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哪个朝代的（勾践和伍子胥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屈原（平）与伍员（子胥），同样是楚国人，同样为昏君佞臣所害，结局是如此不同，一个行吟泽畔，投江而死；一个助吴败楚，鞭尸复仇；一个是龙舟香棕，万众追思；一个香火稀疏，千秋冷落。
　　客观地说，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并不是一个昧于文赋的书呆子，《史记》称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且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应当不乏从政之具。屈原政治上的挫败，缘于两起事件，一起是被动的，屈原受命起草宪令，上官大夫靳尚妒而进谗，昏愦的楚怀王竞怒而疏之。一起是主动的，秦楚通婚，欲举行峰会，屈原提醒楚王，秦国是虎狼之地，不可轻人，得罪了令尹子兰被顷襄王放逐于江南。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正值秦一统中国的前夜，贵族出身的屈原，忠君之志可嘉，爱国之情可疑。在《史记》中其事迹十分有限，一是劝楚王杀张仪，一是谏楚王毋入秦。除此之外，史书留下的多是其作品介绍。
　　从今天的观点看屈原的爱国主义确有可议之处。古代中国尚无现代国家之观念，有的只是概念模糊的华夏、禹境、九州、中土、天下之称谓。分封制下，虽然也是列国林立。然而，斯时之国，语近区域，不过王候之封地。因此，屈原所爱不过家国、君国而已。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君国不分、君国一体的国家观，梁启超先生曾语道破其实质，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在那种情况下，爱国即为爱君，爱君就是爱国，屈原念念不忘存君兴国，将国家前途、社稷命运系于楚怀王一人之身，君在则国在，君亡则国亡。对于这样个忠好不分，刚愎自用，以致兵挫地削，亡其六郡的庸主，竟然充满无尽的盲爱与愚忠。在君国危亡之秋，屈原虽遭流放，并不意味着他不能采取行动以救亡图存。然而，他却一味孤芳自赏，牢骚满腹，无所作为，楚王被骗入秦，客死敌国，他竟心灰意冷，投江自尽。在冗长艰涩的《离骚》中，充满了絮絮叨叨，琐琐碎碎的自恋与牢骚，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只把自己当做幽兰、申椒，却把他人当做萧艾与粪壤。离骚者，牢骚也。太史公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怨自何来呢？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一旦牢骚达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这爱国也就可疑了。对屈原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行为，太史公也不认同，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楚怀王
　　同样是楚国人，春秋时的伍子胥（？前484年），比屈原早二百多年，但在政治上，则是一种类型。楚平王宠信奸佞，暴淫无道，弃子吞妻，残害臣僚。历代圣贤告诉人们，对于此种情况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逃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移民去也！更何况大难临头？一是除掉。在圣人的逻辑中，除掉暴君并不等于反叛，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这点上，伍员比屈原明智，在楚平王的白色恐怖之下，他投宋、奔郑、事吴，协助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终于崛起。有学者称，伍子胥的政治生涯，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复仇。这样的概括显然不够客观与理性。据《史记》载，伍子胥攻破郢都，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接下来，只有然后已三字，并不似《东周列国志》所渲染，郢都城中，几近兽群而禽聚矣。为报父仇，鞭尸三百，有些过分，司马迁这样认为，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伍子胥的出走，对其母国楚国而言，当然谈不上什么爱国。当母国也只是君国且国君暴虐无道之际，一般地提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有意义。顾炎武是将亡国与亡天下分开论述的，明确指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正始》）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伍子胥没留下什么诗赋，其军事著作也已散佚。然而，他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成就，向来为后人所景仰。伍子胥不同于朝秦暮楚、纵横捭阖的战国政客，反而对其所在国倾注了全部挚爱与智慧。他以其居安思危、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深刻洞察来自越国的潜在危机。惜乎夫差听信谗言，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残害忠良，曾为吴国强盛作出巨大贡献的伍子胥，竞被夫差赐死。他留下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人灭吴也之遗言，触怒吴王，其尸被抛入江中。不想，竟一语成谶，不过十年，越军灭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