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抗倭与东南沿海海防考论

　　在中国政治史上，明朝（13681644）是中央集权髙度强化的封建王朝。洪武、建文、永乐年间是明朝建国与稳定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明朝统治者的注意力放在巩固统治、发展经济、恢复秩序、广开言路等方面。洪熙、宣德两代的太平治世，使得社会环境格外宽松，也影响了正统至天顺时期的政治环境。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是明王朝走向败落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交叠出现。成化皇帝好战，在大藤峡之战、荆襄叛乱、北方及东南沿海防务上大肆用兵！正德皇帝一屯、巡幸，无意朝政，出现宦官擅权、安化王叛乱、宁王叛乱。嘉靖一朝，统治危机继续加深，出现奸臣专权，吏治腐败；士兵短缺，军队积弱；海防松弛，倭患严重的复杂局面。
　　史学家吴哈先生在谈及贾串明朝整个历史时期的两个大问题时认为，倭寇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外部问题贯穿了整个明朝历史。？至嘉靖时期，国内动乱不已，国力逐渐衰败。倭患问题成为当时最为突出的困犹之一。嘉靖政府既要应对倭寇进袭，在军事上消灭倭寇；又要出台各类政策防止沿海居民为得益于海上贸易而通倭。面对日益严重的倭患危机，明朝的有识之士有所振作，各阶层纷纷抵御外患为己任。他们通过文书来部署抗倭事宜和发表抗倭见解，这些文书包含着各阶层对倭患问題的认识和见解，体现了各阶层人士的爱国之也，在抗倭战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倭寇肆虐的严重危机下，嘉靖时期可以说是以公务文书为主的各类文书的收获期。这一时期抗倭文书的大量出现正是当时倭患问题的真实反映。
　　自唐宋起，朝廷便于宁波设立市舶司，与外国进行贸易。至明朝，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由于宁波的市舶司专门负责对日本的朝贡与贸易，故浙江地区便成为日本商人与中国通商交往的首要地区，因系财路所在，故而遭遇倭患的风险也最高。《明史》记载：日本地与闽相值，而浙之招宝关其贡道在焉，故浙、闽为最冲。除却地理位置重要之外，浙江地区富裕的经济条件也是倭寇频繁入犯的重要原因。
　　浙江地区自唐宋以来便是全国富庶之地，在明朝建国之初便已成为国家财政重心所在：南都乃祖宗根本之地，吴越为天下财赋之源，国初建都金陵，盖倚两浙为左辅。经历过嘉靖朝倭患的大学士林燫曾言：大抵闽之寇与浙异，闽之土地之广，人民之富，不过浙江之一大郡耳。贼之所欲者，宜莫如浙。浙江地区的海防建设自明初便已经开始进行，沿海区域，陆地设立卫所，岛屿设立水寨，关津设立巡检司，形成了一套由陆地至近海岛屿的海防设置。
　　同时，为加强对海防事务的领导，明廷在浙江地区先后设置巡海副使、温处兵备副使二文职，总督备倭都司、备倭把总、温处守备三武职，专门领导浙江地区的海防建设。自永乐朝取得望海涡大捷后，除英宗朝曾短暂遭受过重大倭寇入侵外，明朝几乎获得了百余年的海疆平静时期。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浙江原有的沿海海防系统已维系近一百八十年。因久不知兵，浙江沿海海防堕坏情状严重。
　　倭寇作乱严重影响了江、浙、福建一带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平靖倭乱有利于发展生产，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在与倭寇斗争的过程中，明朝政府内一些具有深识远虑的官吏就认识到，海禁既不可能阻止海上走私贸易的兴起，也不可能抵御得了倭寇的侵犯，反而迫使沿海民众与倭寇朋比为奸，走私之风更为盛行，为害甚重。只单纯地依靠武力镇压来禁止海外贸易，而不进行适当的疏导与管理，是不可能消灭倭寇的。汪直接受朝廷的招抚后，在狱中所写的《自明疏》中抒怀自己对于海禁一事的见地。
　　首先，他反躬自陈，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罹籍没家产，臣心实有不甘。其次，向朝廷禀明日本的政治局面，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随后，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王直在临行刑前仍盼望朝廷可以在广东创置商埠，设海关统筹管理关税一事，同时推而广之到其他沿海城市，恢复与日本的正常朝贡贸易关系。由此，倭患就可以迎刃而解。
　　隆庆年间，政府取消海禁且开关通商。这无异于顺应了经济发展的潮流，保障了对外贸易得以正常施行，沿海一带经济建设百废俱兴，进而在东南沿海之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倭寇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造成明朝整个东南政局动荡的根本原因。历时12年才堪堪终了的嘉靖倭乱之下沿海百姓生活终日动荡不安。倭寇破浙东、杭、嘉、湖、苏、松、常、镇、淮、扬至南通，州诸沿江郡县不下数百处，杀伤人民百余万。守土以丧地被逮，总师以失律受诛者无数。倭寇在沿海各州县流离转徙，往往遇上村镇劫掠一空，作恶多端。明政府为平息这场持久的战争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几年内，明政府频繁更换将领，仅参将以下战死者就达到107人，更何况参战的士兵。军民之死，军需之费，不可胜纪。
　　抗倭战争只是一时地打败倭寇，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在于隆庆时取消海禁的政策，准许在沿海进行贸易往来，使得私人海上贸易获得了合法的身份，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使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稳定。结语倭寇问题几乎贯穿整个明王朝。嘉靖时期，因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于是社会矛盾尖锐起来。皇帝及部分中枢官员忽略了实际，将其简单地臆断为倭患起于市舶，通过海禁这一手段期望以围堵的方式减轻倭寇的威胁，但是却严重侵犯了海上贸易商人的利益。沿海百姓为维护自己利益，武装起来同倭寇串通，与皇权对立，加之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等因素，倭寇愈演愈烈。
　　经过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不懈努力，最终大败倭寇，取得对倭战争的胜利，捍卫了国家疆土的完整。这场战争本质上虽是以中国海商为主勾结倭寇为谋取利益发起的反海禁战争，但解决倭患真正的方式在于官方政策的转换。面对不可抵挡的国际贸易大趋势，海禁政策是必须废除的，打击沿海的私人走私贸易，不仅无利于贸易的发展，反而会引起沿海骚乱。明代海上贸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尤其在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国家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保障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推动经济繁荣。只一味地看到因市舶而引发的倭乱遂罢市舶而忽略国际大势只会自食其恶果。增强国防力量，顺应时代大势，拒绝固步自封，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