊地坐着，绝不胡喊乱跑。相反，中国的孩子即使比较老实、乖巧的，也会在人群中穿梭来往，嬉戏打闹。中国人到国外旅游，一群人又说又笑，大声喧哗，也被人视为不文明。
　　如果能够从国民文化的角度整体地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人其实也很委屈，并不是某些中国人素质低下，而是中国文化注重群体性和集体主义使然。你要想让一群中国人不热热闹闹地说话，不大张旗鼓地嬉闹，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也常有外国人说，在我们国家，人们很礼貌，很客气，但人与人之间没有中国人之间的那种亲密，也很难像在中国一样，交到真正的朋友这样，我们就有理由了你很难让人们彼此那么亲密的同时，还让外人觉得彬彬有礼。
　　规则与信任
　　在美国，还有一个场景因为对比鲜明，让我很难忘记。
　　在波士顿的一条大街上，有一家美国超市，附近不到200米处，就是一家中国超市，专卖一些中国人及其他亚洲人爱吃、爱用的东西。
　　我先到那家美国超市。按照国内的惯例，我走到一个类似咨询台的地方，问这里是否是存包处。说了半天，那位姑娘都没有听明白。最后，我拿出了自己的包，她才恍然大悟，忙说不用、不用，你拿着进去吧。其实，她那儿是冲印胶卷的。我想，之所以费这么大的周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初来乍到，英语程度还不足以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恐怕跟美国超市没有存包这项服务有关，那位姑娘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因此便更难明白。
　　美国的超市每周都会推出特价商品，人们专等降价的时候，拿着店内海报，挑选自己很久以前就看好的东西。等我挑完东西，已经付钱出来后，才发现这家的意大利通心粉比较便宜，就想折回去买。我想，这下应该把已经买的东西存起来了吧，那位姑娘还是说不用。就这样，我又带着买好的东西，拿了面条，带到付款台，心里忐忑不安，唯恐说不清哪些是付过钱的，哪些是没有付过的。我只把通心粉放到收款台上，手里拎着先前买的东西，眼睛盯着收银员，随时准备解释。直到交了钱，走出来，竟然没有人问。
　　带着被充分信任的感觉，我心情舒畅地离开了这家超市。
　　走了不到200米，我又去了那家中国超市。有了刚才的愉快经历，我拿着东西就径直往里走，不料，一个黑人保安拦住了我，用手示意我先存东西。一下子，先前的愉悦骤然消失。
　　也许有中国人到了美国也一样在超市里拿东西，让人不放心；也许还是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需要防范有人顺手牵羊，使中国人即使到了美国，也还是中国式的管理思维和习惯。
　　超市这样一个最生活化的场所，购物这样一件最平常的事情，因为如此强烈的对比，让我深深体悟了中西文化的不同。
　　信用和信任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信用，便不会有信任，也不会有基于信任的政府对个人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让顾客先存包，是以所有人都有偷窃嫌疑为前提的，一开始心理上还会感到不舒服，时间长了，就麻木了。不存包，至少在形式上给了相信人们不会偷窃的信任，或者说，已经有相应的防范措施或法律准备，随便你怎么做，在明确的规则下，给了个人高度的信任和自由。
　　孰优孰劣
　　上面这两个故事貌似没有联系，但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基督教哲学认为人有原罪，认为人性本恶，所以主张以制度与法律来约束人，并认为有了好的制度，坏人也会做好事；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
　　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道德教育，人人皆可为尧舜。制度不管用，再严的制度也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人如果学坏了，制度与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所以中国人讲究伦理教化，以便从人心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儒学就是教人们如何做人做一个好人的学问。
　　认为人性本善，当然注重道德教化；认为人性本恶，当然注重管制和惩戒。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详细的制度与法律，虽然西方的宗教其实也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中外古今，在社会管理上都是制度与教化并行兼施，但是，中国无疑更注重道德教化，深入中国人骨髓的是道德观念；西方更注重法律惩戒，深入西方人骨髓的是法律意识对于人性善恶的基本认识，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两个不同的系统下，个体享有的自由和对于自由的使用，有很大的性质上的不同。
　　在人性恶的大前提下，西方的法制系统对于人性恶的方面做了很多预防和遏制，在人性善的一面没有保证的时候，起码能遏制恶的一面。还因为有法律效力的确认和保证，在法律允许的规则之内，个人能够享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最大限度的信任，从而也享有更多的自由。
　　但是，美国的法律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渗透、取代了道德、生活常识甚至生活习惯的领域和职能，涉及之广令人瞠目结舌。美国法律的泛化、琐碎和繁杂，有时使法律形同虚设，复杂到了普通人根本搞不懂的地步，凡事都得咨询律师，所以，全世界80的执业律师在美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法律主宰社会，把人们隔离成一个个礼貌、自由而孤独的个体，法律就成了冰冷的工具。
　　在人性本善的假设下，社会对个人道德教化的重视高于社会制度的构建，把社会的长治久安寄托于个人修养。另一方面，在儒家看来，礼缘人情礼许变通，人们执行规则能够充分考虑到具体情况，让人能够更多地体会到温暖，因此，在中国式的人情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更亲密。
　　但人性远非善恶这么简单，在人性本善的认识基础上，只重视对善的培养，恶的一面得不到应有的遏制。因此，一方面，中国人处理事情随机灵活，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就可以摆脱承诺或规范在形式和细节上的羁绊，但同时因为中国文化中缺乏严明的法治，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缺乏明确的尺度，人们不会在错事面前望而却步，思维在对错之间模棱两可的边缘上徘徊，这种灵活变通就容易被滋养成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这时，这种中国式的自由便是在道德、规则之外的无限度的放纵。中国式的人情社会被人们批评最多的，就是在人性善的一面没有保证的时候，恶的一面也得不到起码的遏制。
　　《论语为政》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还有古人说：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法能杀人，不能使人仁。沈从文也说：法律注重在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使人乐于向善。这些话也将这两种文化的长短优劣揭示得一目了然。
　　法律的冰冷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和与温暖，繁琐的规则也势必导致人性的僵化。总而言之，在法理社会，法治虽然使人们僵化甚至冷漠，但也使他们简单轻松；在伦理社会，人们很灵活，富有人情味，却也狡黠复杂。
　　我们一定都向往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国家信任民众，民众信任国家，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生活自由而简单，温情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