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读本书幼医与幼蒙

　　前言
　　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历史学家熊秉真的《幼医与幼蒙》，它的副标题是近世中国社会的绵延之道。
　　国家公布三孩政策以来，社会各界热切关注，就是生活在四五线小县城的大爷大妈，三句话也离不开这个新政策，顺带着说一说自己当年育儿的各种酸甜苦辣。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幼医与幼蒙》，说的也是育儿的话题，不过它说的不是现在，而是从唐宋开始一直到明清这一千多年的历史。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主要关注国家兴亡、制度变迁之类的大课题，对古代儿童这样看起来比较小的题目兴趣不大。再加上这方面的史料比较零散，需要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研究起来难度很大。由于这些因素，关于儿童的历史研究成果非常少。这本书的作者熊秉真老师正是儿童史这个领域的专家。她潜心钻研儿童史和医疗文化史数十年，著作颇丰。她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现在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秘书长和杭州师范大学的特聘教授。《幼医与幼蒙》这本书浓缩了熊老师最近二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从孩子的出生、成长，到教育，我们现在关注的话题，书中都有涉及。在熊老师看来，古代儿童这个题目一点都不小。儿童是一个社会绵延发展的关键，是各种思想与理念交汇的节点。弄清楚古代儿童的生存状况和成长方式，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在长时段的变化和连续有重要帮助。这本书不仅学术价值高，语言也十分通俗，还在通俗之中透出一股典雅的气质，很值得一读。
　　中国古人对育儿的育这个字的理解，其实是大有学问的。我们现在一说起育儿，可能更多强调的是怎么照顾孩子。这在古人看来，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养育。它还包括另外两个方面：生育和教育。接下来，我就从育字的三个方面，按照生命周期的顺序，生育、养育和教育，这三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
　　在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说一下生育。
　　在今天，我们刷朋友圈，常常会看到亲戚朋友晒新生的小婴儿的照片。小婴儿裹在柔软的小毯子里，安静地休息，多么美的一幅画面。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仅仅是安全地剪断脐带，把小婴儿与母体分开，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花费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才基本完善。而这还是在中国；在西方，花费的时间更长。为什么呢？这背后是一系列认知上的革命。
　　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高出生率加高死亡率是它的基本特征。对于医生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搞不清楚婴儿为什么刚出生没多久就会死亡。他们或许会注意到小婴儿有些反常的地方，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治，即使治也基本治不好，百死而无一生，真的是束手无策。
　　你要说这都是庸医，也有点错怪人家了。新生婴儿患的一些病，尤其是像破伤风这样的，在抗生素等新药品在二十世纪被发明出来以前，基本无药可救。古代中国的医生虽然不知道怎么治这些病，但他们很聪明地想到了一些办法去养护婴儿，防止他们患病。比如，孩子一出生就要给他她擦拭口腔，把嘴巴里的异物弄干净，这被称为拭口法。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给婴儿洗澡。第三步，断脐，把脐带斩断。第四步，把孩子用细软的棉布包裹起来，称为裹儿。这套养护的方法，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顺序，但大体上都是这么一套流程。
　　这里边每一步都有学问，但最精彩也给我最大启发的，是断脐这一步。光是怎么断脐，为什么断脐，就让无数医生的最强大脑跑了一千多年。刚刚我提到的新生儿破伤风这样的疾病，是近代以前全世界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因素。我们是到了二十世纪，才知道这是因为婴儿断脐工具不卫生，导致破伤风杆菌经过脐带进入婴儿体内，最终导致婴儿死亡。我们现在之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是因为有化学、解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等等新的科学知识，以及显微镜、化验仪这样的精密仪器帮助我们。在古代，这些条件可一个都不具备，古人们是真正的两眼一抹黑。
　　最初的时候，人们怎么斩断脐带呢？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刀片、剪刀甚至瓦片把脐带割断，一种是不用任何利器，用牙齿把脐带咬断。到了唐朝，医生们已经注意到，这两种方法都不太可取。于是，孙思邈在医书《千金方》里给了个方案：隔着衣服或者棉布把脐带咬断。隔上一层布，这算是在断脐方法上讲究卫生的第一步。这是七世纪中期，断脐法的下一次进步，要到五百年后的十二世纪中期才出现。南宋的医书《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提出，新生儿脐带感染的发病症状，其实和成年人破伤风的过程完全一致。虽然破伤风在南宋依旧没得治，但把新生儿和成人的情况联系起来，照葫芦画瓢，南宋的医生就摸索出了一种避免新生儿感染的有效方法：用高温烧灼处理脐带伤口。虽然我们没有南宋的医疗数据，但《幼医与幼蒙》的作者判断，这种做法应当是有效果的。断脐法再下一步的推进，就到了六百年后的十八世纪。清代的医生改良了烧灼断脐法，在婴儿出生后，先把断脐用的剪刀在火上烧一烧，再用它剪断脐带，然后用火烧的方法封住割断后的伤口，最后，再用干燥的药粉加棉布把脐带包裹起来，避免遇水感染。到了这里，断脐的问题才算解决。你看，在怎么切断脐带这个问题上，医生们花了整整一千一百年的时间，从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中期，才算基本整明白了。
　　明白了这个小问题，一些原本比较模糊的大问题可能也就有答案了。长久以来，清代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的说是赋税政策放宽松了，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有的说是拉丁美洲传来的新农作物满足了更多人的温饱；但很少有人想到，人口的增长首先需要让新生的婴儿顺利长大不夭折，然后才有可能去享受宽松的物质条件和赋税政策。熊秉真老师对脐带问题的讨论，虽然着眼点极小，但却为一个大问题提供了解释：脐带的卫生处理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儿童的破伤风感染率，进而提高了他们存活的可能。换句话说，一个小小的脐带，牵涉的其实是十八世纪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未来。
　　第二部分
　　好，说完了断脐的问题，我们对古代的生育方式也有所了解了。现在再来说说养育，也就是婴儿的成长中遇到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婴儿长得很快，说一天一个样肯定是有些夸张了，但你要是一个月不见，那变化肯定是不小的。别的不说，新买的鞋子和衣服，穿上一个月可能就不合身了。在这个迅速成长的过程中，孩子还会时不时地发个烧、又哭又闹、食欲不振什么的。读了《幼医与幼蒙》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中国的古人也很困惑这个，而且他们比我想的还更深一些。他们想到，婴幼儿一边快速成长，一边周期性地发烧，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如果有的话，那究竟是成长导致了发烧，还是发烧促进了成长？
　　到了唐朝，医生们终于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套比较统一的理论，叫做变蒸理论，变是变化的变，蒸是蒸汽的蒸，指的就是婴幼儿身体发烧的现象。唐代著名的医生孙思邈对变蒸理论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我总结一下，大致的意思是，婴儿出生之后，每32天会有一次明显的变化，同时呢，每64天会有发烧或者身体不适的现象出现。整个过程会持续576天。到孩子一岁七个月大的时候，变蒸的过程完成，婴幼儿的成长变化基本稳定。
　　我们现在看这个理论，问题肯定是很多的，比如，把婴幼儿的身体变化当作一个准时准点的机械化的过程，这就很有问题。但熊秉真老师提醒我们，与其揪住这个问题不放，不如去追问一下，古人为什么要绞尽脑汁发明出这么一个理论。他们究竟想要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有意思了。原来，古代医学知识极其匮乏，平常家庭一看到孩子有些不适，就很紧张。动不动就搞点药吃。而且，我们前边提过，在宋朝以前，北方医学传统基本上占主流地位，喜欢下狠药、重药。结果，小孩子本来没什么大毛病，吃了药，反而死掉了。于是，孙思邈这些医生就发明了这套理论，劝诫家长们，小孩子偶尔不舒服是很正常的，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好好照顾就行了，不要大惊小怪，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你看，这么一说，是不是就能理解了？虽然这个理论有些简陋，但胜在有一定的说服力，而且从表面上看还刚好能解释婴幼儿的成长变化。
　　这套变蒸理论从七、八世纪开始，到元明两代，历经七八百年，经久不衰，被古代的幼科医学界奉为真理。这中间虽然经历了一些变化，但基本上都还是在这个理论的内部修修补补。比如，并不是所有的婴幼儿都会周期性地发烧，针对这个理论的漏洞，明代的一位医生就说，婴幼儿身体上没有表现出不适，并不代表他她没有经历变蒸，可能只是因为孩子的身体比较强壮，暗地里就完成了变化，也就是暗变，明面上没表现出来而已。
　　那么，变蒸理论是在什么时候被淘汰的呢？是在二百年后的十八世纪中期。这时候的医生认为，婴幼儿的五脏六腑骨骼血脉都已经基本定型，哪来的什么蛇蜕皮、虎换爪一样的阶段性生长？变蒸理论完全不可信。变蒸理论经过了一千多年，终于被淘汰了。这肯定是医学上的一个进步。但你如果仅仅把这当做知识存量的增加，就可能忽略了变蒸理论更迭的背后，中国社会一千年来在育儿习惯和理念上的巨大变化。这就要说到一个有趣的话题：中国古代医疗传统的地域性。
　　要是说文化有地域性，比如四川人爱吃辣这样的地域饮食文化，一说都明白。可是医学怎么也有地域性呢？我先来说一个故事。相传，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他经过邯郸的时候，听过这个地方重视女性健康，于是就当起了妇科大夫。再往西走，到了洛阳，看到当地敬老爱老，于是专门给老年人看起了眼科和耳科疾病。老年人年龄大了，眼睛、耳朵不好使了，于是就专门治这个。过了洛阳，再往西，到了咸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附近，发现当地人偏爱儿童，于是他又干起了儿科。你看，不同的地方形成不同的社会习惯，于是医生也就入乡随俗了。
　　从扁鹊这个事情可以看出，中国的医学发展不仅有着强烈的地域性，而且这个地域性还源远流长。根据《幼医与幼蒙》这部书里的说法，中国古代的医疗传统主要分为南北两支。北方医学的特点是重视身体疗法，比如针灸、按摩等等，在用药的风格上，比较倾向于用重药、猛药。南方的医疗传统比北方温和，讲究身体的调理与养生，治疗上用草药比较多，一般用食疗，煲一些汤汤水水来对付一般的疾病。在中国历史上，北方的医学传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到了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和政治文化重心的南移，主张温和、补养的南方医学传统逐渐成为主流。
　　我们回到变蒸理论这个话题上来。在《幼医与幼蒙》的作者看来，变蒸理论最终被淘汰，就和我们刚刚说到的南方医疗传统的兴起和北方医疗传统的没落有关。明代之后，南方温补调和的医学传统取代北方严峻的治疗方案，成为中国医学的主流，医生治起病来比之前温和了很多。另外，因为医疗理念的变化，以及医学知识的普及，婴幼儿健康水平大有改善，经常发烧生病的状况已经比较少见。在这样的大趋势下，17世纪以后的幼科医生面临的社会状况与一千多年前大不相同。他们需要注意的，不是避免过度治疗和用药，而是需要劝说家长们，不要对婴幼儿表现出来的所有不适状况都置之不理。家长们应该注意观察症状，一有不对劲，赶紧送医生治疗，以免耽误病情。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小孩子发烧要不要看医生这个话题上，整整花了一千年的时间，观念才翻了个个儿。
　　第三部分
　　除了生育和养育之外，古人在教育上也花了很多的心思。接下来，我就和你说一下古代育儿观的第三个方面，也就是教育。
　　我们现在经常焦虑怎么教育下一代。其实，早在清代，无数的家长们已经开始焦虑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一方面，清代立国以后，经济恢复迅速，再加上咱们刚才提到的婴幼儿死亡率降低，儿童数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常规化的科举考试在给国家选出许多人才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落榜的读书人。这么多的孩子需要教育，这么多的落榜书生，除了教书也没有别的本事谋生，这就使得儿童启蒙成了一门巨大的生意。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幼医与幼蒙》的作者把这种理念概括为循循善诱。这种理念认为，儿童各有不同，但都饱含人性的自然天真，因此，教育应当通过诱导的方式，帮助儿童发现内心的光芒。知识什么的，都是次要的。比如，有一部叫做《家塾教学法》的书，它里边就强调，凡教蒙童，清晨不可即上书。什么意思呢，早晨的大好时光，让小孩子干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让他去背书。还有一条，六岁且勿令终日在馆，以苦其心志而困其精神。翻译过来就是，六岁的小孩子不要让他整天待在学校，这样会让他她内心苦恼，精神受到约束。估计早上不背书，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大清早的，做做游戏多好，坐在教室里背书，太闷了。
　　还有一部名叫《传家宝》的启蒙书籍，尤其要提一下。这部书在康熙年间问世，一直到了民国还在继续印刷，不知道出了多少版，论影响力，在幼儿启蒙这类书里，应该是无可匹敌。这本书怎么教孩子呢？书里有句话，说小孩如念书能念十行，只与之七八行念。一则力省易熟，二则养其精神，讲解字义。你看，是不是要气死人，明明小孩子有念十行字的能力，书里说教他七八行就好了，还解释说，这样一是比较容易记住，二是给小孩子留点精神，好听老师讲解。而且，到了夏天，昼长夜短，不妨带着孩子到野外散散步，进行户外教学。总之，一句话，教儿童，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也就是说，好的幼儿教育，不是为了灌输尽可能多的知识，而是能让孩子内心充满喜悦，拥有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
　　不过，到了清代中期，一种新的启蒙书籍出现，大力宣扬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有本书，叫作《养蒙金鉴》，按照年龄设立条目，记载了几百个神童的事迹。一岁以下的，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生下来六七个月，就已经认识了之和无这两个字。两岁的，有明代的张伊，两岁的时候跟他爹出远门，路上经过了哪些山川、城市、庙宇、园林，一个个都记得清清楚楚，久而不忘。三岁的有明代的黄泳，过目不忘，还能顺溜背下来。四五岁的就更多了，数不胜数。这种神童的故事，我们现代人太熟悉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书出现呢？熊秉真老师解释说，这是因为清代进入盛世之后，各行各业，百花齐放，虽然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教育上的竞争也比之前更加激烈。换成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就是卷得比较厉害。于是，家长们开始焦虑孩子的未来，越来越早地把孩子送去学校。让他们整天待在教室里，多读书，多识字，一心想着中进士。
　　到了晚清，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又有一种新的学说出现。说它新，指的不是内容，而是它的逻辑。刚才咱们提到，清初的时候，提倡比较宽容活泼的教育方式。到了晚清，这种宽松的教育理念再次出现。这种理念指责当下的学校太过功利，考试第一，成绩不好就又打又骂，丝毫不顾孩子的心理成长。不过，理由和清代初年已经大不相同。比如，晚清的《蒙师箴言》这本书里说，勿扑责，千万不要打骂孩子。打了之后，会伤脑筋，害廉耻。这里的脑筋这个词，可不是一种修辞，而是那时候对大脑和脑神经的统称。用通俗的话说，打孩子，尤其是打头，会把脑子打坏了。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呢？西医千试百验之结果也。还有一种近似的理论说，孩子非但不能打，就连管也不能管得太严，否则身心拘迫，血脉不能疏畅，因而作疾。管得太严了，小孩子就蔫儿了，而且还容易生病。
　　你看，同样是强调儿童教育要以人为本，但清末和清初的理由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初还是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到了清末，我们就能看到西方新兴起的儿童心理学的影子了，中西合璧的味道浓了很多。
　　结语
　　好，《幼医与幼蒙》这本书，我就为你解读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围绕古人的育儿观，我们聊了生育、养育和教育三个话题，分别对应的是剪脐带，变蒸理论，和不断变化的幼儿启蒙理念。剪脐带和变蒸理论抓住的是极小的局部，但从中反映出中国长达千年的整体的医学理念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在幼儿教育这个话题上，虽然古人和咱们教给孩子的知识不太一样，但在对孩子未来的焦虑这个话题上，古人其实和咱们不相上下。至于采用哪种教育方法，各种争议更是持续了几百年，一直不断。
　　近年来，内卷鸡娃这些新词的流行，反映了家长们育儿的焦虑心情。读完《幼医与幼蒙》这本书，我的心里倒是放松了一些。毕竟，我知道了，三百多年前的清朝人就经历过这样的焦虑，而且，他们也想得很开：教育孩子，为的不是把他她变成一台知识存储器，而是让他她趋向鼓舞，心中喜悦。这可不是放任自流，不管不问，而是精心培养一个内心强大、自信、积极向上的孩子，真正做好循循善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