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美国兄弟

　　格兰特在阿伯马塔克斯接受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
　　格兰特陵园地势很高，能够清晰地俯瞰纽约的哈德逊河。虽然它不如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有名，但坐落在河边公园内，郁郁葱葱的，另有一番情怀。
　　与林肯纪念堂相仿，格兰特陵园也是希腊神庙风格，庄严而神圣，丝毫不亚于临近的一座更为巍峨雄伟的教堂。
　　但是，这里显然是落败了，一把十分简陋的铜锁锁着大门。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的A4纸，显示开放时间是间断的，开一小时再关一小时，如此循环。这或许是我在美国见到的最为怪异的开放时间安排。
　　二月的纽约，即便中午还接近0。在寒风中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见两个懒洋洋的公园管理员来开门，而加上我在内，总共只有4名游客。很难想象，如此萧瑟的这座陵园，其主人出葬时（1885年）居然有6万多人扶灵送别，队伍绵延7英里，围观人群更是超过百万。这其中，就有来自大清国的公使杨儒。
　　格兰特出葬后，一直被安置在这里的一座临时墓地内。因为，对于浩大的陵园工程，政府没有拨款，只能依靠民间捐助。足足等了12年后（1897年），这位总统的灵柩才入院为安。
　　当年（1896年8月30日），李鸿章前来凭吊时，这座陵园还没完工。而李鸿章的到来，成为这里自格兰特葬礼后最为隆重热闹的一天，围观者超过8万人。
　　在美国陆军第十三师仪仗队的护卫下，李鸿章向格兰特灵柩献上了月桂树枝扎成的花圈，肃立默哀，然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沉痛地对着棺木说道：别了，我的兄弟！
　　《纽约时报》在次日的报道中说，李鸿章的这句特殊悼词，非常令人感动。他的思绪回到17年前与将军亲切会晤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
　　内战英雄
　　李鸿章在会见时，自豪地告诉美国人：格兰特总统与我平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大叛乱。
　　李鸿章与格兰特相识，是在1879年5月24日。
　　刚刚卸任的格兰特，开始了全球旅行，来到了大清国。这是第一位到访中国的西方国家元首。
　　根据格兰特本人及随从们的出访日记，李鸿章在主持欢迎宴会时，高度赞赏格兰特是华盛顿那样的伟大人物：战阵中的第一人，缔造和平的第一人，赢得民心的第一人。
　　李鸿章与格兰特之间，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格兰特比李鸿章年长一岁，两人都是由军功起家，进入政界，成为国家领导人。李鸿章在会见时，自豪地告诉美国人：格兰特总统与我平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大叛乱（指美国内战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还笑谓美国人：我姓李，格兰特将军的对手也姓李（指RobertLee，美国内战时的南军将领）。
　　格兰特能够跻身美国民主（清代对总统的称谓，与君主对应），的确与他卓越的军功密不可分。
　　南北战争爆发时（1861年），格兰特在伊利诺伊州乔戴维斯县加利纳协助招募并训练北方军队。这与李鸿章8年前（1853年）在家乡协助工部左侍郎吕贤基筹备团练，极为相似。不同的是，格兰特是一位职业军人，不仅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而且参加过美墨战争。在退役之后的几年中，不善经营亦不善钻营的格兰特，生活相当艰难，南北战争其实为他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内战中，格兰特率军征战于西部战场，军功卓著，从1864年起担任北军总司令，最终彻底击败南军。北方能够在内战中节节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坚定地推行废奴的过程中，大胆地动员黑人武装力量，这令他们在占据政治正确的道德制高点的时候，获得了庞大的有生力量。这一点，与清帝国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大胆而坚定地依靠汉族精英集团，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格兰特与李鸿章的不同之处在于，内战中的李鸿章只是执行者，而内战中的格兰特则不仅是执行者，更是决策者之一。
　　宽容与清算
　　在接受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的仪式上，格兰特给予了对手相当的尊重和优待。甚至，在投降协议中，格兰特也特别准许所有南军军官可以保留自己的手枪和佩剑，士兵们则可以保留自己的战马。在他的积极参与下，约翰逊总统在林肯生前所签发的大赦令的基础上，再度强调了对所有南军参战者的赦免。
　　一场阵亡人数超过50万的血腥内战之后，胜利的一方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除了虐杀俘虏和平民的人受到法律追究外，没有任何一人基于政治的理由被当做战犯，所有的战俘都被无条件释放。在格兰特等人的说服下，美国国会也接受南方那些敌对的议员们重回议席，昔日的敌人共聚一堂参政议政。
　　当我在首都华盛顿边上的历史名城Alexandria，观看总统日的阅兵典礼时，就很惊奇地看到：一个名为邦联老兵之子的组织，穿戴着南军的制服，扛着邦联国旗和南军军旗，也参与了游行，并同样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呼。很多论述美国内战的文章，认为战后的大赦和胜利者的宽容精神，令美国成功地实现了民族和解，迅速开始战后重建。
　　当格兰特因战后的宽容而被美国人广泛赞颂的时候，李鸿章却在西方依然难以摆脱杀降的不义形象他在接受苏州太平军投降之后，设计将8名降将在宴席中一举擒杀，令作为中间人担保降将生命安全的洋枪队首领、英国人戈登极为愤怒，持枪追杀李鸿章，要为降将们报仇。此事也成为李鸿章被西方媒体记载的首个负面形象。
　　其实，在太平天国及随后的捻军被剿灭了之后，作为清帝国国家层面的政策，也是慈悲为怀、既往不咎，但与美国相比，虽然大致能做到胁从不问，却绝对无法做到不首恶必办。
　　这种区别，与其说是两个政权之间的个性不同，不如说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美国人的妥协相比，中国人似乎更在意胜者通吃。
　　丑闻缠身
　　与李鸿章作为大清国的富豪不同，格兰特一直相当清贫。
　　卓越的军功，为格兰特和李鸿章铺平了从政的大道。
　　李鸿章继担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后，于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此前一年，曾经担任陆军部长的格兰特，已经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并在1873年连任。
　　其实，李鸿章在欢迎宴会上对格兰特的高度评价，的确是有点过誉的。在美国国内，作为总统的格兰特，并不像作为将军的格兰特那样，享有崇高的声望，而是被一连串的腐败丑闻、糟糕的经济建设所深深困扰。
　　如今，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很多地方，都有格兰特的纪念碑或纪念馆，其数量可能仅次于华盛顿、林肯两位前任。但是，与华盛顿和林肯相比，格兰特被后人纪念，几乎都不是以总统的身份，而是以将军和战争英雄的身份。历史更多地记住了他的战功，而不是他的政绩。这与李鸿章的政治家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格兰特在总统任内的最大政绩，就是大力推进民权，通过了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赋予所有肤色的人以选举权（但不包括妇女），这令黑人、印第安人受益匪浅。但他任内的一大败笔，就是发生在1873年的严重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虽然受国际因素影响，但格兰特政府应对失措的金融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破坏作用。这场危机，或许可算得上是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古老格言，在美国的一次验证。与格兰特相比，本身就是文官出身的李鸿章，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则要卓越许多，成为大清国改革开放的舵手之一。
　　格兰特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两任任期内，高官腐败丑闻十分频繁，据统计，至少有11起证据确凿并被广泛报道的腐败丑闻，直接牵涉到格兰特政府的上层，这在美国历届总统任期内高居榜首。不少美国历史学家都认为，格兰特即便自己是清白的，也至少要对此承担领导责任。他的副总统、他的私人秘书、驻英大使及一些内阁成员，都被牵涉到不同的腐败案中，而格兰特却为他们多方开脱。格兰特的政敌们，发明了格兰特主义这个词，来形容格兰特政府的腐败横行。频繁的丑闻，终于令美国的选民们厌倦了这位伟大的将军，令格兰特试图第三次连任总统的梦想，成为泡影。
　　与格兰特相似的是，李鸿章的周围总是伴随着腐败的疑云，而李鸿章本人也同样未受到任何官方指控，也没有任何过硬的史料证明其自身的贪腐。但是，一个事实是，与李鸿章作为大清国的富豪不同，格兰特一直相当清贫，以至于他的朋友马克吐温为他的回忆录开出了高达75的版税，远远高出别的出版社最初开出的10，算是一种变相的扶贫。
　　在纽约的格兰特陵园，据说有一棵李鸿章手植的树，以及大清国驻美公使杨儒写的铭文。怪异的是，即便在公园管理员的陪同下，我都遍寻无着。
　　从美方的记载中，可以肯定的是，格兰特对李鸿章也十分欣赏，认为李是他所见过的最为坚定和最有远见的政治家，将李与德国首相俾斯麦、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及法国总理甘必大并称当世四大伟人。
　　在受恭亲王、李鸿章的委托，调解中日之间因琉球产生的纷争失败后，格兰特给李鸿章写过两封信，主题就是：我甚盼中国自强。或许，正因为此点，令这两位同龄人，能够跨越大洋、语言和种族的障碍，而成为惺惺相惜的兄弟？
　　作者：雪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