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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读完了《中国近代史》第6章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第一到第三部分。
　　一、商业篇
　　元明两代皆设有市舶司，元设有七处，明设有三处，宁波以通日本，泉州以通琉球，广州以通占城、暹罗及西洋诸国。但明时设市舶司，意图不在于征收关税，而在于以此抚治诸夷，消弥衅隙。包括明时与他国互市，都不是为利，而是制驭之一策。明时甚至不许互市征税，而认为市舶职司进贡方物。
　　而清中叶后客强主弱，则与此前情形正相反。
　　二、财产篇
　　吾国虽久行私产之制，然贫富之相去实不可谓之悬殊。原因有四：一是土地多的人很少；二是因财产各子均分（虽有嫡长子，但其余各子也会分得家业，与欧洲除继承人外其他各子几乎一无所得完全不同），财产越分越薄；三是政治家信奉恤贫抑富；四是常有战乱，贫富变迁频繁。（就我个人来看，古时生产力低下，社会无法积累巨量的财富，因而贫富差距不明显。）
　　但清末明初，情形则大异于往昔，因为舍器械，而用机器。（其实就是生产力提高了。）机器不像传统器械，并非人人都能有，也并非一人就能使用，因为必须有资本得以购买机器及开设工厂，能够聘请多人来操作机器进行生产。这便产生了企业。衍生品就是产生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两种不同身份，资本家安坐而奉养甚厚，劳动者胼胝而饱暖犹艰，则易致人心之不平，劳资相轧。久之必成为两个对立的阶级。
　　而未雨绸缪，则有社会主义之议。当时的社会主义主要有两个派别，一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无督责、管理之人，全凭良心，这显然需要全民极高的道德水平，很难短时间内达到。二是主张按劳力之多少，智识技艺之高下，以定其酬报之厚薄，即按劳分配。这又分为急进派和渐进派。急进派欲以国家之力，管理一切；渐进派欲徐徐改良。吕思勉先生认为后者更符合当时的情形，因为欲行社会主义，需要才德皆备的人才，以及可大规模生产的器具和交通通讯机关，但这都非一时即能有的。所以渐次改良生产、分配，培养公德心，以求最终达到共产之理想。
　　我国夙有凭借国家权力均平富之思想，吕思勉先生举了王安石和龚自珍的例子，引用了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和龚自珍《平均篇》。具体我就不赘述了。其实不仅士大夫，普通民众也一直有最朴素的均平富思想，历代农民起义都打出过类似的口号。
　　三、征榷篇
　　这部分主要是关于清末及民国税收的问题。自《南京条约》我国即开始丧失关税主权，后来《辛丑条约》更是以关税、盐政等来担保对列强的赔款（庚子赔款）。民国时期，华盛顿会议上，我国试图收回关税主权，但过程十分曲折，且似乎并未完整收回。
　　这部分我就不写了，以我的能力很难写清楚。网上查到一篇相关的文章，感觉说得比较清楚，附上链接如下：
　　历史变迁关税自主权的收回历史学习笔记
　　http：www。historyhots。comzglsjdsy235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