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升起的一颗明星城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武汉的城市地名浓缩了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城市崛起于风云激荡的时代，自然地，城市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一段历史记忆被固着在文本典籍之外的物质载体——道路、街区上，并成为今天武汉市民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验证了克罗齐关于历史诠释理论的最著名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当代性不是一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 武汉是湖北省省会，地处长江、汉水的交汇处。武汉作为华中重镇，崛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清时期，汉口已经是繁盛的商业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开埠通商，使它跻身于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四大贸易商埠之列；19世纪末，张之洞经略两湖，把武汉作为其办洋务、兴西学的＂样板田＂，使武汉在20世纪初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基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机缘，这几者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把武汉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辛亥革命就在武昌爆发，一时之间，武汉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瞩目之所在。大革命时期，武汉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国民革命的风云聚会之地。抗日战争初，南京沦陷后，武汉一度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它作为领导抗战的中心再次被世界所。新中国成立后，＂九省通衢＂的武汉，在和平建设时期充当了经济建设的排头兵，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武汉城市地名的近现代色彩，主要是通过道路街区表现出来。武汉三镇城区道路系统根据其功能的大小，有＂道＂、＂路＂、＂街＂、＂巷＂、＂里＂等不同称谓。这些道路街区名称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有的名称历代相沿成习，呈现出连续性；有的受到社会生活的强烈影响，名称变更，带有时代赋予的特定涵义，表现为连续性的中断。其中，非连续性是绝对的，连续性是相对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实际上，很难找到完全没有发生改变的原生态地名），即便现在没有变，并不表明将来不变。就连续性而言，既包括未发生断裂的延续性，也包括较长时期连续进程中的短期中断。比如，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是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昌修建的最早的四条马路，解放后沿用，文革期间一度改作他名（红纺一至四路），后又恢复原名，这种连续性的短期中断，可以视为连续性。而非连续性也只是在一个时点上相对前一个阶段传统的断裂或习惯的打破，这个时点之后，也要保持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性，这个相对稳定的时段，也应当视为连续性。比如，大连路建成于民国初年的日租界时期，称为中小路，1946年命名为大连路，以后一直到今天，没有发生变动。大连路相对于有30多年的历史的中小路而言，是传统的断裂；就它自1946年到今天60多年相沿未变的历史而言，又体现传统的延续。这种从非连续性到连续性的横截面，即武汉城市地名带有近现代史的深重痕迹，正是我们要考察的对象。这一对象，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从主动的角度而言，近现代历史活动主体的活动影响、作用于社会生活，并投射到城市地名的变迁上；从被动的角度看，城市地名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大体而言，武汉城市地名浓缩的近现代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一、张之洞督鄂时期；二、辛亥革命时期；三、国民革命时期；四、抗日战争时期；五、和平建设时期。 一、张之洞督鄂时期 承接明清以来的传统商业优势，虽然＂汉口在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贸企业的兴办，都使汉口渐次有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但是，汉口开埠后，并没有取得像上海开埠后短期内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仅仅是商业一枝独秀，还没有形成近代工业格局。张之洞督鄂期间，是武汉早期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获得了飞速发展，一度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和中心。诚如张继煦所评价的，＂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张之洞主政湖北，兴厂矿、办学校、修铁路、练新军，实绩卓著，功德自在人心，也反映在城市地名上。这主要有两种情形。 其一，为纪念张之洞而命名。张公堤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之洞督鄂时所建。建成后，大大减轻了汉口水患，保障了一方安全，老百姓视为命堤。人们感怀张之洞的恩德，称此堤为张公堤。张公亭位于汉口中山公园，1934年修。为了纪念张之洞，人们把江城名园的亮丽景点命名为张公亭。紫阳路原名张之洞路，位于武昌老城区南部，东西走向，西起临江大道，东至武昌火车站。1936年命名为张之洞路，1967年改名工农路，1972年改名为紫阳路。洞庭湖小路，位于江岸区沿江大道中段西北侧，东南起沿江大道，西北止洞庭湖街。路成于清末民初，始命名南皮路，以纪念张之洞。张之洞是河北南皮人，人称其为张南皮。抗战胜利后改名为陈其美路，1955年改为洞庭小路。 其二，地名的变更，与张之洞的政治举措相关。方言街，旧街名。在今武珞路阅马场至首义路一段，原称东厂口正街。方言街的更名，是因为张之洞于光绪十七年（1891）办方言商务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将原方言商务学堂改为自强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自强学堂又改为方言学堂，并将校址迁往东厂口正街，人们就把东厂口正街叫做方言街。一、二、三、四马路，是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昌修建的最早的四条马路，分别按序数命名为一至四马路。解放后沿用，1967年改为红纺一至四路，1972年恢复原名。千家街，位于武昌区武珞路南侧，中山路西侧。1906年，张之洞为便于粤汉铁路武昌火车站的交通，在今炮校东大门附近千家街南口增辟通湘门城门，同时开辟此街，当时计划在这里安置千户人家，所以命名千家街。 二、辛亥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武汉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提升。汉口港的形成、京汉铁路的通车、对外贸易的激增、民族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得汉口跃升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城市；武昌作为湖北省城、湖广督署驻节所在、华中重镇，以及张之洞苦心经营的湖北新军，无疑加重了武汉的政治砝码。随着武汉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加上武汉地区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尤其是在湖北新军中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革命思潮的鼓荡，使得武汉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诚如有的学者所说，近代中国的＂两湖地区处在风云际会的漩涡中心＂，＂就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而论，确乎是发难于东南沿海，而收实功于华中腹地＂。武昌首义给近代中国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也投射在城市地名上。这有几种情况，其一，为纪念武昌起义而命名的地名。武昌为首义之区，首义和首义烈士是城市的骄傲，他们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为纪念首义和首义英烈的城市地名有：彭刘杨路、首义路、三烈士街、起义街、起义后街、永胜街、义烈巷等。其二，以纪念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而命名。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为了纪念这位辛亥革命的元勋，很多地名以他的名字或政治主张命名。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三民路、民族路、民生路、民权路等。此外，还有为纪念其他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而命名的地名。如蔡锷路、黄兴路、黎黄陂路(指黎元洪，其郡望是湖北黄陂)等。 三、国民革命时期 国民革命时期，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汉，掀开了武汉近现代史上光辉的一页。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也逐步移往武汉，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武汉作为红色首都而为世界瞩目。汉口英租界的收回、东征讨蒋、＂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八七＂会议的召开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和这座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武汉的城市地名，也记载了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反映这一历史背景的城市地名主要有两个特点。 其一，具有鲜明的反帝特色。北伐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中国工人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开展起来。在工人运动的高潮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英帝国主义为了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殖民权益，多次进行武装挑衅，千方百计地干涉中国革命。北伐军进军武汉时，英舰在汉口上游50公里处向北伐军开炮；1927年1月3日，英军水兵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武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收回英租界的反帝运动，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武汉人民取得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胜利 这一段历史记忆通过道路街区名称保存下来。江汉路是原江汉路和歆生路合并的。1923年江汉关建成后，改名为江汉路。从中山大道到解放大道的一段路原名歆生路，1927年，武汉人民收回了英租界之后，以路南端江汉关大楼这一特有的建筑物，将此路命名为江汉路。合作路汉口城区中部，东南起于沿江大道，经洞庭街、鄱阳街、胜利街、西北与中山大道相交。它原名界线路，因过去为英国、俄国租界分界线而得名。1927年，收回英租界后，更名为合作路。北京路，位于江岸区中山大道东南侧，东南起鄱阳街，穿胜利街，西北抵中山大道。路建于清末民初的英租界时期，1927年英租界收回后，命名北京街，1946年改名为北平路。1955年改为北京路。其二，反映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革命形势高涨的时代背景。模范路，位于江岸区解放大道中段北侧，东南起解放大道，西北至市第三十中学围墙。1926年大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常在这里搭台宣讲革命，听众踊跃，群情高昂，故称模范村，1967年改名红卫兵街，1972年改名模范路。黄浦路在汉口城区东北部，东起沿江大道，经中山大道、解放大道、建设大道、西止赵家条。1927年国民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曾在这里建立兵站。抗战胜利后，命名黄埔路，1967年曾命名抗大路。1972年恢复原名，改埔为浦，称黄浦路。 四、抗日战争时期 全面抗战之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失陷，武汉一度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陪都。这一时期，制定《抗战救国纲领》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旨在团结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的首届国民参政会都在武汉召开；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在国统区领导抗日斗争的领导机构——中共长江局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在这里实施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徐州失守后，国民党正面战场转移到武汉外围地区，号召＂保卫大武汉＂，组织了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武汉又一次成为国人、世界的焦点，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时代及其人物，以城市地名的形式被保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反映这一时期的城市地名特点主要有：大都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命名，文革期间一度改作他名，以后又恢复抗战胜利后所命之名。具体分两种情况。 其一，以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将士命名。刘家祺路，位于江岸区中山大道东段与胜利街之间。此路形成于民国初年，称为新小路，1946年重新命名为刘家祺路，纪念在忻口会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将领刘家祺。1967年改名红卫十一路，1972年改名锦州路，1985年复名刘家祺路。张自忠路、郝梦龄路、陈怀民路等也属此类，是为了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将士张自忠、郝梦龄、陈怀民而命名。 其二，纪念抗战胜利。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以复兴民族、勿忘国耻为命意。复兴路，位于武昌区蛇山中段，解放路南端以东。南北向，南起中山路新桥头，北止读书院。初名大朝街，抗战胜利后更名复兴路，取抗战胜利、民族复兴之义。1967年改名八一路，1972年复名复兴路。光华路、卢沟桥路等亦属此类。 五、和平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大规模的和平建设时期，武汉以其传统优势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国内重要的工业基地。＂一五＂期间重点建设了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械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锅炉厂等大型骨干企业，初步奠定了武汉工业的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基本形成了以冶金、机械、纺织为主，化工、电子、建材、医药、食品等均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交通事业方面的成就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为代表，它是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长江大桥的通车，使京汉、粤汉铁路连接，京广铁路贯通南北。这一段艰苦创业的历程，也被城市地名忠实地记录下来。 其一，用表达时代跃进的直观语词如解放、建国、新华、新生等命名城市地名，寓意民族获得解放、国家获得独立、人民获得新生。如解放大道、解放路、解放公园路、解放南路、新华路、新华下路、新华里、新生路、新生一里至二十一里、建国路、中华路、中华巷等。其二，城市地名反映出时代的主旋律——和平、建设。经历了长期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代表了人民的意愿，要求和平、民主、自由。以＂和平＂命名的地名有，和平大道、和平乡、和平街、和平巷、和平一至十四里等；以＂民主＂命名的地名有，民主路、民主一路、民主二路、民主街、民主一街、民主二街、民主三街、民主巷、民主一至十二里等；以＂自由＂命名的地名有，自由路、自由巷等。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时代的主题。建设大道、冶金大道、工业一至四路、建一路、建港路、建设一至十路、工人村以及因工人村得名的工人村一村至十六村、工人新村、生活村以及因生活村得名的生活一村、生活二村、生活三村等地名，反映出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时代背景。其三，城市地名还反映出时代的精神风貌——团结、奋进。新生的政权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他们在新的时代结成团结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有的以＂前进＂命名，如前进路，因前进路而得名的有前进一至五路；有的以＂劳动＂命名，如劳动街、劳动里、劳动巷、劳动新一村、劳动新二村等；有的以＂幸福＂、＂幸乐＂命名，如幸福一至十里、幸福村、幸乐村、幸乐一村、幸乐二村等；有的以＂团结＂、＂互助＂、＂合作＂命名，如团结路、团结村、互助巷、合作巷等；有的以＂工农＂命名，如工农、工农兵路、工农村、工农上村、工农下村等。此外，武汉城市地名对其他历史时段也有反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1923年，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的伟大政治斗争，由于军阀的血腥屠杀和镇压而失败，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牺牲。为了纪念＂二七＂惨案中牺牲的烈士，武汉人民建立了二七烈士纪念碑；还以＂二七＂命名城市地名，如二七路、二七小路、二七北路、二七横路等。红军长征途中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也以＂古田＂命名城市地名，如古田路、古田一路、古田二路、古田四路、古田五路等。 武汉城市地名有一个极为鲜明的特征：它浓重地打上了帝国主义殖民色彩，有的逐步清除，有的还至今残存。这种特征，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密切相关，尤其是武汉作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其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是高得令人咋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汉口成为通商口岸。汉口真正开埠通商是在1861年，先后有英、法、美、德等17个国家在汉口通商。这些国家为了维护、扩大其殖民利益，纷纷在汉口设立领事馆，建立租界。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压榨、政治统治、军事占领、文化渗透的基地。先后在汉口设立租界的国家有英、德、俄、法、日等国，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列强在武汉的租界才被全部收回。汉口租界，在武汉的近现代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灰色的一页。 武汉城市见证了这一段历史，并反映在地名上。这有两种情况： 其一，相当长时期使用带有殖民痕迹的名称，收回租界后或解放后更名，消除殖民色彩。例如：解放公园路，位于江岸区中山大道北侧。20世纪初，洋商集资在今解放公园处开辟＂西商跑马场＂，此路即跑马场前专供车马通行的道路。路成以后，以英商怡和洋行的大股东渣甸之名命名为渣甸路。1958年以解放公园在此路的东北侧，改名为解放公园路。山海关路、兰陵路、大庆街、华清街、岳飞街、胜利街等均属此类。 其二，地名体现尊重历史，但一定程度上残存着殖民时代的痕迹。比如：西马路，位于江岸区解放大道北侧，台北路与球场路之间。东南起解放大道，西北抵黄孝河东南岸边，后延伸到新华下路唐家墩路段。路分东南、西北段，东南段建于1924年前后，由华商修建万国跑马场后开辟而成，命名为万国马路。30年代，因此路处在英、德两国棒球场之西，改称西马路。1967年改名爱国路，1972年，复名西马路。分金街、马场路等也属此类。武汉城市地名浓缩了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应该说，不同时期的人类社会生活都会留下印迹，都会反映在文明载体上，包括在城市地名上。也就是说，武汉城市地名不仅反映了近现代史，而且反映了古代史、史前史。 但是，何以独近代史在武汉城市地名中表现得如此鲜明呢?笔者以为，个中缘由大致有三点： 其一，与观察者所处的历史方位有关。在整个中国历史中，近现代史与处在现时代的我们更为贴近。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而言，不是＂远山的呼唤＂，而是几乎触手可即。我们的祖辈、父辈，乃至我们本身就是这段的历史的见证人(当然不是全部，而是部分)。所以，当我们通过城市地名反观过去百余年的历史时，感受更为强烈。 其二，与武汉这座城市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开放品格有关。在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诸多论说中，冲击一反映模式曾经广有市场。其要点之一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需要外力的推动。对于其间的学理探究，学人多有论及；且这不是本文讨论的主旨，姑且置之不论。但需要说明的是，外力固然是武汉的现代化的动力之一，更重要的是，武汉的现代化有其内在的驱动力，具有＂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自身的变异性，以及这种变异所包藏着的奔往近代的必然趋势＂的特性。简言之，武汉城市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品格。在现代化过程中，武汉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欧风美雨＂，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吸收并创造性地转化西方的先进文明，体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开放姿态。19世纪末，武汉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充分挖掘本国资源，通过兴实业、办学堂、修铁路等举措，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后来居上，超过其他第一批开放的沿海、沿江城市，成为仅次于上海工商业城市和文教中心。这种开放的心态，使得它始终能引领时代潮流，处在不同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而备受。按照＂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之一的武汉城市地名，鲜明地反映了作为社会存在的近现代社会生活，即近现代史。 其三，与武汉在近现代史上的历史命运有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渗透逐渐呈现出从沿海而沿江而内陆的梯次态势。作为水陆交通要冲的武汉，更是他们觊觎的目标所在。为此，他们对武汉大力经营，把它作为西方列强向华中腹地伸展触角的前进基地。他们在武汉开商埠、设领事、建租界、建工厂、办银行、辟航道、修铁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强度介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深刻地改塑着武汉城市的面貌。换言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武汉渗透范围的不断扩大、程度的不断加剧，武汉城市越发远离传统而更加趋近于现代。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华殖民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英勇反抗的斗争史，侵略与反抗的交织，是贯穿于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这样，就使得武汉城市地名烙上了厚重的时代印迹。 来源：《中国地名》2015年第12期 作者：陈友乔 选稿：甄艺涵 编辑：汪晨云 校对：邬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