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称在预测累犯方面算法始终比人们更准确

　　在一项对美国刑事司法具有潜在深远影响的研究中，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在预测哪些被告后来因新的罪而被捕方面，算法比人类更准确。
　　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学者的最新研究表明，在受控环境中，即使是未经训练的人类，也能与复杂风险评估仪器的预测技能相匹配。
　　但现实世界的刑事司法环境往往要复杂得多，当更多的因素对预测累犯有用时，基于算法的工具的性能远远优于人们。在一些测试中，这些工具在预测哪些被告可能再次被捕方面的准确率接近90，而在人类预测中，这一比例约为6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刑事司法专业心理学家詹妮弗斯基姆说：风险评估长期以来一直是刑事司法系统决策的一部分。虽然最近的辩论对基于算法的工具提出了重要问题，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类似于实际刑事司法环境的情况下，风险评估在预测累犯方面往往比人类的判断更准确。这与将人类与统计工具进行比较的长期研究是一致的。
　　斯坦福大学的计算社会科学家SharadGoel说：经过验证的风险评估工具可以帮助司法专业人员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例如，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法官识别和释放对公共安全风险不大的人。但是，与任何工具一样，风险评估工具必须与健全的政策和人力监督相结合，以支持公平和有效的刑事司法改革。
　　这篇论文人类对累犯的预测的极限被安排在2020年2月14日发表在科学进步上。斯基姆于2月13日在华盛顿西雅图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这项研究。加入她的是两位合著者：博士。D。毕业生荣斌和博士。D。候选人林志远都在斯坦福大学学习计算社会科学。
　　研究结果是重要的，因为美国辩论如何平衡社区对安全的需求，同时降低监禁率，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中最高的，对非裔美国人和有色人种社区的影响不成比例。
　　如果使用先进的风险评估工具继续并得到改进，这可能会完善司法专业人员每天作出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哪些个人可以在社区而不是监狱中得到康复？哪些可以去低安全的监狱，哪些可以去高安全的地点？哪些囚犯可以被安全地假释到社区？
　　由算法驱动的评估工具在美国广泛使用，在医疗、银行和大学招生等多种领域。它们长期用于刑事司法，帮助法官和其他人在作出决定时权衡数据。
　　但在2018年，达特茅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关于这些工具在刑事司法框架中的准确性的问题。在一项研究中，他们收集了1000名刑事被告的短小片段，其中的信息来自一项广泛使用的风险评估，称为惩教罪犯管理替代制裁概况。
　　这些小插曲包括累犯的五个危险因素：个人的性别、年龄、目前的刑事指控以及以前的成人和青少年罪的数量。然后，研究人员利用亚马逊的机械土耳其人平台招募了400名志愿者来阅读这些小片段，并评估每个被告是否会在两年内犯下另一项罪行。在回顾了每一个小片段后，志愿者被告知他们的评估是否准确地预测了受试者的累犯。
　　人和算法的准确率都略低于三分之二的时间。。
　　这些结果，达特茅斯的作者总结，使人怀疑风险评估工具和算法预测的价值。
　　这项研究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新闻报道，并通过美国刑事司法改革界引发了一波质疑。一些人说，如果先进的工具不比人们更好地预测哪些被告会再次罪，那么使用这些算法就没有什么意义，这可能只会加剧判刑中的种族偏见。有些人认为，这种深刻的决定应该由人而不是计算机作出。
　　复杂决策中带有噪音的抓挠
　　但是，当加州新研究的作者评估了额外的数据集和更多的因素时，他们得出结论，在评估累犯的可能性方面，风险评估工具可能比人们更准确。
　　这项研究复制了达特茅斯的发现，这些发现是基于有限的因素。然而，在司法环境中可获得的信息要丰富得多，而且往往更加模糊。
　　这项新的研究解释说：判决前调查报告、律师和受害者的影响陈述，以及个人的行为举止，都会增加复杂、不一致、风险无关和潜在的偏见信息。
　　作者的假设：如果研究评估是在一个现实世界的框架中进行的，在这个框架中，与风险相关的信息是复杂的和嘈杂的，那么先进的风险评估工具将比人类更有效地预测哪些罪犯会再次罪。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将他们的研究扩展到COMPAS之外，包括其他数据集。除了达特茅斯研究中使用的五个危险因素外，他们还增加了10个，包括就业状况、药物使用和心理健康。他们还扩大了方法：与达特茅斯的研究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志愿者在每次评估后都不会被告知他们的预测是否准确。法官和法院系统中的其他人无法得到这种反馈。
　　结果：当人类没有即时反馈来指导未来的决策时，他们在复杂情况下的表现一直比风险评估工具差。
　　例如，COMPAS在89的时间里正确预测了累犯，而对那些没有对他们的决定提供个案反馈的人，这一比例为60。当提供多个危险因素并进行预测时，另一个风险评估工具准确地预测了80以上的累犯，而对人类来说则不到60。
　　这些发现似乎支持继续使用和未来改进风险评估算法。但是，正如斯基姆所指出的，这些工具通常具有支持作用。法官、缓刑监督官、临床医生、假释专员和其他决定刑事司法制度的人拥有最终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