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简介（聂华苓，漂泊与归属）

　　聂华苓简介（聂华苓，漂泊与归属）2008年7月，聂华苓在北京出席回忆录《三生影像》座谈会。
　　人物简介：
　　聂华苓，1925年生于湖北武汉，1949年迁居台湾，后定居美国爱荷华。1967年与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迄今共出版中、英文及其它文字作品22本，代表作有《翡翠猫》《桑青与桃红》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聂华苓12岁，成了流亡学生。她和同学们一起唱着流亡歌曲《松花江上》，歌词里那句流浪、逃亡，逃亡、流浪，竟成了她前半生的主旋律。
　　1949年，聂华苓24岁，带着家人迁往台湾。到达台北的那天，碰上台风。狂风呼天抢地哀嚎，薄板房子震得咯吱响，随时要裂开的样子。
　　1978年，聂华苓53岁。离开大陆29年后第一次返乡，她和家人几经周折前往诗人艾青家中拜访。她迎着日暮的夕阳，沿着窄窄的胡同往里走，胡同的另一头，艾青焦灼地站在门口等待。走近些，艾青看着她说：怎么现在才来？
　　2015年，聂华苓90岁，关于她人生的纪录片在武汉首映。这位著名作家、翻译家，因为和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下称国际写作计划），为全世界中文作家与国际文坛的接轨提供了平台，在华人世界享有极高声誉。镜头之下，她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承载了她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一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
　　北京时间6月6日23点，《环球人物》记者拨通聂华苓的电话时，大洋彼岸的她刚刚迎来周末的清晨。
　　在低谷中迎来曙光
　　90年前，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聂华苓出生于湖北武汉。因为父亲聂洗的桂系身份，1929年桂系失势后，聂华苓随家人躲避到汉口的日租界，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她爱呆在家里听父亲母亲讲外面的花花世界，也会溜进门房听听差们讲那些直系、奉系、皖系的军阀，以及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军阀打来打去，本来是朋友的，不知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仇人；本来是仇人的，一下子变成了朋友，结合起来打别人在自传《三生影像》中，那个乱世也因为聂华苓的笔触变得鲜活起来。
　　聂华苓11岁那年，父亲去世。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刚考入湖北省立一女中的聂华苓和同学们一起排山倒海地参加抗日活动。初中毕业后，她辗转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后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并和同学王正路结了婚。
　　1949年，聂华苓拖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冒着台风到达台北，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段落。她加入雷震和胡适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以本名写散文和小说，并受到雷震的赏识，成为编委会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女性成员。
　　那时的台湾文坛，反共八股盛行，聂华苓却偏偏关注政治框架以外的纯文学作品。在她的主持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还有柏杨的小说、余光中的诗，一篇一篇在《自由中国》发表出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命运的捉弄却并未消停1960年，言论开放的《自由中国》遭国民党当局封闭，聂华苓的家门外一直有特务徘徊，接着是母亲去世，她和王正路的婚姻也陷入无救状态。聂华苓遭遇了生命的低谷。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生命的曙光出现了。这道光，便是安格尔。这个著名的美国诗人，曾被约翰逊总统聘任为美国首任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并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1934年，安格尔创办面对美国年轻作家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并将它打造为全美最有声望的写作工作坊。
　　1963年，在欢迎安格尔访台的酒会上，55岁的安格尔与聂华苓不期而遇。在读过聂华苓的短篇小说集《翡翠猫》后，再见到作者本人，他对这个灵巧的女子着了迷，忍不住发出邀请：你想去爱荷华吗？
　　1979年初秋，萧乾（左二）受邀来到爱荷华，聂华苓（中）和安格尔特意举行了中国周末。
　　1972年，聂华苓和安格尔在红楼后园荡秋千。
　　后半生的牵绊
　　1964年，聂华苓接受安格尔的邀请，从台湾来到爱荷华。3年后，国际写作计划诞生。1971年，他们结婚，把家安在爱荷华河边的小山上，取名红楼。聂华苓的流浪至此才真正结束，而安格尔和国际写作计划，成了她后半生的生活重心。
　　作家汪曾祺曾说聂华苓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说的就是国际写作计划诞生的前因后果。但当《环球人物》记者拿着这12个字问起当时的情况，聂华苓哈哈大笑：其实也算不上完全的心血来潮，是经历积累到那个阶段了。
　　一次泛舟爱荷华河的时候，安格尔提起退休的打算，聂华苓突然建议：你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你这个想法有点疯狂！安格尔说。你试试吧！面对聂华苓的坚持，两人又聊了许久，安格尔最终承认：倒是个有趣的想法。
　　就这样，从1967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二三十位外国优秀作家受邀来到国际写作计划。交流时间起初是半个学年，后来出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考虑，调整为3个月，人数渐渐变少，但越来越精。在爱荷华，作家们可以完全自主地写作、讨论、参观、旅行。至于每位作家几千美元的经费，最初由她和安格尔自筹，后来得到一些基金会、学术机构甚至美国国务院的资助。
　　安格尔曾主持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22年，培养了不少有名的美国作家。他开玩笑：猎狗闻得出肉骨头，我闻得出才华。聂华苓和他大概是一类人。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是在1985年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当时，他刚33岁，出版了两部小说，名气还不是很大。聂华苓记得他很沉默，也很少参加组织的活动，几乎通宵写作。中国作家莫言也是在获诺奖前8年接到的邀请。
　　1981年，埃及和以色列正在开战，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这两个国家的作家。在爱荷华一见到彼此，他们就互掷酒杯，破口大骂，可几个月过后，离开爱荷华时，他们在机场抱头痛哭。
　　就这样，40多年中，1400多位来自70多个国家的作家来到爱荷华。用中国作家刘恒的话说：这是一个缩微的世界。它融合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人，也创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交流方式。1976年，聂华苓和安格尔被24个国家联合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聂华苓也一直没有停止写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一朵小白花》，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等作品。
　　我们这一刻在一起
　　大陆作家真正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作品好、会英语又出过国的萧乾，成了他们的第一个邀请对象。
　　那年初秋，聂华苓和安格尔特意举行了中国周末。在彼此隔绝了30年后，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的20多个华人作家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中国文学。聂华苓记得，每个人都抓着萧乾谈话，仿佛抓着的是故乡的泥土。萧乾应接不暇，却一直微笑着。也是在那次讨论会上，她说：我们不是来交锋，而是来交流，来互相了解、互相认识的。今天不可能得到任何具体结论。我们这一刻在一起，这就是结论。
　　萧乾之后，丁玲、艾青、王蒙、刘宾雁、茹志鹃、王安忆、汪曾祺、余华、苏童、毕飞宇等大陆作家，郑愁予、白先勇、林怀民、蒋勋、陈映真等台湾作家，以及董启章、李怡等香港作家，先后来到爱荷华，通过国际写作计划与各国作家交流。聂华苓选人的标准只有3个字：作品好。爱荷华大学的图书馆、芝加哥图书馆等，都是她借阅中国文学作品的宝库。读过了，觉得好，就和这位作家朋友取得联系，发出邀请。
　　丁玲是在1981年来到爱荷华的，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她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丁玲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像个天真的小女孩。她和丈夫陈明住在山下的五月花公寓，聂华苓夫妇住在山上，散步10分钟就到了，4个人常一起坐在小院的台阶上谈天说地。
　　丁玲在爱荷华碰见了蒋勋。她对他又喜欢又好奇，喜欢的是他这个人，好奇的是他从台湾来的。她总是笑眯眯地望着他。那时候，两岸还没有来往。同样来自台湾的林怀民也说：来到国际写作计划后，我才发现原来世界是可以这样自由的。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你开始摸索，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安忆是在1983年跟着母亲茹志鹃来爱荷华的。在聂华苓眼中，这对母女的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如同她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王安忆是历年在爱荷华活动最多的中国作家，和美国年轻人接触最多。活动之余，她会参加中国作家的聚会。她比大部分中国作家都洒脱，摆脱了很多牵牵绊绊，能独立地去看外面的世界。
　　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1988年，聂华苓和安格尔退休。1991年，他们获得波兰政府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那年3月，他们兴冲冲地准备去领奖，可安格尔倒在了芝加哥机场，再没有回来。
　　没有安格尔的日子，聂华苓的生活似乎是老样子，很生动，很丰富。但回想起来，只是一片空白。工作却并未停止。一位匿名人士向学校捐来50万美元的赞助，指明供聂华苓为爱荷华大学运用。我用它来邀请中国作家。近十年，每年一位中文作家的费用，都是用这笔钱的利息支付的。
　　聂华苓不再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活动，但仍会将到访的中国作家请到红楼喝茶，或到外面共进晚餐，与他们聊文学、中国，还有人生百态。我用中文写作，却和中国离得很远。这个距离，让我对人对事都更客观，这在邀请作家时很有必要。但作家的生活不需要这种距离。作家就应该近距离地感受生活，然后将这种感受写入作品。聂华苓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很难将某个时代的作家与另一个时代的作家相比较，但成长的土壤对作品有很大影响，大陆作品有本土气息，有它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在其中；台湾的文学是内向的，属于岛屿文学；香港是中西都有，所以我说真正好的中文作品多半出自本土，它有深厚的根在那里。
　　聂华苓自己的根，深深扎于大陆，在台湾长出了挺拔的枝干，最终将生命的枝叶散开在爱荷华。她已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安格尔的墓碑上。那块黑亮的大理石碑的背面，刻着安格尔的一句话：我不能移山，但我能发光。